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关于建立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决策及其重大意义

2012-12-21李合敏

党政研究 2012年4期

李合敏

李合敏

为了建立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中央领导层的更替，邓小平作了三大决策：大力选拔培养接班人；坚决主张并身体力行干部退休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包括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明确提出建立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标准和选拔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的条件。这一系列重大决策及其实践，不仅使我们党实现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顺利过渡，而且由于彻底废除了干部领导职务特别是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从而使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成为一种制度，开辟了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和政治建设的历史新阶段，为保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保证党和国家事业的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制度基础。

邓小平；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退休制度；中国共产党

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形成稳定、成熟的领袖集团，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要素和显著特征，更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对本国革命和建设实施正确领导的重要保证。列宁曾经指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1〕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邓小平继承和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一重要观点，早就强调“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时候，从来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领袖是‘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人们。”〔2〕中国共产党人的切身经验充分论证了形成稳定的成熟的领袖集团即中央领导集体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在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有能力的中央领导集体。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很长的历史中，不管我们党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不管其成员有这样那样的变化，始终保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这就是我们党第一代的领导。”〔3〕尽管这一代的“后期搞‘文化大革命’，变成一场灾难”〔4〕，但“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5〕。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还有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等。由于有邓小平“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6〕。正是基于对形成一个稳定的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极端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建立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为邓小平重新工作以后所始终关注的重大战略问题。正如他所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出来后，就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7〕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这个集体一建立，我就一直在安排接班的问题”〔8〕。为了建立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不仅努力倡导选拔培养接班人和实行干部退休制度，以实现干部新老交替，而且率先垂范，带头践行干部退休制度，破除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

(一)“最重要的还是选拔培养接班人”

“第一位应该着眼于进”〔9〕，大力选拔培养接班人，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10〕。1979年7月，他明确指出：“现在摆在老同志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有意识地选拔年轻人，选一些年轻的身体好的同志来接班。”“最重要的还是选拔培养接班人。……我们的人才是有的，关键是要解放思想，打破框框。只要我们敢于把他们提起来，让他们在其位，谋其政，经过一两年就能干起来了。”〔11〕其后，他与陈云等老同志提出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让中青年领导干部接替在第一线工作的老同志，以便培养、造就党的中央高层接班人，实现“党的交班和接班”，并告诫老干部“一定要认识到，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如果我们在三几年内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十年后不晓得会出什么事。要忧国、忧民、忧党啊！要看到这是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12〕。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书记处，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把握全局、中央书记处在第一线具体负责日常事务工作的中央领导格局，这是党中央为实现领导集体年轻化，进而实现中央领导集体整体性交接班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邓小平在会上不仅再次强调当前最重要的还是选好接班人，而且建议党的十二届中央委员会要选50个50岁以下的人〔13〕。1982年，党的十二大选举产生邓小平为主任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过渡组织形式。尽管如此，邓小平和其他老同志仍然建议党中央在十二大和十三大之间召开一次党代表会议，“中心目的是实现年轻化”。〔14〕1985年9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由于选举一大批年轻干部进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使“中央委员会的年轻化，前进了一大步”。1986年11月初，邓小平在谈到将要召开的十三大时进一步指出：“干部需要年轻化，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七年多的时间里，我们走了几步，但是还不理想。现在基本上还是老年化或者叫年龄偏大，非改革不行。拿我来说，已过了八十二岁，还能干吗，该让路了。明年我们党召开十三大，要使领导机构更年轻化一点。”〔15〕1987年党的十三大以后，又一批年轻领导干部走上领导岗位特别是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其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平均年龄降低了10多岁〔16〕。1988年9月，邓小平更加明确地指出：“在党的十三大上，我和一些老同志退出了领导核心。这表明，中国的未来要靠新的领导集体。”〔17〕

(二)“更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

针对在过去相当长时期内，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的领导干部退休解职办法，邓小平尖锐地指出：“过去没有规定，但实际上存在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不利于领导层更新，不利于年轻人上来，这是我们制度上的缺陷。”〔18〕加上“庙只有那么大，菩萨只能要那么多，老的不退出来，新的进不去”〔19〕，其结果只会使我们的干部队伍日趋老化。因此，我们必须“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20〕。其中，“更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不建立这个制度，我们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状况，以及青年人上不来的问题，都无法解决。”〔21〕由于邓小平的积极倡导和精心安排，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废止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的规定，随后中央政治局又决定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再担任党的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候选人，由此迈出了建立干部退休制度的第一步。1982年2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规定了任期限制；同年通过的宪法，也规定了国家领导人的任职期限。

