易棉阳

（湖南工业大学 商学院，湖南 株洲412007；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41002）

一、经济史学成果的三种类型

经济史、经济思想史、法律史、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教育史等七个学科，具有史学性质但又不属于史学门类。这些学科一般被称之为交叉学科，不过，惟独经济史学科自产生以来，就存在经济学家的经济史与历史学家的经济史之争，法史学界、党史学界、教育史学界、民族史学界很少看到有类似的争论。经济史学界出现这种争论，个中原委值得玩味，但最为重要的可能是在方法论上，经济史之外的带有史学性质的交叉学科一般没有自己本学科的研究方法，大多是运用史学研究法。因“经济史学是过去时期的应用经济学”[1]，这就决定了经济史研究除运用历史研究法之外，还必须运用经济学研究法，如研究产业经济史必须运用产业经济学理论，研究金融史必须运用金融学方法，单纯的历史学方法无法深入研究上述的经济史命题。经济史研究一旦运用经济学研究方法，从中往往可抽象出经济学理论甚至形成理论流派，最典型的就是新制度经济学。

因研究方法的不同，经济史学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也不同，可归纳为三类。

第一类是实证性经济史。从学科产生顺序看，历史学远早于经济学，最初的经济史归属于历史学，至今，经济史与政治史、文化史一样，仍是历史学中的一种专门史。由于经济史是历史学中的专门史，作为历史学基本研究方法的实证主义自然成为经济史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所以，纯粹运用历史学实证研究法的经济史研究成果属于实证性经济史。

第二类是分析性经济史。经济史研究2000多年前就有，如《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和《汉书》中的《食货志》，但经济史学成为独立的学科却是在19世纪末。经济史成为独立学科主要是因为经济学发展的推动而非历史学发展的推动，或者说，是因为经济学家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经济史而使得经济史学成为独立学科。经济学成为独立学科后，一批同时兼具经济学和历史学专业素养的学者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经济史，此类研究成果不再突出历史实证主义，强调理论与方法，属于分析性经济史。

第三类是经济史论。经济史论不同于实证性经济史与分析性经济史，不以经济史实为直接研究对象，主要是从实证性经济史与分析性经济史中进行理论抽象，经济史理论抽象属于经济史论的主体部分。此外，以经济史学科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也属于经济史论。

实证性经济史的功能是通过归纳经济史料描述经济历史，使人们准确地认知经济事件，尽量还原历史真相。分析性经济史的功能是运用某种经济理论或方法研究经济历史，从中抽象和提炼出经济规律，以利于人类对经济历史和现实作深入的理性思考。经济史论的第一个功能是从长期的经济发展规律中抽象出经济学理论，第二个功能是对经济史学科本身作抽象的理论研究，如“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叙述方法、理论、历史、学派、相邻学科、分期标准等等”[2]。由此看来，三类经济史学成果之间存在一个层层递进的关系：实证性经济史是分析性经济史的基础，分析性经济史又是经济史论的基础。

西方人擅长于逻辑推理，东方人注重事实论证，这是东西方人在思维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在东西方经济史学界有很明显的表现：西方经济史学者比较注重研究经济历史规律和经济理论抽象，其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分析性经济史和经济史论两种类型，诺斯的《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是其代表性著作；中国经济史学者非常注重经济事实考证，在考证过程中部分经济史学者也注重运用理论与方法进行分析，中国经济史学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实证性经济史和分析性经济史，尤以前者为重，梁方仲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汤象龙的《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年）》、傅筑夫的《中国封建主义经济史》是其代表性著作。

