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琢卓，韩 峰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9)

湖南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王琢卓，韩 峰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9)

本文从马歇尔、雅各布斯外部性及新经济地理的综合视角，运用面板协整和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 (FGLS)，探讨了湖南省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多样化及其产业规模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均能直接地显著促进城市经济增长，专业化的作用更为突出;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是促进不同厂商之间技术外溢、进而地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而多样化的间接影响却不显著;湖南省制造业发展中的相对滞后性不利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协调发展，从而导致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规模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推进各城市生产性服务功能的专业化经营、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调发展是较为理想的政策安排。

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多样化;新经济地理

1 引言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生产性服务业与其他企业之间形成集聚企业网络，在产业关联效应作用下带动制造业及服务业本身获得递增收益、实现产业升级，进而促进就业增长和区域经济发展。关于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马歇尔、雅各布斯和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做出了突出贡献［1－4］。然而，产业集聚研究大多专注于工业或制造业领域，对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研究则相对较少。而且在多数研究服务业集聚的文献中也主要集中探讨服务业集聚的机理、服务业集聚的评价方法及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因素等方面［5－7］，关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和经验分析的研究更在少数。总体来说，这些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和发展明显地促进了经济增长。第二种观点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没有明显促进经济发展。

由于依据的理论、方法、行业的选择和指标的测算等存在差异，学术界对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和效果的分析尚未形成共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工业乃至整个经济的作用机制可以大体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生产性服务业本身作为整体经济中的一部分，其发展能够直接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二是新经济地理理论主张的以中间投入规模经济和产业关联效应为基础的市场外部性 (或资金外部性)，三是马歇尔、雅各布斯外部性理论强调的以技术和知识溢出为基础的技术外部性［8］。现实中，产业内集聚与产业间的集聚是同时存在、相辅相成的，仅从某一角度研究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将二者置于同一逻辑框架进而从不同角度全面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对于合理安排经济布局、提高区域产业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具有明显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及检验模型

对于技术外部性，马歇尔和雅各布斯集聚经济理论强调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不仅对于自身 (生产性服务业自身的发展使产业结构向着高服务化、高知识化方向演进，是促进当地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且对于其下游产业之间、自身与下游产业之间的知识外溢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咨询顾问、金融服务、法律、风险资本、专利服务等知识密集型商务服务业，是联系大中小型企业以及企业与科研院所的纽带，在企业之间、企业与科研院所之间知识溢出中发挥着关键作用［9］，而厂商之间的地理接近性保证了他们彼此之间这种学习知识的可能性。我们用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区位商之和来表示城市中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程度［10］。

其中，Si表示i区域生产性服务业的总体专业化水平;Ei，p表示i城市p产业的就业人数，Ei表示i城市的就业人数，Ep表示全省p产业的就业人数，E表示全省的就业人数。在产业多样性的衡量方面，Glaeser采用除被研究产业之外就业人口前五位产业占总就业的份额来表示，该指标值越小，代表多样性程度越强。但该指标忽略了经济结构中各产业的重要性以及各产业与国家层面相比的多样性差异。多样性可以用改进的H－H系数来表示:

其中，Di表示i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总体多样性程度，该指标越大表示多样性程度越高。当生产性服务业各部门所占劳动份额相同时，该指标达到最大值。在计量模型中，该指标的正参数表示存在雅各布斯外部性。

新经济地理理论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本身规模可以通过价格机制或成本效应影响整个经济的生产、经营活动。生产性服务业在城市集聚可以实现规模经济;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经营降低了制造业生产成本，吸引更多下游厂商集聚。下游厂商集聚又扩大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空间。为了体现生产性服务业规模经济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用每个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就业规模占全省总就业人口的比例来表示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规模:

其中，Gi表示i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相对规模，Ei，S表示i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人数。正的参数估计表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存在规模经济及其与下游产业的关联效应。

假设代表性城市的生产函数为:

其中，其中Yit、Lit、Kit、Tit分别为城市i在第t期的总产出、就业、资本和技术水平。A(·)为由本地经济规模和城市区位条件决定的全要素生产率，表示来自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外部影响。为了区分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效应，A(·)可表示为:

其中，Git表示i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经济，Sit和Dit分别代表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水平。假设生产函数 F(·)具有与 Griliches［11］生产函数类似的扩展的 Cobb—Douglas形式，并将(5)代入(4)得:

其中，A0为常数，θ1、θ2、θ3、λ1、λ2、λ3为相应的弹性系数，ε为随机误差，反映了其他未知因素的影响。对上式两边取对数得:

式 (7)中系数λ3衡量了城市技术进步对总产出的影响，根据Varga［9］，该影响效果因城市中生产性服务业的结构特征而各异。即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或多样性在存在技术外溢的情况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可能不同。有必要在式 (7)中引入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多样性与城市研发支出的交叉项，以测度这一间接作用。计量检验方程为:

