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思

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既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又是进一步推进我国经济发展、实现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本文拟对1978年至2012年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文本分析研究。假设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集中体现了当年度的政府意识，那么，通过定量分析方法可测量自1978年到2012年的政府改革意识和稳定意识的波动和演化，并藉此分析阐释政府稳定意识与改革意识之间的关系，以期更好地认识和处理改革与稳定的关系。

一、《政府工作报告》文本分析

本文利用目前较为先进的分析软件Nvivo和SPSS，将1978—2012历年总共35份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作为样本，对每一份报告进行词频分析、意识形态话语对比分析、词频数相关分析、回归分析，了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政府意识形态话语变迁与政治经济社会诸变量之间的关系。并在时间历程上，观察这些变化，以此测量政府自1978年到2012年的意识形态的波动和演化规律，并藉此预测意识形态转型进程。

本文的政府稳定意识和改革意识涵盖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各个方面。政府稳定意识包括政治稳定意识、经济稳定意识、社会稳定意识，既包括移动稳定意识，也包括静态稳定意识。政府改革意识包括政治改革意识、经济改革意识、社会改革意识等。

具体到数据采集方面，本文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稳定”一词代表政府的稳定意识，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改革”一词代表政府的改革意识，通过“稳定”和“改革”的词频分析阐释政府稳定意识与政府改革意识之间的关系。同时，由于《政府工作报告》篇幅不尽相同，长短不一，为使数据衡量标准化，本文引入了“覆盖率”的概念。“覆盖率”这一概念来源于本文所选取的分析软件Nvivo，即材料来源在节点处编码的百分比，其原理是词频与文章长度的比值。Nvivo可自动生成词频的覆盖率数据。具体词频及覆盖率数据见表1。

1.政府稳定意识文本分析数据结果

自1978年至2012年，“稳定”一词在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共出现了745次。本文根据Nvivo软件所采集的“稳定”词频覆盖率的数据统计分析，并根据SPSS软件作图，可见中国政府的稳定意识在1978年到1990年间基本趋于曲折上升的形态，到1990年升至顶峰，1990年之后又趋于下降，但整体上波动幅度是明显的。

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是政府参照前一年的国家和社会的状况进行的前景展望和工作安排，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政府意识是对前一年的国家和社会状况所作出的相应的反应。按照一般逻辑，在时局动荡的年代，政府会在第二年年初加强政府稳定意识;而在时局稳定的状态下，政府的稳定意识会在第二年年初稍有减弱。在所采集的35份中国政府稳定意识覆盖率中，最大值为0.44，最小值为0.02，均值为 0.22，标准差为 0.09806，方差为 0.010。

表1 转型进程中中国政府“稳定”与“改革”词频及覆盖率数据统计表

中国政府稳定意识最弱的时间为1980年，为0.02。1979年正值改革开放方兴未艾之时，中国各项改革政策，诸如包产到户、知青返城、引进外资都是刚刚开始蓬勃发展，国家形势良好，社会稳定。因而在1980年，中国政府的稳定意识稍有减弱。

中国政府稳定意识最强的时间为1990年，为0.44。1989年的政治风波使全国上下知道了社会大局稳定的重要，1990年中国需要承办第11届北京亚运会，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局势。加之此时正值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关键时期，国内外严峻的形势促使中国政府稳定意识的增强。

2.政府稳定意识的移动平均

中国政府的稳定意识是在不断波动的。为了判断哪些年份的稳定意识是处在明显波动的状态，本文引入了“移动平均值”这一概念。所谓“移动平均”是时间序列上各项发展水平的平均数，反映一段时间内的发展水平。通过移动平均可以除去随机波动的因素，将政府意识随时间规律性波动显露出来，更好地了解政府意识随时间变迁的本质特征。本文将移动平均的时间周期设定为五年，这是因为中国的政治运行周期是五年。

在所采集的35份中国政府稳定意识的“移动平均值”中，最大值为0.310，出现在1995年至1999年的均值;最小值为0.034，出现在1974年到1978年的均值;均值为0.202，标准差为 0.093228，方差为 0.009。

中国政府的稳定意识自1978年以后有明显的增长，增长至1994年之后有小范围的回落，并在1999年增长至顶峰。中国政府稳定意识的五年移动值基本上呈“M”型。

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稳定意识是在高速增长的，这说明在中国经济快速崛起、高速发展的时期，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由于我国制度上、法制上的不健全，社会矛盾也日益凸显出来，党和国家充分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更注重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20世纪90年代至2005年，是中国政府稳定意识最强的一段时间。这一时期有学潮问题、西藏骚乱、举办亚运会、苏联解体、香港澳门相继回归、香港金融危机、98特大洪水、加入WTO、依法取缔“法轮功”等等，国家和社会急需一个稳定的环境，因而中国政府的“稳定”意识在这一时期最强。

