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强

科举文体本来是科举考试的重要载体形式，在分科治学的视野下，相关研究不免有游离科举制度运作及其变更之嫌。近年来，关于晚清科举改革史事的研究日趋拓展，对制度运作的认识不断深入①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在此基础上，科举场次及选才取向的变动如何影响文体格局及其流变的问题凸显出来，展现出可以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清朝集历代科举考试经验之大成，不仅完善了政令举措与衡文标准相辅相成的机制，而且正式将“厘正文体”定为政书的专门义例。然而，清代各类政书有关前期厘正文体政令的资料比较翔实，而对清后期政令与举措的记载比较匮乏。如完成于光绪二十五年的《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关于嘉庆以后的“厘正文体”政令，仅有一条而已。因此既有成果对于晚清科举文体问题，较多注重时人对八股格式的批判，以及要求废除八股、改策论的主张②晚清四书文流变情形，各类探讨晚清科举问题的论述均有不同程度的涉及，专论如卢前《八股文小史》(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年) 对晚清四书文的流弊曾有分类的概括，黄强《八股文与明清文学论稿》(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总结了八股文退出历史舞台的因素，汪小洋与孔庆茂合著的《科举文体研究》(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 、孔庆茂《八股文史》(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年) 从流派入手探讨了晚清四书文的风气。整体的研究状况仍然集中于清前期。原因在于，晚清以前的四书文或称八股文的文体形态与厘正文体的政令，由于《钦定四书文》、梁章钜《制义丛话》及官修政书等对四书文的渊源正变、掌故、政令均有大体的梳理，研究者在此基础上较易做深入探讨。晚清既无《钦定四书文》及《制义丛话》之类专门梳理当时文体流变与掌故的专书，所修政书有关厘正文体的政令的内容也较多缺漏，故而不易深入。。受此影响，有些认知甚至将此放大为晚清科举文体研究的整体问题。

如果说嘉道以守成为主，每每视前朝定制为取舍，较少出台厘正文体的新政令，那么咸同以后的大变局之下，调整科举三场文体与求取真才的呼声日益高涨，并不缺乏新的主张与调整。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梳理晚清科举文体及相关问题的讨论，不仅避免只就科举文体本身立论，能够从整体上把握晚清科举文体的纠葛所在，而且可以具体揭示科举文体的场次偏重与选才取向的紧密联系。

一、求真才、重实学与科举二三场

剔除科场流弊，求取真才实学，始终是清朝厘正科举文体的旨趣所在。问题在于，晚清内忧外患的大变局之下，朝野上下关于“真才实学”的观念逐渐发生变化，甚至出现分歧。因此，时人对于选取真才、反映实学的载体——科举场次及其文体的看法，也发生了改观。

清朝统治者重视义理之学，以四书作为选拔真才实学的首要标准。因此，清代科举考试选拔人才“首重头场四书文三篇，士子之通与不通，不出四书文之外”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1 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935 页。，以此作为选拔真才、衡量实学的不二法门。这与近代的选才标准和观念有着巨大差异。除了便于当时考官衡文阅卷的原因之外，还与王朝用人行政的特点有着紧密的联系。由于古代中国较早形成疆域辽阔的国家，却又缺乏支撑庞大官僚体系的经济基础，因此在设官分职与用人行政方面不以多而繁取胜，而是以治人之人驾驭治事之才，即以作为道德楷模的官员驾驭通晓刑名钱粮的幕宾与吏役。

然而，幕宾与吏役在官僚体制中处于边缘地位，“以律讲授，而无进身之路，故徒资为利而已”②孙延钊撰，徐和雍、周立人整理：《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年，第47 页。，势必滋生诸多弊端。针对这些问题，时人以为要么纳幕宾、书吏入职官，要么援引讲习律例等风气入科举。

道光十五年(1835)十月二十八日，浙江道监察御史易镜清提出重视与变更乡会考试第三场策问的建议，将现行律例定为第三场策问的必考内容，以增强选才的实用性。他指出:“朝廷开科取士，原期得明体达用、博古通今之儒，方足以资治理”，可是选才取士偏重头场四书文，故而士子平日之诵习，父师之训授，“无非揣摩风气之为供弋取科名之具，于政治、律例诸书全不寓目”，通达治事者甚少。这些士子一旦通籍入仕，面对刑名钱粮诸事不免茫然，举凡案牍填委无不委诸幕宾、书吏，若“劣幕欺其不知，愚弄颠倒，暗勾门丁书役，得贿卖批，无弊不作，加以刑招朦蔽，讼棍把持，留狱枉断，每由乎此”③《浙江道监察御史易镜清奏为敬陈三场试策请将律例一并发问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档号：04—01—38—0149—047；《浙江道监察御史易镜清奏为请将三场试策改问律例事》，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3665—015，缩微号：253—0226。。

易镜清认为，要改变士子“所习非其所用，所用非其所习”的状况，至少需要变革科举第三场文体的考试内容，从而引导士子熟谙《大清律例》等内容。他提出，乡会试“三场策问，共有五道，以四道论古，则其学识底蕴已自可见，拟请酌以一道，专取现行律例发问”，令应试士子详细胪陈，一一条对，自可考察应试士子的“刑名经济”。如此，则士子平时讲习律例有素，入仕后自然不为幕友和书役所欺蒙④《浙 江道监察 御史易镜 清奏为敬陈 三场试策 请将律例 一并发问 事》，中国 第一历史 档案馆藏 ，宫中档朱 批奏折，档号：04—01—38—0149—047；《浙江 道监察御 史易镜清奏 为请将三 场试策改 问律例事》 ，军机处 录副奏折 ，档号：03—3665—015，缩 微号：253—0226。。