二、赵德馨教授的经济史学研究

（一）赵德馨教授的经济史学观

郦家驹在《追忆钱宾四师往事数则》中提出“中国学问主通而不主专，中国学术界贵通人而不贵专家”，郦氏观点尽管有失偏颇，但自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之后，“主通”始终是历代史家的追求，古代有皇皇史学巨著“三通”和“续三通”①，民国至当代的史家如梁启超、陈寅恪、钱穆、梁方仲、范文澜等也以“通”贯于其史学研究②。赵德馨教授治经济史已达60年，以“通”为目标，为此孜孜以求，筚路蓝缕。赵德馨教授认为历史是不可割断的过程，具有连续性，“历史过程中的任何事物，特别是经济领域内的事物，都是渊源有自，延留后世”，因此，研究经济史，“必须前后联系起来看，若孤立地看，便不容易把握，往往出错”[3]。经济史研究中的“通”具体表现为什么？赵德馨教授认为体现在时间、空间、经济三个方面，即：时间上通古今，空间上通全国，经济上通国民经济内部的各个部门、各个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他把上述三方面概括为经济史研究的“三通”：纵通、横通和内通。在他看来，坚持“三通”经济史学观有两重好处，一是“看问题便自然地有一种历史感与全局感”，可以帮助研究者深刻理解研究对象的历史方位、地域方位与经济方位，深刻阐释研究对象出现与消失的必然性等等；二是“通能知远，通则识高，把中国经济史搞通了，有可能抽象出大理论”[3]。

赵德馨教授求“通”又主“专”，他认为“专”与“通”的关系是：通以专为基，专为通服务，为更好地“通”，他对先秦两汉商业货币关系史、太平天国财政经济史、当代经济发展史做了细腻而又深入的专题研究。无论是对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来说，还是对经济史研究者个人来说，都应该把主要力量放在专题研究上，因为“专题研究是经济史学科发展的动力与基础”[3]。赵德馨教授认为：“不必人人都去求通，但人人都要有点通的知识，以便知道所研究专题对象的前后联系，前因后果，左右关系，使研究的结论能符合历史进程的实际，准确全面，臻于科学。”[3]

（二）赵德馨教授的经济史学研究成就

求“通”又主“专”的经济史学观决定了赵德馨教授的经济史学研究成果琳琅满目，样样俱全。既有精心考据的实证性经济史，又有深入剖析的分析性经济史，还有缜密抽象的经济史论。

1.实证性经济史

赵德馨教授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经济史学家的杰出代表。他19岁涉足经济史，1953～195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经济史学研究生，师从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尚钺教授和傅筑夫教授，接受了系统的中国经济史理论与方法训练。经济史学科的特性决定了经济史学者的研究路径是先做历史实证研究，在掌握了扎实而宽广的经济史实之后再做分析性研究，最后才是经济史理论抽象。赵德馨教授是这条研究路径的杰出践履者，在20世纪50～80年代，他主要做经济史专题研究，研究的时段贯通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撰写于20世纪50年代的《两汉的商品生产与商业》，该文长达7万余字，利用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数百件，对两汉各种生产部门、各种经济形式的生产性质及其与市场的联系及各阶层对商品的需求、商业利润获得的方式和来源，等等，进行了详尽的刻画，文章还详细描述了两汉商业发展变迁的全过程，该文给读者展示了一幅完整而真实的两汉商品经济画面。李根蟠教授认为“这篇文章是50年代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4]。积赵德馨教授40年之功的《楚国的货币》，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楚国货币的专著。该书内容包括楚国货币的起源和演变，金币的币形、币文、流通和性质，银币、铜币、布币等其他货币形式，楚国货币的文化特色和历史作用等。“书中的各个章节，特别是作为全书主体的第二至第十章，完全是在史实资料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历史文献资料、考古发掘的文物资料以及古人和今人的著录考索成果均相当丰富。”[5]赵德馨教授积累了数千万字的太平天国财政经济史料，经过艰苦的史料爬梳、考证，他在20世纪80～90年代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顶尖学术期刊发表了系列高水平的太平天国财政经济学术论文，主要有《论太平天国的“着佃交粮”制》、《论太平天国的城市政策 》、《论太平天国实行的土地政策》等，这些论文迄今仍代表着国内研究太平天国财政经济的最高学术水平。赵德馨教授所撰写《黄奕住传》是国内学术界第一部系统研究黄奕住的学术专著，在民国时期众多民族资本家中，黄奕住只是一个取得了光辉业绩的凡人，为凡人立传，最大的难题是史料搜集，为最大限度发掘史料，赵德馨教授除了广泛搜集文献资料外，还四下厦门，进行田野调查，搜集口碑资料，在写作中坚持所写必有所据，无据之事，宁缺待补的原则，历时12载，写出了一部还原历史真貌的传记。赵德馨教授主编的《张之洞全集》，共1 275万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庄建平认为《全集》“断句准确，编次有序，校勘精审”，“在当今的清史版全集中，是绝无仅有的一部专题史料汇编集。”[6]（P310）

