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关于《聊斋志异》在国外的传播，长期以来国内学界普遍采用王丽娜女士的研究成果①。关于《聊斋》在西方语言中的最早译介，王丽娜认为：“最早发表《聊斋志异》单篇译文的译者是卫三畏。他的两篇英译文《种梨》和《骂鸭》，收在他1848年编著的两卷本《中国总论》第一卷中(693-694页)。”②这一结论在2008年受到了挑战，王燕女士在该年《明清小说研究》第2期上发表了《试论〈聊斋志异〉在西方的最早译介》一文，认为德国传教士郭实腊(Karl Gutzlaff，1803-1851)才是最早的译介者，因为他1842年就在《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第11卷第4期上“简介了《聊斋志异》的9篇小说，比卫三畏翻译的两篇作品早6年，当为目前所知《聊斋志异》西传第一文”③。这9篇故事是：《祝翁》、《张诚》、《曾友于》、《续黄粱》、《瞳人语》、《宫梦弼》、《章阿端》、《云萝公主》、《武孝廉》。王燕的论文无疑很有价值。但根据笔者看到的材料，卫三畏与《聊斋》的关系并不局限于《中国总论》，他在更早的时候已经翻译过《聊斋志异》中的作品。到底谁是西方世界《聊斋》的最早译者，还值得继续探讨。

《聊斋志异》是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代表作。19世纪以后，它逐渐进入了西方人的视野。19世纪美国来华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1812-1884)是最早接触这部著作的西方人士之一。卫三畏于1833年来华，在广州、澳门、北京工作43年后于1876年回到美国，第二年被任命为耶鲁大学首位(也是美国历史上首位)汉学教授。《聊斋》中故事的译文曾多次出现在这位19世纪美国最重要的汉学家的著作中。

1842年，卫三畏编写的《拾级大成》(Easy Lessons in Chinese)一书在澳门出版，这是一部汉语工具书，“是为刚刚开始学习汉语的人编写的，读者对象不仅包括已经在中国的外国人，也包括还在本国或正在来中国途中的外国人”④。全书的内容如下：(1)部首；(2)字根；(3)汉语的读写方式介绍；(4)阅读练习；(5)对话练习(与老师、买办、侍者)；(6)阅读文选；(7)量词；(8)汉译英练习；(9)英译汉练习；(10)阅读和翻译练习。在这10个章节当中，有3个章节采用了《聊斋志异》中的17个故事，具体情况如下：第4章阅读练习选用了《种梨》、《曹操冢》、《骂鸭》；第8章汉译英练习选用了《鸟语》、《红毛毡》、《妾击贼》、《义犬》、《地震》；第10章阅读和翻译练习选用了《鸲鹆》、《黑兽》、《牛飞》、《橘树》、《义鼠》、《象》、《赵城虎》、《鸿》、《牧竖》。由于这17个故事分布在不同的章节，服务于不同的教学目的，所以为它们作注解和翻译的情况也就相应地各有不同。

对于第4章中的3个故事，作者的编排是先给出中文，然后是拼音，然后是逐字的英译，最后是符合英语习惯的翻译，如《种梨》的第一句话：

有乡人货梨于市颇甘芳价腾贵

yau heung yan fo li u shi po kom fong ka tang kwai

was village man peddled plums in market rather sweet fragrant price rise dear

Once there was a villager selling plums in the market which were rather sweet and fragrant， and the price was high.⑤

到了第8章中的5个故事，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卫三畏在给出中文后，只提供了拼音和逐字的英译，不再提供符合英语习惯的翻译，显然他是将这一工作留给读者去做练习。而到了最后的第10章，则连拼音和逐字的英译也不再提供，卫三畏只列出了中文原文让读者进行阅读和翻译。

这样的安排显示了此书由易而难，循序渐进、逐级提升的编写宗旨。从一开始提供示范译文到最后不再提供任何译文，卫三畏显然希望通过这些练习能够使学习者比较快地掌握汉语。如果像卫三畏所设想的那样，一个学习者通过前面的操练最终能够完成书末成段的中译英练习，那么他就算已经“大成”了。