对于易镜清的主张，礼部诸臣并不以为然，称“国家设科取士，责以报称者甚多，不独在理刑一端”，若于士子进身之始即责以名法之学，要么剿说雷同，不能真正有裨实用，要么“真心讲贯者，亦必荒其本业，旁及专家，以法律为诗书”，更易启士习之不端，关防之不密的端由，从而驳斥了易镜清的建议⑤《宣宗成皇帝实录》卷273，道光十五年十月甲申，《清实录》第37 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第217 页。。

几年后，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失利，被迫签订城下盟约。在此背景下，道光二十三年(1843)二月二十八日，两广总督祁 再次提出变革乡会试第三场策问文体的建议，以选拔能够应对时局的实用人才。他指出，乡会试第三场试以策问，“主司果于是取人，士子果于是考究，本足以觇实用”。可是科举考试专重头场的四书文与试律诗，“士子以后场无足重轻，漫不经心，相率流为剽窃抄袭，邀幸进身”，至任官后，“止论钱谷簿书，而不知经济”，“猝然有事之秋，所学非所用”，犹如“不识药性医方而责以卫生切脉，不习规矩律吕而责以制器和音”，实难奏效。

他以为改变这种局面，只须“于奉行成法之中，微寓变通考选之制”，请将乡会试第三场的五道策问，改为五门发题:“曰博通史鉴，曰精熟韬钤，曰制器通算，曰洞知阴阳占候，曰熟谙舆图情形。”这涵盖了今日所谓的历史、军事、制造、数学、天文、地理等学问，“史学则于古今成法无所不赅，最征器识，其余四门若兵书则详水战之阵法，图志则通外域之夷情，并足裕远谟而操胜算”。至于报考及衡文程序，可令士子仿照从前报考本经之例，分别填注报名应试，“考官仿元人经疑，以两书异同设作问题，果能贯通阐发而首、二场文艺尚属平顺者，即一律中式”①《两广总督祁 奏为选拔真才请变通考选制度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806—020。。

这个变通方案既反映了鸦片战争后对新式人才的渴求，也表明在变革科举文体方面有着明显的融通:第一，改三场策问为五门，供士子认报一门，反映出对专门化人才的需求;第二，策问仿照经疑文体发问，体现了策问在文体形态方面的改革;第三，士子能于第三场贯通阐发，而首、二场文艺尚属平顺，即一律中式，表明了偏重三场而不专重首场的选才趋向。不过，这并没有得到清廷的认可。

道光、咸丰年间内忧外患的时局令清朝上下开始反思求才的取向与途径，尽管言人人殊，但在注重真才与实学方面尚能达成共识。这一共识落实在议改科举场次层面的诉求，便是“三场并重”的呼吁与强调。

同治帝即位后，清廷下诏求言。同治元年(1862)二月二十四日，吏科给事中吴焯不避“乡会试年不准条奏科场事务”的成例，在应诏陈言中直指清朝科场取士的弊端，先称“任事需才，而欲干济得真才，必使造就者悉归真学”，继而对三场科举文体及流变逐一评点:“首以四书文，用觇学识也，而移步换形，亦以幸中久，遂习为空腔。次以经、策用觇底蕴也，而首场幸中，经、策但能敷衍，虽空疏者，亦以充数。”这仍是批评科场专重首场文体，忽视二三场文体的风气。

不过，吴焯并不主张废八股或四书文，甚至以为“制艺取士，今不可废”。至于改善之法，可“于二场五经专取有关实义者，以觇所学;三场策问取时事之切要者，如理财、治兵等问之”，并重三场文章。如果二场五经文与三场策问空疏剿袭，头场四书文与试律诗虽为佳作，也不得取中。科举考试如是运作，“必能得真才”②《吏科掌印给事中吴焯奏为造就真才悉归实学等敬陈管见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4680—018，缩微号：339—2619。。

三月十五日，礼部尚书倭什珲布等人遵旨复奏，认可科举考试“亟须崇尚实学，力挽颓风”，请饬谕乡会试责成考官详加校阅，“头场四书文以清真雅正为宗;二场经文取其有关实义者，若敷衍成文，概弃弗录;三场策问以经史与时事分问，使贯串古今、通达治体者，得以敷陈政事得失利弊以及筹饷用兵之道”。此外，礼部还针对各省学政考试题目割裂的现象，重申“各省学政及府州县学各官务当恪遵功令，所出试题不得割裂小巧，牵连无理”。至于试律题，也不得引用僻书和私集③《礼部尚书倭什珲布等奏为遵议给事中吴焯奏请造就人才悉归实学一折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4996—029，缩微号：380—0152。。

其实，科举考试并重三场而非专重头场的政令，不过是清朝重申旧令的老生常谈罢了。这类政令从道理上讲并没有问题，可是所要扭转和针对的，恰是科举考试实践中形成的专重头场的积习。因此，政令实施的成效，主要取决于执掌文衡的乡会试考官与各省学政。