2.分析性经济史

赵德馨教授认为，研究经济史学科中绝大多数问题要兼用历史学方法与经济学方法，至于孰重孰轻则取决于经济史学的研究目的，“如果就经济史学研究的根本目的不在于重现经济生活演变过程，而是通过分析这个过程以揭示经济生活演变的规律，而揭示经济规律必须用经济学方法这个角度而言，在经济学方法与历史学方法结合的模式中，经济学方法是其主要的一面”[7]（P73）。20世纪80年代以来，赵德馨教授的研究重点是中国经济通史，在求“通”中探寻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为此，他较多地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经济史。赵德馨教授主编的十卷本《中国经济通史》，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经济史，是中国迄今第一套具有经济学味的大部头经济通史。赵德馨教授是国内最早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学者，因当代中国经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已高度融入世界经济潮流，政府宏观经济调控广泛地运用国际上通用的现代经济调控手段，宏观经济核算使用国际上通用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企业改革改制广泛吸取西方企业理论与经验，等等，正因为中国经济已经高度融入世界经济潮流，中国经济改革方案的设计充分吸取了西方经济理论，或者说，中国经济改革本身就是在经济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这就决定了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必须要娴熟地运用经济理论，如研究国企改革史必须运用企业理论、研究证券市场史必须运用金融理论、研究产业经济史必须运用产业经济学理论，等等。赵德馨教授主编的已出版的5卷和即将出版的第6卷《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就是运用经济理论与方法研究经济史的典范。赵德馨教授所著的《中国近现代经济史（1842～1949）》，全书以经济现代化的两个层次——市场化和工业化为主线，以经济现代化理论分析近现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赵德馨教授还撰写和发表了大量的分析性经济史专题论文，代表性论文有：《中国历史上城与市的关系》、《中国市场经济的由来——市场关系发展的三个阶段》、《1949～2002年：走向共同富裕的两条思路及其实践经验》、《1842～1984年湖北省经济管理演变的轨迹》、《论商兴国兴》、《关于中国经济史上的经济增长方式》。

3.经济史论

经济史论的第一个方面是从经济史实中抽象出概念、范畴和理论，赵德馨教授称其为经济史通论。他认为：“从严格的意义上说，经济史学研究就是对生动、复杂、变化的经济历史进行理论概括，研究者的科学研究能力主要表现为这种概括能力，纯粹摆材料或仅叙述历史过程的著作，有其存在的意义与作用，但它们只是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而非研究成果的最终形态。”[8]赵德馨教授在研究经济史问题的基础上，抽象出了许多新观点和新理论，如经济现代化两个层次及其相互关系理论、互补经济论、商兴国兴论、过渡型经济形态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史的“之”字形道路理论、中国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生产关系的嫁接型与生产力的移植型相结合的理论，等等。赵德馨教授所提出的理论因立论坚实、逻辑严密，对经济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如“之”字形道路理论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民经济发展、部门经济发展，甚至对微观经济主体变迁都具有解释力，笔者曾运用“之”字形道路理论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信用社的发展轨迹。再如，运用经济现代化两个层次及其相互关系理论来分析中苏两国经济现代化道路，就会发现，苏联经济现代化之所以没有成功，原因在于走的是不以市场化为基础的经济现代化道路，这是一种跛行的现代化道路，不可能成功。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现代化是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工业化，市场化与工业化齐头并进，故而能获得成功。经济史论的第二方面是以经济史学科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赵德馨教授称其为经济史概论。从20世纪50年代起，赵德馨教授就开始思考经济史学的对象、功能、理论、方法、历史等问题，经过半个世纪的研究，赵德馨教授2009年出版《经济史学概论文稿》，该书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史学理论框架，系统地回答了经济史学是一门怎样的学问和怎样研究这门学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吴承明对该书予以高度评价，认为“此书乃创见”[6]（P332）。