为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顺利推进中实现新老干部交替，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设立顾问委员会，作为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过渡性质的组织形式。他明确指出：“顾问委员会是个过渡，这个过渡是必要的，我们选择了史无前例的这种形式，切合我们党的实际。但是在这个过渡阶段，必须认真使干部队伍年轻化，为退休制度的建立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创造条件。”〔22〕据此，党的十二大正式决定设立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中央委员会的助手和参谋。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再次明确指出：“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可以设想，再经过十年，最多不要超过十五年，取消这个顾问委员会。十年、两届还是需要的，一届恐怕不好，太急促了。顾问委员会今天刚成立，就宣布将来准备取消，这就明确了这个组织的过渡性。我们尊重生活和历史的辩证法。”〔23〕经过近两届过渡，各级领导干部的离退休制度逐步建立起来，新老干部的交替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顾问委员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1989年9月，邓小平果断提出“下次党代表大会不搞顾问委员会了，还是搞退休制度”，并强调“退休成为一种制度，领导层变更调动也就比较容易。”〔24〕根据邓小平的建议，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决定不再设立顾问委员会。至此，困扰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被彻底废除，而代之以科学而规范的干部退休制度。

(三)带头践行干部退休制度

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时刚刚70岁出头，按他在党内外的崇高威望，完全可以出任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但是，他不仅没有出任这些职务，而且多次提出要辞去他所担任的领导职务。早在1977年11月，他就真诚地表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自觉。我自己就有这个想法，如果党允许我今天退休，我马上就退休。这是真话，不是假话。”〔25〕在1980年9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他和李先念、陈云等老同志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主动为年轻干部腾位让道。1981年7月，他再次表示：“老实说，就我们自己来说，现在叫我们退，我们实在是心里非常愉快的。”〔26〕此后，邓小平不仅出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为退休作铺垫，而且一再表示要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但由于党和国家事业的需要，全党普遍不赞成他的这一想法。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他又与陈云、李先念等老同志共同约定要一齐退下来，不再担任任何职务。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反复讨论并征求多方意见后，决定他们三人“半退”，即同意他们不再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但仍分别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主席。1989年9月，鉴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工作卓有成效，社会政治局面稳定，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信任，邓小平再次坚决要求退休。他语重心长地说：“退休是定了，退了很有益处。如果不退休，在工作岗位上去世，世界上会引起什么反响很难讲。如果我退休了，确实不做事，人又还在，就还能起一点作用。”〔27〕与此同时，他还郑重地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恳切希望中央批准他“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28〕的请求。正如胡锦涛所说，“邓小平同志早就主张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并身体力行地带头实践，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发挥了决定性作用。”〔29〕

二

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建立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更成为最迫切的任务。邓小平果断决策：“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领导集体。……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30〕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坚定原则性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不仅从“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31〕的要求出发，而且从政治立场坚定并能够坚持改革开放等方面综合考虑，提出了建立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标准和选拔第三代领导集体成员特别是其核心成员的条件。

邓小平强调，对进入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必须严格选拔，特别是政治思想素质要高，要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不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不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不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个根本问题。”〔32〕其次，坚持改革开放并有政绩，得到人民公认。“有一个新的改革的面貌，是确定新班子成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不是九分九，而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要看到这个大局”〔33〕。“我们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将他们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要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要搞改革开放。”〔34〕第三，胸襟宽阔，能够把握大局。邓小平指出：“我们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的同志，都是管大事的人，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许多小局必须服从大局，关键是这个问题。”因此，“我们组成的这个新的领导机构，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这是对我们第三代领导人最根本的要求。〔35〕胸襟宽阔，具有大局意识，就是既要能够独立思考，展己所长，勇挑重担，充分发挥个人才干，又能和其他同志团结共事，“相互容忍，相互谦让，相互帮助，相互补充，包括相互克服错误和缺点。”〔36〕第四，能够以新的标准要求自己。“进入中央最高层的每个成员，都要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不再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因为责任不同了。每个人从自身的角度，包括自己的作风等方面，都要有变化，要自觉地变化。领导这么一个国家不容易呀！责任不同啊！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胸襟开阔。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37〕