时人已注意及此，先后有言官建议乡会试考官与各省学政，在衡文校士时务必三场并重。同治十一年(1872)十一月十二日，陕西道监察御史吴凤藻在奏折中称，乡会考试定例三场，“原并重也”，但是试官沿袭积习，“有首场中式，二三场不复细阅者，并有首艺中式，二三场无大谬即在必取之列者”。“岂知绩学之士每攻二三场:二场足觇经术，或才华卓越，或考据精详，学力之厚薄，根柢之浅深以及精神之充乏，均于是乎见;三场足觇经济、天文、地理、礼乐、兵刑、钱谷诸端，在在有娴习者。”因此，他请旨宣示中外，“凡与衡文之任者，务当逐场校阅，振起全神，三场并重，勿专重第一艺，勿专重第一场”①《掌陕西道监察御史吴凤藻奏为乡试两闱请三场并重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5004—079，缩微号：380—2522。。

不久，十二月二十五日，山东道监察御史吴鸿恩指出，国家以文章取士，“文章正宗必先讲求实学，考试大典惟在遴选真才，士子之揣摩一视主司之弃取，弃取失当，则揣摩风气愈趋愈下，竞以肤词烂调希冀获售，所取既鲜真才，恐所习益无实学”。他再次请旨饬谕乡会试考官与各省学政，出题恪遵政令，以明白正大为主，衡文务须公明，以清真雅正为宗，以实学选拔人才②《山东道监察御史吴鸿恩奏请厘正文体以崇实学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5005—038，缩微号：380—2768。。

道咸以降，时人不约而同地将求真才、重实学寄望于科举考试的二三场，纷纷奏请三场并重，不得专重头场。这对于扭转科场专重头场及其文体的积习，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光之际，潘祖荫、翁同龢、张之洞、黄体芳等名士多次出任乡会试考官和学政，引领了注重科举考试二三场文体的新风气。其中，久掌乡会试文衡的潘祖荫，“尤以实策为取士之准”③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 四)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1263 页。事实上，应试士子熟于堆砌“空策”的旧习，难于“以实对为能”，往往“携带书籍入场”。。而张之洞主持同治六年(1867)浙江乡试时，还以第三场的策问考试中西算学的内容。原题称:

问：算数推步分，治经考史所必需。《周礼》九数注有重差夕桀，实是何术? 郑注旁要疏谓即句股，然否? 《九章算术》有句股弦和，较廉隅幕积弧矢正负诸名，何解? 徽率密率约率，何者为精?有缀术，有求一术，有立天元一术，皆可约言其义欤? 天地圆说，昉《大戴》、《周髀》，试详其说。黄道赤道，相距考灵曜谓二十四度，果无变更欤? 岁差里差视差蒙气差，其理其数，盍举其详。日何以有赢缩，月何以有迟疾，五纬何以有迟留，退逆合伏岁实何以有消长? 恒气定气，经朔定朔，平行实行，正交中交，区分安在? 汉四分术所谓斗分何解? 唐九执术，其异奚若? 一行大衍术不用定气注数，郭守敬授时术删去积年日法，得失若何? 黄赤大距，古人何名? 浑仪三重，何器最重? 《周髀》一书，或云伪托，今无书具有黄赤相距之数，依法测之，当在何代? 我朝数学精详，六艺之一，儒者宜晓，盍缕晰陈之。④张沄卿编：《同治六年补行甲子并丁卯科浙江乡试题名录》，同治六年刻本。

李慈铭认为该题“隐辟西人”⑤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6 册，扬州：广陵书社，2004 年，第3857—3858 页。，概指考题借申论中国古代的天文术算，以回应晚清由西洋传入的天文算学问题。

毋庸讳言，这种新风气只在少数乡会试考官和学政之间形成互动，大多数考官、学政乃至应试士子虽不忽视新风气，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科场专重头场及其文体的痼习⑥许多科举乡会试考官和学政在衡文取士时，刻意在形式上迎合重视二三场文体的新风气。晚清著名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描述了一则乡试内闱的情实：房考及其私聘阅文人员荐卷，“头场才了，二场的经卷又来，二场完了，接着又是三场的策问。可笑这第三场的卷子，十本有九本是空策，只因头场的八股荐了，这个就是空策，也只得荐在里面”。然而乡试主、副考官却“正在那里发烦，说没有好策”，幸亏房考等人发现一本好策，“却是头、二场没有荐过”，最终只得代改了头场四书文，将该人三场卷子重荐，满足了考官的期望( 吴研人著，宋世嘉校点：《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43 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222 页) 。小说家言不在于具体记载的真否，而在于对各类现象进行整体性、艺术性的勾勒，从而形象地说明乡试考官迎合新风气的心理，而荐卷程序也没有三场并重，故而应试士子仍然忽视二三场科举文体，所以许多策问是空策。。

二、整饬头场流弊

迄至晚清，作为头场文体的四书文流弊丛生，却仍然是清朝选文取士的首要标准。这也饱受时人及后世研究者的非议。关于四书文的命运走向，还应置于科举乡会试的三场文体格局内考察，才可以准确把握四书文在清代抡才大典的实际地位。

严格来说，八股与习称为八股文的四书文，在内涵与外延方面并不等同。八股只是四书文的文体形态之一，尽管是四书文非常突出且重要的文体形态，却并非其全部的重要内容。细究时人批评四书文的共识，主要还在于其险怪诡僻的风气和八股格式。否则很难理解晚清朝野上下许多士大夫一方面主张废除八股，另一方面却又坚持保留四书文的复杂心态。