《拾级大成》虽然选取了17个《聊斋》故事，但真正翻译成英文且符合英语习惯的，只有《种梨》、《曹操冢》、《骂鸭》3篇。这其中的《种梨》、《骂鸭》2篇后来又被他收入了《中国总论》一书之中。

《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出版于1848年，全书凡23章，全面地介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状况⑥。在第12章《雅文学》中卫三畏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中国的诗歌、戏剧和小说的发展历史。在讲到短篇小说时，他这样写道：“许多小说都是用纯粹的风格来写作的，特别是16卷的《聊斋志异》，其内容的多样性和语言的表现力都是很突出的，值得那些想研究博大精深的汉语的人仔细研读。”⑦接着他摘抄了《种梨》、《骂鸭》两个故事，以此来说明作者蒲松龄的奇思妙想和道德劝诫。

除了《种梨》、《曹操冢》、《骂鸭》之外，卫三畏完整翻译的第四个故事是《商三官》，译文刊登在《中国丛报》第18卷第8期(1849年8月)。在《译后小记》中卫三畏写道：“商三官的这种复仇行为在中国的道德家看来是值得称赞的，否则由于官员的疏漏或不公正就会使罪犯逍遥法外而不受应有的惩罚。不管这件事是真是假，这个故事说明中国人普遍认为父母之仇是必须要报的，在这一点上完全可以和希伯来人以血还血的观点相比较。”⑧

从上文可以看出，卫三畏曾经在三种书刊上译介过《聊斋》中的故事，其中最早也最多的是1842年出版的《拾级大成》；由此可以修正王丽娜的结论，而且除了《种梨》和《骂鸭》外，最早被卫三畏完整翻译成英文的还有《曹操冢》。另外，王丽娜所记《种梨》和《骂鸭》之译文在1848年版《中国总论》中的页码(693-694页)颇可存疑，据笔者看到的版本是在561-562页。

法国学者高第(Henri Cordier)在权威性的《西人论中国书目》(Bibliotheca Sinica)中将《中国总论》放在第一部分《中国总说》的第一类“综合著作”中⑨，这是列入这一类别中的第一部美国著作。《中国总论》可以说是美国汉学兴起的标志，所以比较容易受到关注。2003年，程章灿教授在《也说〈聊斋志异〉“被洋人盗用”》一文中提到的第一部著作也是《中国总论》(其依据也是王丽娜)。他在考察了《聊斋》在西方的多种翻译后发现，“《种梨》在欧美译文中出现的频率几乎可以与最有名的《劳山道士》等篇相媲美。从这一点来看，说《种梨》是在欧美国家(这里主要指英美法德)中最为流行的《聊斋志异》篇目之一，应该是不过分的”⑩。《种梨》构思奇妙、语言生动，确实是《聊斋志异》中的精品；《骂鸭》、《曹操冢》、《商三官》也都是《聊斋》中文学性比较高的篇章，卫三畏选择这几篇进行全文翻译颇足以表明他的文学眼光。

《拾级大成》出版于1842年，郭实腊的文章也发表在1842年，要确定谁是西文中最早的《聊斋》译介者有相当的难度。从王燕的论述中我们知道，郭实腊的文章“没有标题，每段介绍一篇，大致粗陈梗概，可谓错漏百出。我们只能从其叙述中大致猜测译介的究竟是哪一篇”。由此可知郭实腊的重点在“介”，而不在“译”。所以如果说最早的“译”者，应该还是非卫三畏莫属。另外王燕认为，卫三畏之所以关注《聊斋》是受到了郭实腊的影响，卫三畏“对于《聊斋志异》，乃至中国小说的看法，也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郭实腊的观点”。这显然是把卫三畏最早翻译《聊斋》的时间误系于1848年而得出的结论。现在我们知道，卫三畏翻译《聊斋》的时间并不晚于郭实腊，两者之间有无影响，以及谁影响谁，就很难确定了。更值得指出的是，卫三畏对《聊斋》的文学价值有比较深入的体认，而根据王燕的看法，郭实腊“对于《聊斋志异》的文学成就视而不见、闭口不谈”。所以这种影响即使存在，也不可能是卫三畏“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郭实腊。