土地承包，即将土地给某些组织或是个人承包。土地承包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后，各家各户都按照人口数量分得了一定数量的土地。在改革开放前，国家将土地所有权收回，所以人民群众获得食物的方式就是集体劳作，按劳动实际情况分得相应的食物或是额外奖励。但是经过长时期的探索，国家人为地将土地进行划分，慢慢出现了按人口分配土地。尽管这个时期土地只是允许农民使用，但还是出现了很多农民在种植过程中对土地进行了交易，出现了土地流转，实际上，土地流转是对土地交易的又一解释。

邓小平不仅强调“要真正建立一个新的第三代领导。这个领导要取信于民，使党内信得过，人民信得过。不是说对班子里的每个人都满意，而是对这个集体满意”〔38〕，而且精辟而又深刻地论述了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象标准〔39〕。他认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要成为取信于民、人民公认的有权威的领导集体，第一必须树立坚持改革开放的形象。“组成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中央领导班子，使人民放心，这是取信于民的第一条”〔40〕。

第二，树立团结合作的形象。邓小平反复提醒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希望你们给国际国内树立一个好的形象，一个安定团结的形象。”〔41〕“最关紧要的是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这样保持五十年，六十年，社会主义中国将是不可战胜的。”〔42〕

第三，必须树立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的形象。根据邓小平的意见，经过充分酝酿，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以其为上海的改革、发展、稳定作出的出色贡献，成为新一代领导核心的人选。〔43〕邓小平反复强调：“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开宗明义，就是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44〕“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45〕

第四，树立务实为民、勤政廉洁的形象。邓小平指出：“党中央、国务院应当是有权威的，有能力的。没有权威不行啊。”〔46〕而要树立中央权威，最根本的在于取信于民。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在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47〕。“坚持做几件改革开放的事情，证明你们起码是坚持改革开放，是真正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这样人民就可以放心了”〔48〕。“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49〕“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50〕只要中央加大反腐倡廉力度，有效遏制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就能“取信于民”、“获得人心”，大大增强中央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从而有效地加强中央权威。

第五，树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形象。尽管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但是“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51〕。“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52〕“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53〕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永远不称霸，也永远不当头。我们要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54〕

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按照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建议并经全会一致通过，建立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同年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批准邓小平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请求，同时决定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五中全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顺利交替。

三

(一)邓小平坚决主张并带头践行废除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不仅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而且在我们党的历史乃至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发展史上都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特别是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开始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联共产党〔55〕。1869年，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0)和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一起创建了德国第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也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第一个在一国范围内建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后相继更名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并一直担任党的领袖直到去世。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1870～1924)不赞成搞终身制，但他英年早逝。斯大林(1879～1953)自1922年担任党的总书记，1941年以后更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直到去世。从斯大林时代开始，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实际上都实行终身制，或“钦定”接班人〔56〕。在我国，邓小平以对党和国家事业的无限忠心与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宽广胸怀，坚决反对个人崇拜，主张淡化个人作用和影响。他反复指出：“我认为，过分夸大个人作用是不对的。人总是要死的。哪一天我不在了，好像中国就丢了灵魂，这种看法不好。我在有生之年还可以做一些事，但希望自己从政治舞台上慢慢地消失。”〔57〕“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这样？这不是因为我谦虚或别的什么。现在看起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58〕美国前总统尼克松高度评价说：“许多西方观察家以训诲的口吻评论道，一个共产党领导人能自愿、大大方方地让位，由比较年轻、经过精心培养的接班人继续执行他的政策，实属罕见。他们没有看到，这在任何形式的政府，包括民主国家中，都是罕见的。……一个领导人永垂不朽的关键在于能谦逊地认识到别人能够也必须接替他。邓小平一生中有许多杰出的成就将为后人所铭记。但是，能主动正视自己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不是在别人的强制下完成这一认识——这样坚强的领导人在历史上是不多的。他说过：‘我趁脑子还没有糊涂的时候就退下来。’寥寥数语，却生动地反映了他人品的伟大。”〔59〕我们的党和人民对他的思想与实践更是由衷敬佩和高度评价。正如江泽民所说：“邓小平同志早就主张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他本人几次恳切地表达了退休的愿望。党的十三大同意他只留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又同意他辞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邓小平同志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的稳定，创造了充分的条件，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60〕