如果从明初算起，至戊戌维新之际，四书文作为科举头场文体已历五百多年，在八股格式的束缚下，其文体形态基本上演变至山穷水尽的地步。清代四书文虽经历朝推出“厘正文体”政令措施，宣扬“清真雅正”的衡文标准，却仍然无法避免险怪诡僻的风气。

究其原因，还在于朝野风会的上下互动。具体而言，即科举乡会试考官及各省学政主持文衡于上，坊间选家鼓动风气于下，上下合力，把持着晚清四书文的形态与气运。

有研究者称，道光、咸丰以降，“士夫多不欲以制义得名”①卢前：《八股文小史》，第92 页。，所以四书文不复明代以及清初旧观，也罕有大家、名家名世。陈三立称，年少时应试科举，曾揣摩卢鉴的《石寿山房制艺》，“以为咸同大家无有逾此者”②卢前：《八股文小史》，《弁言》，第1 页。。可是，卢鉴的四书文造诣恐怕也难以望清初大家、名家的项背。

事实上，晚清士林揣摩四书文的参照并非卢鉴的《石寿山房制艺》。清末民初的刘成愚称:“进习举业之课，论八股，以《小题正鹄》为正宗，书为陕西盩厔路德在关中课士之本，所列皆童考应科、岁考合程式之各种格局完备与未完篇者。”③刘成愚撰，钱实甫点校：《世载堂杂忆》，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第3 页。意在声明路德的《小题正鹄》是晚清士林风行的时文选本。

有学者发现刘成愚所述有误，如《小题正鹄》其实是李元度所编的时文选本，只是取裁与评点多用路德的《时文引》、《时文阶》，“但与之并非一书，盖误记”。路德所著的举业指南，影响极大，流弊也很大。有的士人如王谢家甚至称:“自道光中叶以后，中国之大害有二:一、洋烟之入中国，一、路氏之文遍天下。”认为路德所作所述，既蒙蔽士子的心目，又禁锢士子的精神与才智④孔庆茂：《八股文史》，第385 页。。

与批评的意见相反，曾国藩在致友人的书信中解释了路德的文章在晚清科场盛行的合理性。他说:四书文作为科举考试的重要载体，“高低俱不合用”，惟路德所作“《仁在堂稿》最为适中”，李元度所编“《小题正鹄》即由是选出”。应试者“但将此二编诵习，大小试无不相宜”。究其缘由，盖在于“举业贵精不贵多也”⑤曾国藩：《曾国藩集·书信》，长沙：岳麓书社，1994 年，第5745 页。。由此可见，曾国藩还是较为推荐路德及李元度等所选作品，视为应试士子揣摩四书文的终南捷径。

当然，曾国藩的见识并不囿于此。他还教导后进称，此类选本只能作为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若成名以后，又当进而求之史汉百家古文古诗，自未可存自画之见”，又以自己读书的经验相勉，主张“英年读书，温经为上，读史次之，时文又次之”⑥曾国藩：《曾国藩集·书信》，长沙：岳麓书社，1994 年，第5745 页。。这种要求与标准，就令一般应试士子望而生畏了。

作为应试士子揣摩四书文的途径与参照，在晚清科场与士林中流传最广和影响最大的还属坊间选刻的各类闱墨。无论是书香门第的世家子，还是小康及寒畯之家的子弟，在应考科举时无不以坊选闱墨为依据。

清末民初的桐城派领军人物姚永概，在年少应试时也会“连日阅乡会墨选，选其最洽我心者取订一本，以便于时时讽诵也”⑦姚永概著，沈寂等整理：《慎宜轩日记》上册，合肥：黄山书社，2010 年，第71 页。。而出身商家的史学家陈垣，在首次应试落第后，全力揣摩坊选闱墨，顺利考中了秀才。他自述称:

既归，尽购丁酉以前十科乡、会墨读之，取其学有根柢，与己性相近者，以一圈为识，得文数百篇。复选之，以两圈为识，去其半。又选之，以三圈为识，得文百篇，以为模范，揣摩其法度格调，间日试作，佐以平日之书卷议论，年馀而技粗成，以之小试，无不利矣。①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年，第1130 页。

这种揣摩四书文和应试的经验，无疑是晚清广大应试士子的一般写照。也正因如此，有些士人批评这种风气，称:“世之慕速化者，置经史实学于不问，竞取近科闱墨摹拟剽窃，以弋科第。”②薛福成：《治平六策》，葛士濬：《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2，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十三辑之741，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 年，第 389 页。至清季废八股后，应试士子揣摩科场风气的重要参考，仍然是坊间选刻的闱墨。如朱峙三称，1903 年“《壬寅闱墨》出版，《癸卯闱墨》继之……壬癸两种墨卷，予读之甚熟，自笑弋取科名者技止此耳，故于古文少研究”③胡香生辑录，严昌洪编：《朱峙三日记(1893—1919)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104 页。。可见这一风气的盛行及其影响。

针对揣摩风气所形成的科场流弊，同光之际，清廷内外官员纷纷上书，奏请整饬四书文的弊端。细察他们的意见与矛头所在，主要还在于扭转“险怪诡僻”的风气。

清代四书文的“险怪诡僻”风气，或者其他类似的概括，大体上相对于“清真雅正”的标准而言。乾嘉以后，四书文在文体形态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特点，即以《说文》文字入四书文，成为清代四书文“险怪诡僻”风气的突出表现。