三、思考与启示

赵德馨教授被同行誉为“经济史坛一通才”，笔者理解，这里的“通”指的是“通古今”。实证性经济史研究纯粹运用历史学实证研究法，此类研究成果自应属于历史学范畴，在实证性经济史方面有突出成绩可称为历史学家；分析性经济史研究兼采经济学方法和历史学方法，此类成果既描述历史又分析规律，属于经济史学范畴，在分析性经济史方面有建树便是经济史学家；经济史论是从实证性经济史和分析性经济史中抽象出经济学理论，属于理论经济学范畴，在经济史论上有贡献就是经济学家。赵德馨教授在三方面都有突出成就，是当之无愧的历史学家、经济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从这一点上讲，赵德馨教授堪称是中国经济史学界的“全才”。

欧元之父、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曾对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水准有过这么一个评价：经济数学和计量经济学，他给中国同行打A，宏观经济学的打分不超过B，而经济史的研究水准则只够C[9]（P6-7）。经济数学、计量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是舶来品，起步晚，经济史是中国的传统学科，本有较深的学术积淀，中国经济史学科的研究水准应走在计量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前列，但为何在国外学者的眼中，中国经济史学的研究水准只够C等级呢？个中原因值得深思，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经济史学界“通才”和“全才”太少，绝大多数研究者属于偏重于实证性经济史的“专才”，就中国经济史学范式而言，“基本上还是以史学范式为主导，目前的经济史学家大多还没有习惯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10]（P8）。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史学研究成果主要是实证性经济史，分析性经济史成果较少，至于经济史论类研究成果则更是少之又少。如果承认经济史是经济学的经济史的话，那么，经济史不仅需要实证性成果，更需要分析性和史论类成果，这就要求，经济史学研究者具有“通”和“全”的学术素养。赵德馨教授为中国经济史学界树立了好的榜样，赵德馨教授60年的学术耕耘，为中国经济史学研究探索出了一条道路，也指明了努力的方向，这是赵德馨教授给中国经济史学界做出的一个重大贡献。

注释：

①“三通”系指唐朝杜佑的《通典》、宋朝郑樵的《通志》、元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续三通”系指《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续三通”均由清代嵇璜、刘墉等奉乾隆敕撰，纪昀等校订。

②如钱穆认为，研究历史如果不通，下笔即错；范文澜认为研究历史要追求“三通”：一是“直通”，即搞清楚某事物的发展过程，二是“旁通”，即搞清楚某事物与其他事物的横向联系，两者的结合为“会通”。

[1]陈振汉.西方经济学史学与中国经济史研究[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1）：3-7.

[2]赵德馨.经济史学科的分类与研究方法[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1）：122-125.

[3]王玲.求通——访问赵德馨先生[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3）：161-164.

[4]李根蟠.赵德馨教授经济史研究的特点[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4，（4）：115-116.

[5]张家骧.对货币早期规律的钩沉与求索——读赵德馨著《楚国的货币》[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1998，（6）：27-28.

[6]屈演文，苏少之.赵德馨与中国经济史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7]赵德馨.经济史学概论文稿[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8]赵德馨.经济史学科的发展与理论[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1）：13-17.

[9]冈崎哲二.经济史上的教训[M].何平，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10]高德步.世界经济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