其中，φ1、φ2为交叉项系数。式 (8)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经济的作用机制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自身的规模效应和上下游产业关联效应直接对区域经济产生影响;二是通过自身生产结构 (专业化或多样化)的外部性直接影响经济增长;三是通过影响区域技术创新间接作用于区域经济增长。

3 数据说明

本文样本为湖南省1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0—2009年数据，数据主要来自2001—2010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价格指数来自2002年以来《湖南省统计年鉴》。下面对有关变量和测度做简要说明。

对于生产性服务业，Howells and Green［10］从服务对象和包含的服务类型进行界定，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是为其他公司提供服务的行业，包括保险、银行、金融和其他商务服务 (如市场研究和广告服务)，以及职业和科学服务 (如会计、法律和研发服务等)。Marshall［13］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应包括提供与信息处理、实物商品、个人支持相关的服务活动的服务业，包括研发、广告、市场调研、传媒、商品储存和销售、废弃物处理、设备的安装、维护与修理以及保洁服务等。本文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同时根据我国城市分行业就业统计口径，把19个行业中的电力煤气供水、建筑、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批发零售、金融、租赁和商业服务、科技服务和地质勘查、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等九个行业作为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就业人口数据的统计单位均为万人。由于2002年前后的行业标准不同，因而需要根据2002年和2007年投入产出表和相应行业标准对某些行业 (比如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等)进行拆分处理，以得到前后连贯的行业数据。

其他变量中，非农业GDP(单位:万元)和就业 (单位:万人)数据直接取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城市国内资本投入K:统计资料中没有所有工业企业的国内资本投入，根据柯善咨和姚德龙［14］，用城市限额以上工业年均固定资产与流动资产总和来表示 (单位:万元)。限额以上工业增加值约占工业GDP的90%，由于限额以下企业大多是劳动更密集的小企业，上述的资本投入应相当于所有工业企业的90%以上。地区科研活动投入:市辖区财政支出中的科学费用支出 (单位:万元)。各年数据均以2000年为基期进行价格调整。

4 面板模型估计结果与说明

4.1 协整检验

在进行协整分析之前，我们分别采用ipshin、levinlin、及pescadf方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 (限于篇幅，欢迎读者来函索取详细估计结果)，LY、LL、LK、LD、LS、LG和LT及交叉项lnDlnT、lnSlnT原序列均未通过单位根检验。而LY、LL、LK、LD、LS、LG和LT及交叉项lnDlnT、lnSlnT的一阶差分均在10%及以上显著水平通过至少两种稳定性检验。由于各变量均是非平稳的一阶单整序列，经济增长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等变量可能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即协整关系。采用AIC和SC信息准则判断最优滞后期为2。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面板协整检验结果

从表2可以看出，以上统计量中只有Gt的概率值大于10%，没有通过协整检验，而其他统计量概率值表明均已在1%显著水平拒绝序列无协整关系的假定。因而，充分的证据说明 LY和 LL、LK、LD、LS、LG及交叉项lnDlnT、lnSlnT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4.2 协整方程估计

估计协整方程之前首先要选择适宜的面板数据模型。本文顺序使用F－统计量和hausman检验方法分别检验模型不具有固定效应和具有随机效应的两个零假设。首先，包括省市和年份固定效应的方程估计表明二式不具有个体效应假设下F－统计量都远大于任何可接受的临界值，即拒绝原假设，方程中必含有时间和省份的个体效应。其次，Hausman检验显示Wald统计量小于可接受临界值，接受随机效应原假设，方程不宜采用固定效应计量模型。因此，以下估计结果和讨论均基于随机效应模型。然而，关于方程的估计，还需密切关注自相关、异方差和多重共线性等潜在问题。我们分别用Wooldridge test检验面板数据自相关、LR检验来检验异方差，并用逐项回归的方法来避免多重共线性 (限于篇幅，欢迎读者来函索取详细检验结果)。经检验方程 (8)误差项不存在一阶自相关，但个体间误差项存在异方差。为了消除异方差，本文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来估计个体间的误差项存在异方差的情况。表3列出了方程 (8)的面板FGLS估计结果。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同时列出了包含其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变量组合的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