(二)邓小平关于建立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决策与实践，为我们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整体性交替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如果说注重从制度层面建设党是邓小平建党思想的最突出特征之一的话，那么，强调集体交接班，着力培养和树立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则是邓小平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建设思想的一个突出特征。他反复指出：“我们这个第二代，我算是个领班人，但我们还是一个集体。”〔61〕“关键是要形成集体领导。”〔62〕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他们又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靠他们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因此，第二代领导集体建立后，“就一直在安排接班的问题”，“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在这里，邓小平特别强调“集体”、“集体领导”、“我们”和“第三代”，不仅表明他摒弃了领导者个人选择自己的接班人的“封建主义的做法”〔63〕，而是由整个第二代领导集体达成共识，选拔培养接班人，而且表明要按照集体交接班的要求，成千上万地选拔培养新的一代接班人，实行整个领导层的更新，实现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替。他明确指出：“选拔中青年干部不是几十、几百，是成千上万。成千是个形容词，上万是实质，实际上是一万、两万、几万。”〔64〕“自然规律是不可改变的，领导层更新也是不断的。退休成为一种制度，领导层变更调动也就比较容易。”〔65〕这就是说，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更替，本质上是党的中央领导集体之间的制度化的交接班，是老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整体性退休和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整体性接班〔66〕。邓小平还认为，“新的领导一建立，要一切负起责任，错了也好，对了也好，功劳也好，都是你们的事。这样你们可以放手工作，对于新的集体自我锻炼也有好处。”〔67〕因此，必须“让新的中央，特别是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独立思考，独立工作”〔68〕。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后，邓小平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不仅科学地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设计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思路，在关键时刻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指明方向，而且真心实意地维护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特别是江泽民的威信，反复强调江泽民的核心地位和作用，称赞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成就，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开展工作、树立威信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邓小平关于建立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决策与实践，为保持党的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邓小平认为，保持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对于党的事业的永续发展至关重要。而我们的政策是否有连续性，主要看两条。首先是看政策本身对不对，这是最重要的。“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国际国内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69〕“其次要看执行政策的人。”〔70〕这就提出了一个要什么人来接班的问题。邓小平不仅多次以王洪文曾说“十年后再看”〔71〕为例说明选拔培养接班人的重要性，而且一再强调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72〕；“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73〕。只要我们大力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实行干部新老交替，“就会使党和国家的领导层更具有活力，同时保证我们政策的连续性”〔74〕。在关于接班人问题的论述中，邓小平特别强调中央领导层问题。他指出，党的十三大的特点之一就是“更新了中央领导班子，保证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能够连续贯彻下去，并且加快步伐”〔75〕。“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76〕“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关键在领导核心。”〔77〕

历史已经证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高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发展着的实践，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集中全党智慧，总结实践经验，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进行理论创新，逐步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科学理论”，“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我们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加强党的建设的规律的认识”〔78〕，实现了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1〕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51.

〔2〕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34.

〔3〕〔4〕〔5〕〔6〕〔7〕〔8〕〔14〕〔17〕〔23〕〔24〕〔27〕〔28〕〔30〕〔31〕〔32〕〔33〕〔34〕〔35〕〔36〕〔37〕〔38〕〔40〕〔41〕〔42〕〔44〕〔45〕〔46〕〔47〕〔48〕〔49〕〔50〕〔51〕〔52〕〔53〕〔54〕〔57〕〔58〕〔61〕〔62〕〔65〕〔67〕〔68〕〔69〕〔70〕〔73〕〔74〕〔75〕〔76〕〔7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09,298,310,310,380,309,150,272,5—6,316,315,322,309—310,296，299，297，299—300，298—299，318，300，298，298，317—318，365，310，301，312，313，299，297，314，311，320—321，332，363，273，310—311，299，318，316，311，317，296，150，380，251，258，365，301.

〔9〕〔11〕〔12〕〔13〕〔18〕〔19〕〔20〕〔21〕〔22〕〔25〕〔26〕〔63〕〔64〕〔71〕〔7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00，192-193，222，281，350，193，331—332，226，414，227，388，347，385，280，193.

〔10〕李合敏.论邓小平关于接班人的思想〔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5，(3)：47-54.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150.

〔16〕宋毅军.确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关于确立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思考〔J〕.中共党史研究，2002，(6)：46-53.

〔29〕胡锦涛.在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A〕.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156.

〔39〕李合敏.邓小平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象〔J〕.世纪桥，2009，(9)：3—6.

〔4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中国改革开放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251.

〔55〕贾朋俭.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J〕.晋阳学刊，2004，(4)：12-15.

〔56〕聂月岩.邓小平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思想初探〔J〕.北京党史研究，1997，(5)：27-30.

〔59〕〔美〕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M〕.王观声，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263-264.

〔60〕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633.

〔66〕陈先奎.邓小平的中央领导集体理论〔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5，(1)：22-27.

〔78〕胡锦涛.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A〕.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589-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