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提倡经解之学，组织幕友校订、刊印汲古阁版《说文》，推动了《说文》之学的兴盛。至嘉庆年间，援《说文》文字入四书文，已成风气。嘉庆五年五月，给事中王钟健奏称:“近科墨卷，率以《说文》内不经见之字，钞写一二，妄矜新奇”，请旨饬禁此类风气。亲政不久的嘉庆帝对此习气不以为忤，以为士子读书原应博采群籍，以副国家求才之望，“况《说文》亦非僻书，如能引据的当，是其平日尚属留心训诂”④《仁宗睿皇帝实录》卷68，嘉庆五年五月癸卯，《清实录》第28 册，第903 页。。

援引《说文》文字入四书文的文风得到嘉庆帝的认可，加上乾嘉学风的熏陶，渐成应试士子追慕新奇的重要手法。此技尤为博雅好名之士所好，如晚清名士李慈铭就喜好《说文》，不仅所写日记多用《说文》文字，而且在试卷中也多采《说文》文字。据称，时人作八股文，“作好以后，拿《说文》上本字去改他”，或“用《经传释词》上的古字，《古书疑义举例》上的古句”，务须“满纸的奇字奥句”⑤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 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456 页。。

如果应试士子援引古字意在阐释圣贤本意，无疑是“引据的当”，有助于羽翼“圣言”;若以引用僻字难字为炫奇之技，则不免伤及文体。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1889 年1 月19 日)，广西道监察御史吴兆泰以为科场功令“戒用古字”，应对四书文中“钩章棘句参以仓籀之异文”的笔法痛加申斥。他称:“近年以来，文体日杂，考官以拔奇为心，士子以吊诡希遇，不遵正辙，不守常程，佶屈以为古，饾饤以为博，生涩险怪者谓为翻新，平正通达者谓为袭故。”⑥《掌广西道监察御史吴兆泰奏为选拔真才请旨厘正文体并认真磨勘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7192—099，缩微号：536—1347。所谓“生涩险怪者谓为翻新，平正通达者谓为袭故”，对晚清考官与士子喜好四书文参用《说文》、金石等文字的风气，提出了合理的解释。

四年后，陕西道监察御史郑思贺明确指出:首先，“近来乡会试四书文艺，讲训诂者往往参用许氏《说文》”，有妨文体。他认为四书文代圣贤立言，最重“口气”，“《说文》昉于汉代，入之孔孟口中，不得谓非后世之书”，此为《说文》文字破坏四书文文体的表现之一;其次，应试士子援引《说文》，往往“穿凿附会，题义既多牵强，文气亦易隔阂”，此为影响制义体裁的表现之二。更为重要的是，若“士子揣摩摹仿，渐趋于怪诞支离”，于士习文风关系匪浅。因此，他奏请饬谕考官衡文，“不专取新奇之作”，“则文体正而弊端清，真才可得”①《陕西道监察御史郑思贺奏请厘正文体并慎防场内弊端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7198—066，缩微号：536—2770。。

清廷对吴兆泰、郑思贺的奏请，均降谕申令，“应试文字总以清真雅正为宗，不得穿凿附会，渐趋怪诞”②《德宗景皇帝实录》卷318，光绪十八年十一月己酉，《清实录》第56 册，第123 页。。至于成效，则难免大打折扣了。

此外，清廷申斥四书文参用《说文》、金石等僻难文字，还有文体形态之外的考虑，比如“暗藏关节”。江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指出，作为科举文体的四书文，例应“文有正体，不许故摭一家言饰为宏博，又搀杂难字立异矜奇”。可是，执掌文衡之责的乡会试考官与学政，“专喜以艰深文其浅陋，援引孤经，书写古篆”，“尤恐暗藏关节”③《江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奏为厘文体以端士习敬陈管见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7201—046，缩微号：537—0231。。至于援引僻字，未必均有暗藏关节之实，却又无法彻底洗脱嫌疑，这才是清朝统治者整饬科场的重心所在。所以，晚清统治者一再严饬礼部诸臣加强磨勘试卷的力度，不少官员也因磨勘乡会试考卷而得名“魔(磨)王”，这对科场风气与选才有着重要影响。

三、文体格局与分场去取

甲午战后，重实学、求真才的呼声再度高涨，朝野上下议改科举文体的建言也层出不穷，最终在戊戌、辛丑之际达成所谓“废八股、改策论”的目标。不过，既往研究对这一改制进程的认识还不充分，一方面易将废八股简单等同于废四书文，另一方面则没有从场次的角度深入体察调整三场格局的用意。

道咸以后，朝野纷纷建言，要求重视二三场、不得专重头场。在标新立异与沿袭风气的双重作用之下，反而出现或专重二三场，或专重头场的现象，并没有实现三场并重的成效。所以，有的官员奏请敕下乡会试考官，在衡文取士时既不准专重头场文体，也不准专重二三场文体。针对此问题，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戊戌前后提出调整科举三场次序、变革录取程序的建议，不仅奠定了清末数年科举文体的基本格局，而且迎合了晚清选才取向的转变。