表3报告了湖南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作用的面板估计结果。所有方程中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研发支出等基本变量系数的符号与预期相符 (其中①是对原始的Griliches生产函数的估计)。计量模型①－④中，随着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性变量的引入，方程拟合优度明显增加，说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贡献。⑧中引入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与技术进步的交叉项后，在不改变其他变量符号和显著性条件下，方程拟合优度迅速增加到0.9658，而引入生产性服务业多样性与技术进步交叉项后，不仅lnDlnT的参数估计不显著，模型⑨的拟合优度也变化不大且其他变量显著性有所降低。模型⑤－⑦的估计结果也充分证明生产性服务业多样性并不能通过技术外溢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lnDlnT的参数估计不显著)。综合考虑异方差、多重共线性、拟合优度以及各参数估计的显著性等问题，模型⑧是我们得到的最优计量估计结果。下面我们分别考察除lnDlnT外，估计方程中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变量的显著性。

模型③－⑨中，生产性服务业规模变量的加入使方程的拟合程度有所提高，但估计结果显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为负。之所以会如此，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从以上理论分析中我们知道，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发展之间是一个互为因果、循环累积的作用过程，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这种产业关联效应或规模效应是建立在二者的合理比例和协调发展基础之上的。尽管湖南省最近几年在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方面效果显著，但与发展欠充分的制造业相比，生产性服务业可能出现了“相对过剩”现象。2009年全国制造业从业人员数占总从业人口的27.77%，九个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数占32.07%，而湖南省制造业从业人数仅占总从业人员的20.52%，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数则占到34.57%(根据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行业数据计算)。与全国相比，湖南省制造业占全部行业份额偏低，而生产性服务业份额偏高。与制造业发展状况相比，生产性服务业规模的相对过大或冗余不但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且阻碍产业间关联效应的有效发挥和规模经济效益的实现，因而也就不利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协调发展和经济增长 (尽管与东部沿海发达省份的城市相比，湖南省各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绝对规模仍然偏小，但与其相对落后的制造业相比，其相对规模已经偏大)。其次，对政策理解的片面性导致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中的盲目性。有些地方决策部门忽视本地区经济发展速度、产业结构特征等现实经济状况盲目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不仅造成优势资源浪费而且增加了经济运行成本。

表3 湖南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城市面板数据的FGLS估计

模型⑧显示，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性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专业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为突出。直接影响方面，在1%显著水平上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专业化程度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提高0.0671%，而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仅在10%水平上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影响，且多样化程度每提高1%，经济增长提高0.0136%;间接影响方面，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与技术进步交叉项有显著的正参数估计，说明随着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程度提高，地区研发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大，而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与技术进步交叉项尽管具有正的参数估计，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通过模型⑥、⑦、⑨可以看出)。可见，湖南省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对区域经济增长仅有直接影响而无间接效应，与之相比，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分工的深化不仅直接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且能够通过促进厂商之间的技术溢出提高厂商的创新能力和区域经济发展潜力。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湖南省2000—2009年各地级市数据为样本，采用面板协整和可行的面板广义最小二乘估计法，从马歇尔外部性、雅各布斯外部性和新经济地理的综合视角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湖南省各地级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相比已表现出明显的规模不经济，这主要是由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中的盲目性和相对规模过大导致的;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与多样化均显著地直接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其中专业化的作用更为突出;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技术外溢的作用中，生产性服务厂商的产业内集聚 (专业化)能够有效促进厂商之间知识的扩散和传播，进而提高厂商学习和创新能力、促进城市经济增长，而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间集聚(多样化)却未能显著促进技术外溢和经济增长。

研究结果为湖南省发展现代服务业、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提供了以下启示。首先，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效应与上下游产业间的关联效应相联系，因而要使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产生规模经济效应就要充分考虑到其服务对象——制造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进一步促进湖南省制造业发展，完善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制造业带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联动机制可能是行之有效的政策选择。其次，各地区具有不同的资源和经济特征，应有选择性地发展适应本地区需求的生产性服务业，消除服务业发展中的盲目性。其三，由于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能够有效促进厂商间的技术外溢和城市经济增长，因而各城市应在不影响其他服务行业及制造业发展的前提下，重点发展某种生产性服务业，以突出城市本身的服务特色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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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s of Agglomera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o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Hunan Province

Wang Zhuozhuo，Han Fe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Trade，Hunan University，Changsha 410079，China)

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 of feasible generalized least square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specialization and variety agglomera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and its scale on local economic growth of Hunan province，from the comprehensive view of Marshall externalities，Jacobs externalities and new economic geography.The results show that:Both of the specializ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significantly promote city economic growth directly;The specializa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turns out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promoting technological spillovers between different firms and then local economic growth;However，the effect of diversification is not significant.Because of the relative unsufficient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and the sightless development of producer services，the agglomeration scale of producer services has negative effects on local economic growth.Promoting the specializa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in cities and th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producer services and manufacturing may be the expected policy option.

Producer services;Specialization;Diversification;New economic geography

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科学研究项目 (521297479)。

2011－8－25

王琢卓 (1985－)，湖南沅江人，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应用计量经济。

F203;F279.27

A

(责任编辑 张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