《拾级大成》是卫三畏编写的第一部著作，也是美国人有史以来编写的第二部汉语学习工具书，近年来逐渐受到研究汉语史学者的关注，可惜还没有引起文学研究者的重视。实际上，这本书中的很多例句，特别是阅读和翻译部分的例句有不少都采自《三国演义》、《子不语》等文学著作，很值得引起关注。这本287页的著作对于研究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具有不可忽略的价值。该书中文书名页的内容是：“咪唎坚卫三畏鉴定，《拾级大成》，香山书院梓行，道光辛丑年镌”；英文书名页的内容是：“Easy Lessons in Chinese：or Progressive Exercises to Facilitate the Study of That Language， Especially Adapted to the Canton Dialect， by S. Wells Williams， Macao：Printed at 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1842”。

卫三畏的档案现存美国耶鲁大学，其中有一份书单，记录了卫三畏购买的书籍数十种，其中就有《聊斋志异》，可惜其原书却未能保留，估计是在1856年的一场大火中被烧掉了。这一年因为“亚罗号”事件，中英之间关系再度紧张，12月14日外国人在广州的夷馆被烧，其中的印刷所也被毁，卫三畏作为传教士于1833年10月到达广州后一直负责这家印刷所的工作，他所主持的主要印刷品就是前文提到的英文月刊《中国丛报》(1832年5月创办，1851年12月停刊)。这场大火不仅使他的印刷材料付之一炬，也使他失去了全部家当。卫三畏后来没有再翻译《聊斋》中的故事，估计与此有关。

《聊斋志异》的版本情况非常复杂，卫三畏在《中国总论》中提到的是16卷本，在更早的《拾级大成》中介绍蒲松龄的一段文字中也提到了该书的版本：“《聊斋志异》是短篇小说集，常见的是16卷本，作者蒲松龄是一位山东的杰出学者，他生活于康熙年间，他的序言系于1679年。这是一部具有完美风格的高超的作品，用纯正的汉语写成。”据此我们推测卫三畏使用的翻译底本应该是青柯亭本或其翻刻本，即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赵起杲刻本，或称赵本，该本此后有过许多翻刻本和重印本，在传播《聊斋》的过程中起过很大的作用。后来发现了更近于原本的铸雪斋抄本是12卷，蒲松龄的稿本存世者已有残缺，大约也是12卷，所以近人整理的会校会注会评本《聊斋志异》(张友鹤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第一版，1978年新一版，凡四册，简称三会本)仍作12卷。青柯亭16卷本与现在通行的12卷本之间篇目对应的关系很混乱，但就卫三畏翻译的几篇的内容来看，它们之间在文字上并没有什么差异。

注：

① 如许多高校使用的袁行霈先生主编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中国文学史》有关《聊斋》的章节就是如此，详见该书第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页。

② 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214页。

⑥ 这23个章节是：(1)地理区划与特征；(2)东部行省；(3)西部行省；(4)边疆地区；(5)人口；(6)自然资源；(7)法律与政府机构；(8)司法；(9)教育与科举；(10)语言结构；(11)经典文献；(12)雅文学；(13)建筑、服饰、饮食；(14)社会生活；(15)工艺；(16)科技；(17)编年史；(18)宗教；(19)基督教在华传播史；(20)商业；(21)中外交通史；(22)中英鸦片战争；(23)战争的发展与中国的开放。不难看出，《中国总论》几乎涵盖了中国社会与历史文化的所有重要方面，将其书名定为“总论”，是很贴切的。参见拙著《卫三畏与美国早期汉学》第四章，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第89-111页。

⑦ S. W. Williams，The Middle Kingdom (New York: Wiley & Putnam， 1848)， vol. 1， p. 561.

⑧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8， pp. 400-401.

⑨ Henri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Paris， 1904)， p. 85.

⑩ 程章灿《也说〈聊斋志异〉“被洋人盗用”》，《中华读书报》2003年9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