重视乡会试第三场策问文体，是晚清议改科举的重要诉求之一。这至少包括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请求取士选才不得专重头场，应当三场并重，甚至偏重第三场;二是重策问文体，希望以策问纳入时务、西学等内容。

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一月，御史宋伯鲁奏称，国家急需通晓时务的人才，请求乡会试第三场及各项考试的策问题，“宜专问时务”。此议经礼部驳斥，并未定为科举政令④《德宗景皇帝实录》卷397，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辛亥，《清实录》第57 册，第194 页。。

其实，策问考试时务，还存在政令上的禁忌。十二月十七日，礼科给事中褚成博上奏请求变革策问文体。他指出，科举乡会试第三场策问题，例定“不得以本朝臣子学问人品策问士子”，以免“启党同攻讦之风，不准妄加褒贬”。各考官及学政“误会例意，竟将本朝人名，暨所著书名概禁引用”，影响到士子对策的内容与行文，如“恒有引其言而匿其名”。如果清廷以策问考查士子通晓时务与否，考官以此发题，“若禁用今世人名、书名”，应试士子“对策何从下笔”?因此，他请旨饬下礼部申明科举政令，嗣后各级考试的策问，“凡本朝人名书名悉听引用，惟不准逞其臆见，妄肆褒讥”，奉旨交礼部议奏⑤《褚成博奏为请饬下礼部申明科场条例第三场例意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5731—159，缩微号：431—124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2 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369 页。。

宋伯鲁、褚成博的奏议，无论以策问专问时务，还是解除策问禁忌，触及到乡会试第三场策问的形式与内容等问题，虽然未能立即上升为国家政令，但是也逐步反映在后来的科举新章之中。

与第三场策问的地位抬高迥异，原作为头场文体的四书文却面临沦落之势。早在同光之际，李鸿章等人奏请以西艺取士，便传出朝廷废四书文的流言，引起士林的惶恐。时为江西乡试正考官的王先谦，在《〈江西乡试录〉前序》中进行了正面回应。他首先申明以四书文取士，在于使应试士子揣度“圣贤之微言奥理”，从而“正心修身”，为国家正人名臣;其次指出清朝此前虽有更定科举文体的先例，均不足法，“流及今日，论者渐忘前事，又激于风气日卑，复有以制艺为可废者”;最后声称“今日之要，务在求才，不在变法”，而且平定晚清各地内乱的名臣多出身科举，断不能轻议废除四书文①王先谦著，梅季标点：《葵园四种》，长沙：岳麓书社，1986 年，第20 页。。这大概也道出了当时大多数士大夫的心声，可是也阻止不了四书文的沦落之势。甲午至戊戌期间，各省学政反思清朝战败的教训，主张开通风气，多凭借经古场选才，而不以正场的四书文为去取②安东强：《晚清学政与维新变法运动》，《社会科学战线》2011 年第12 期。。朝野请求废八股、变更四书文所在场次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二十三日，工部主事康有为鉴于各省学政的岁科两试，分为经古场和正场，正场还有复试，而学政已在经古场和复试中尝试天算、格致、策论等学，惟有正场考试四书文。因此，他建议将学政经古场改为正场，复试时“以五经题一艺、四书题一艺”③康有为：《请照经济科例推行生童岁科试片》，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4 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50 页。。这无异于降低四书文在学政考试中的地位与作用。

《定国是诏》颁布以后，变法运动声势高涨。康有为乘势将变革考试的矛头直接指向八股。四月二十九日，康有为奏请罢弃八股、试帖、楷法取士，复用策论。谓学校未成，科举之法未能骤废，莫如先废八股，且时文取士方法虽美，经久必弊，若不与时改弦更张，反而失去立法求才的初意。五月初四日，康有为又代徐致靖拟奏，仍请罢废八股，自岁科考试至乡会试及各项考试，一律改用策论④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请废八股以育人才折》代徐致靖作，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 4 集，第 78、295 页。。次日，上谕颁布，废除八股取士，令自下科起，“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至于具体如何分场命题考试等详细章程，由礼部立即妥议具奏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4 册，第206 页。。

值得玩味的是，康有为等维新党人主张废八股取士，并非力主废四书文取士。其间差异，曾由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专折声明:四书文宜正文体，而非废除，如“其有仍用八股庸滥之格，讲章陈腐之言者，摈而勿录”⑥《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奏请斟酌列代旧制正定四书文体以励实学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9446—027，缩微号：674—3360。。这表明，他们仍主张保留四书文，只是反对四书文采用八股体。因此，简单将晚清科举文体改制概括为“废八股，改策论”有不尽不实之处。

与此同时，湖广总督张之洞也在谋划议改科举考试的场次、文体等问题。不过，张之洞历任封疆后，往往谋定而后动，所论注重揣摩朝野上下的心理与风气，实际上也继承地吸纳了他人重策问、废八股的内容。闰三月初十日，张之洞与湖南巡抚陈宝箴电商变更科举乡会试场次与文体，拟改为“第一场考时务策，专问西政西学。二场专中国史学、国朝政治。三场考《四书》文两篇、《五经》文一篇”。其用意不仅仅在于调整场次与文体，更重要的是改变此前专重头场或专重二三场的积习，“每场皆有去取，如府县试考，假如乡试头场取一千人，二场取三四百人，三场中式如额，既可得通才，又不废《四书》、《五经》文”⑦张之洞：《致长沙陈抚台》，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十日，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9 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7568 页。。概言之，取士程序改为分场去取、分场发榜。