3.政府改革意识文本分析数据结果

自1978年至2012年，“改革”一词在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共出现了2542次。本文根据Nvivo软件所采集的“改革”词频覆盖率的数据统计分析，并根据SPSS软件作图，可见1978年到2012年的中国政府的改革意识呈现如下的波动变化:中国政府的改革意识自1978年之后开始曲折的上升，到1990年升至顶峰。1990年之后又趋于下降，但整体上波动幅度是明显的。在所采集的35份中国政府改革意识的覆盖率中，最大值为 1.37，最小值为 0.04，均值为 0.710，标准差为 0.291，方差为 0.084。

中国政府改革意识最弱的时间为1978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政策是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因而在1978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改革”的意识尚处于酝酿之中，蛰伏于未来的政策导向和意识形态发展，因而尚不明显。

中国政府改革意识最强的时间为1985年，为1.37。这说明，中国共产党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决策，经过几年的宣传﹑发动﹑推进，已取得了明显成效，改革开放已深入人心。到1985年，中国政府的改革意识已非常强烈和坚定。

4.中国政府改革意识的移动平均

在所采集的35份中国政府改革意识的“移动平均值”中，最大值为0.970，出现在1989年，也就是1985年至1989年的均值;最小值为0.040，出现在1978年，也就是1974年至1978年的均值;均值为 0.676，标准差为 0.269，方差为0.072。

分析可见，中国政府的改革意识在1978年以后有明显的增长，增长至1989年到达顶峰。这说明1974年到1989年每连续五年的均值一直处于快速的增长和加强的过程中。这段时期正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改革开放并认真推进的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充分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和人民创造力，中国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而之后，虽然中国政府对改革意识的加强不及80年代，但也基本围绕0.800进行上下幅度很小的波动，可见在转型进程中，中国政府对于改革意识是从未懈怠的。

5.转型进程中中国政府有关稳定与改革之关系意识

根据数据分析，可得出稳定意识和改革意识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的结论，其皮尔森相关系数是0.460，并通过99%以上置信度水平检验。这就是在较高信度上可以说，中国政府的稳定意识和改革意识在发展趋势上是相对一致的，呈现一面强调稳定，一面力图改革的情势:稳定意识增强的同时，改革意识也在增强;改革意识加强的时侯，稳定意识也同时在加强。这说明，当社会不稳定因素集中显现之时，政府往往表现出对稳定的强烈担忧，在政府的文件表述中对稳定的强调便会更多，政府稳定意识会更强烈。而此时，相应地，社会要求变革的呼声也会高涨，政府力图通过改革化解危机的意识会更强，稳定意识与改革意识呈现正相关的局面。

中国政府稳定意识与改革意识正相关的关系是与中国政府一直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相一致的，也与中国政府一贯坚持的关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同稳定的关系的理论及政策相一致。

正确处理稳定和改革的关系是历届领导人都关心的重点问题。邓小平同志的两句话奠定了中国政府处理改革问题和稳定问题的基调。他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而“稳定压倒一切”。也就是说，改革是动力，稳定是前提，改革和稳定是相辅相成的。江泽民同志曾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同稳定的关系，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秩序，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没有稳定，什么事也干不成;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排除一切破坏稳定的因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警惕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稳定的环境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

正确处理稳定和改革的关系也是中国《政府工作报告》的主题，几乎每年的工作报告都会提及。在1988年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李鹏同志提出，在今后五年的政府工作中，要在加快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而又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加充满生机与活力，使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更加协调稳定地向前发展。在2003年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朱镕基同志特别强调要坚持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为改革和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他在总结政府工作经验时说，我们坚持贯彻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十分注意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经济加快发展的同时，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稳定。在2011年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同志强调要坚持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以改革促进和谐稳定，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宁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二、总结与展望

在意识形态的领域内探讨政府意识的发展变化，有别于其他对稳定和改革的研究。每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进程都有其独特的偏向、节奏和次序，而对政府意识进行研究就可以把握这种偏向、节奏和次序，更好地理解社会关系、权利关系和体制变革。本文对转型进程中的中国政府稳定意识和改革意识的发展和变化进行研究，旨在从实际上理解和把握中国政府对于国家稳定和社会改革的认知、态度以及反应的状况，从而对未来的社会发展与进步起到指导和借鉴作用。

迄今为止，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持续了33年。改革开放使中国实现了连续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崩溃论”、“华盛顿共识”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批评，对中国经济行将崩溃的判断和预言从来没有间断过，甚至西方的经济学家简单地将中国的转型发展理解为“深渊不能分两次跨越”。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却势不可挡，中国经济不仅没有崩溃，也没有按照华盛顿思路走向完全私有化，反而是在“北京共识”的指导下，创造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中国奇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能取得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显然得益于中国政府在稳定和改革的关系上始终保持谨慎的态度，强调改革的同时绝不忽略社会的稳定，而强调社会稳定的同时并没有放慢改革的步伐。本文的研究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1］燕继荣主编.发展政治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陈明明.危机与调适性变革:反思主流意识形态［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6).

［3］俞可平.怎样看待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移动稳定”［N］.北京日报.2005—0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