如此调整之后，四书文、五经文在表面上降为第三场文体，实际上反而成为最终取中与否的关键，其固有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丝毫没有降低，彻底反映出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与设制。张之洞此举可谓用心良苦，寓保守之意于求变之中。在此期间，张之洞已将此论写入《劝学篇》中，表明这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①张之洞：《劝学篇》“外篇”《变科举第八》，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 册，第9750 页。。

五月间，张之洞获知上谕废除八股以及令礼部议定科举考试的具体章程，遂联衔陈宝箴会奏科举新章程。与三月间的方案相比，新章程的更改之一是修正了四书文、五经文的名称，在“正名”的名义下，“正其名曰四书义、五经义”，既与以八股书写的四书文、五经文立异，又“以示复古”，其文体形态略如讲义、经论、经说。至于四书义、五经义的“定题”、“正体”、“征实”等论述，不过是清廷此前厘正四书文政令的旧调重弹罢了②《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陈宝箴奏为拟请妥议科举新章及请考试诗赋小楷之法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9447—058，缩微号：675—0114。。

新章程的更改之二是调整了原议三场文体的次序，以中国史事、本朝政治论五道为第一场，以时务策五道为第二场，仍以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为第三场。他们明言，如按原来的校阅之法，不免仍有或重头场、或重二三场的现象，不如“拟为先博后约、随场去取之法”，按照三场顺序“层递取之”，实现合校三场文体的成效，“大抵首场先取博学，二场于博学中求通才，三场于通才中求纯正”③《湖 广总 督张 之洞 湖南巡 抚陈 宝箴 奏为 拟请 妥议 科举新 章及 请考 试诗 赋小 楷之 法事》 ，中 国第 一历 史档 案馆藏，军 机处 录副 奏折 ，档 号：03—9447—058，缩微 号：675—0114。。换而言之，博学之才在于中国史事、本朝政治论，通才在于时务策，纯正之才在于四书义和五经义，从而使中学与西学、通经与致用融合于一体。

另一方面，康有为等维新党人也在思考科举新章程的拟定问题。五月十八日，康有为等人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名义上折，主张乡会试定为两场:首场试时务策五道，以内政、外交等时务内容选拔人才;次场试经史论三篇，以四书题为首，五经题为次，艺史学题为三。之所以定为两场，理由有三:其一，听闻礼部官员“草定章程，有两场之议”;其二，“士人精力有限，试以三场之多，末场实已筋疲力尽”;其三，首场试时务策，次场试经史论，“以两场试士，人才之本末高下，已可概见”④《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奏为敬陈管见请降明旨酌定各项考试策论文体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9447—031，缩微号：675—0022。。

究其用意，在于康有为等人主张选拔专门人才，故而首场时务策、次场经史论，均主张分科，如时务策可分“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六事，经史论除《四书》外，《五经》分为诗、书、易、礼(《仪礼》与《礼记》)、春秋(《春秋》与《公羊》)五科，史学分为八科，“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为一科，三国六朝史为一科，《唐书》、《五代》、《宋史》为一科，辽金元史为一科，《明史》为一科，《资治通鉴》、《纪事本末》为一科，《文献通考》为一科，国朝掌故为一科”，以专门之学求取专门之才⑤《翰 林院 侍读 学士 徐致 靖奏 为敬陈 管见 请降 明旨 酌定 各项 考试 策论 文体事 》， 中国 第一 历史 档案 馆藏 ，军 机处录副奏 折， 档号 ：03—9447—031， 缩微 号：675—0022。。这与张之洞所议科举场次、文体求取人才的用意，似有不小的差异。

此外，其他官员也有不同的考虑。京官如候补内阁中书龙学泰所拟办法与张之洞“小同大异”:一是主张“用经史论，不用四书经义，以避仍蹈八股之习”;二是不赞同随场、层递去取之法，主张“乡试严取遗才，会试先行就省甄别”⑥《龙学泰奏请饬部将督臣张之洞奏改试法折及臣考试用经使论等未议另行详义具奏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档号：04—01—38—0179—027。。

翰林院侍讲恽毓鼎以为“义理之学断不宜废”，首场或应定为四书义一篇、五经义二篇。鉴于此前“世之登甲榜，掌文衡，而不知经史为何物者比比也”，所以应重“论体”;次场可试史论三篇，在《资治通鉴》内出题;三场试时务策三篇，不必专门规定考西学，“凡田赋、盐漕、钱法、水利、兵刑之类皆是”。他认为这样定制，既可以端正趋向，“又足以觇学识，似亦拔取真才之一道”⑦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 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160 页。。

外省督抚也不完全赞同张之洞、陈宝箴所议的变革章程，贵州巡抚王毓藻就是其中代表。他认为“《四书》、《五经》，阐明义理，本也，事之始也;时务讲求经济，末也，事之终也”。就张之洞等所议的科举三场文体次序而言，“时务居先，固属救世之策;《四书》、《五经》居后，尚失握要之图”，恐怕令应试士子误会朝廷不重经术。所以，他主张略为变通，首场试以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将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移为二场、时务策移为三场，“以示尊经学，正人心，崇郅治之本”，仍请统试三场，发榜一次①《贵州巡抚王毓藻奏请于乡会试头场试四书五经义仍归一次发榜事》，宫中档朱批奏折，档号：04—01—38—0176—010；《贵州巡抚王毓藻奏为遵议乡会试新章请头场试四书五经义发榜仍归一次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7202—076，缩微号：537—0510。。这显然并未读懂张之洞所谓分场去取的深意。

时值维新变法的关键时期，科举新章程的斟酌去取，不仅关系到清末选拔人才的取向问题，而且决定着维新变法的改革方向。最终，光绪帝偏向了张之洞和陈宝箴的议案，并没有对康有为等维新党人言听计从。

六月初一日，上谕内阁:兹据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奏议科举变更之法，所拟“先博后约、随场去取之法，将三场先后之序互易等语。朕详加披阅，所奏各节剀切周详，颇中肯綮，著照所议”。科举乡会试仍定为三场:

第一场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第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首场按中额十倍录取，二场三倍录取，取者始准试次场，每场发榜一次。三场完毕，如额取中。其学政岁科两考生童，亦以此例推之：先试经古一场，专以史论、时务策命题；正场试以四书义、经义各一篇。

上谕同时废除以“楷法之优劣为高下”的衡文成例，“嗣后一切考试，均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4 册，第251—252 页。。

百日维新戛然而止，科举考试场次与文体格局仍恢复旧制。四川学政吴庆坻对此表示惋惜，称:“试章非不可改，文字之敝，至今日而极”，朝野上下“特空言策论，漫无章程，实令人罔知所从”。他认为张之洞与陈宝箴的主张最切中问题的要害，且易实施，“若果用南皮及右丈之议，行之数年，必有成效，而惜乎其尽弃之也”③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214 页。。

庚子事变之后，清廷重开新政。光绪二十七年，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两江总督刘坤一复请变更科举乡会试三场文体、分场去取发榜，基本上延续了戊戌年的主张。

耐人寻味的是，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废除八股的上谕，虽然按照张之洞等人所议，重新调整了科举乡会试三场的文体格局，恢复了戊戌变法时的议定场次，但是并未采纳张之洞所坚持的分场取士与发榜的举措，只是重申了“考官阅卷合校三场，以定去取，不得偏重一场”的旧令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7 册，第152 页。。

张之洞对此颇为不解，“改科举一事已奉旨允行，惟原奏系请三场分场发榜，可以防考官草率偏重，三场仍如一场”⑤吴剑杰编著：《张之洞年谱长编》下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707 页。。他不清楚为何关键的去取程序未被朝廷采纳，所以再次联合刘坤一上折申明此意，仍然未能得到朝廷的认可。仅仅变更三场文体格局，却摒弃了分场去取与发榜的录取程序，无疑背离了改革方案的初衷与深意。在张之洞反复申明此意而没有得到朝廷明确回应之后，他最终由改科举转向停科举的立场，未必纯属巧合。

四、余 论

晚清内忧外患的变局，不同于此前王朝更迭的乱世，不仅是因为事务的新异与繁杂，而且还遭遇欧美等国新颖的制度与观念。所以，晚清培养人才、选拔人才的制度与观念，经历了一番前所未有的蜕变:在取才观念上，表现为偏重治人之通人转向重视治事之专才;在抡才制度上，则表现为科举考试逐渐融入新兴的学堂体系及其分科培才与选才的教育机制①桑兵：《从科举、学校到学堂与中西学之争》，《学术研究》2012 年第3 期。。

就此而论，检讨晚清科举场次与选才的争议，至少可以揭示以下问题:

其一，清朝“真才实学”的载体及观念的转变。此前，清朝统治者选才也反复强调重视真才与实学，以四书作为衡量真才与实学的标准，着眼点在于通过义理之学选拔治人之人。故而科举乡会试首重头场的四书文。在晚清变局之下，朝野上下主张重视典章制度、刑名钱粮，乃至时务、洋务等学问，强调乡会试二场的五经和三场的策问，特别是以第三场的策问容纳各种实用性学问，作为选拔“真才实学”的载体。最终，考试中西政治和时务的策问、论，确立为乡会试的头场、二场的文体，反映出晚清选才取向及其载体的转变。

其二，主张废八股，却又保留四书文(义)。明清两朝均重视以四书考察士子的义理之学，可是四书文逐渐形成以八股格式书写的八股文，久为世人诟病。需要注意的是，在晚清议改科举文体的呼声中，废八股与保留四书文却是并存的，甚至会出自同一主张者之口。究其用意，在于主张废除八股格式，为四书文正名，重其“质”而非重其“文”，故而易名为彰显义理之学的四书义。尽管四书义失去科举乡会试的头场地位，可是仍居于第三场，这反映出王朝在剧变之下保留其固有选才标准与观念的基本立场。

其三，分场取士与分科选才问题。张之洞等鉴于此前科举考试容易偏重场次，主张分场去取与发榜:先以中国政治史事论求取博学，再以时务策从博学中求通才，最后以四书义与五经义从通才中选拔纯正之才，从而保证以实学选拔真才，较多得到朝野上下的赞同。这一问题超越了此前对科举改制所谓废八股、改策论的简单论述，提示晚清科举文体的争议往往在文体之外，尤其应深入关注科举考试实际运作的问题。而康有为等人关于策论“分科”取士的主张，寓分科于分场之中，以专门之学选拔专门之才，虽与民国以来的分科教育的制度不尽一致，却也可谓是开启了分科选才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