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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杂事秘辛》一书最早被明人杨慎发现，原署汉无名氏作。主要记载了汉桓帝懿献梁皇后梁女莹被选及六礼册立之事，因一段奇艳的裸体检查描写被后人津津乐道。杨慎跋曰：“《汉杂事》一卷，得于安宁州土知州董氏，前有义乌王子充印。盖子充使云南时箧中书也。”沈德符说：“本杨用修伪撰，托名王忠文得之土酋家者。杨不过一时游戏，后人信书太真，遂所惑耳。”胡震亨、清代姚士粦认为史实错乱，非汉代作品。梁启超说：“此书疑即晚明杨慎用修所作。杨老先生文章很好，手脚有点不干净，喜欢造假。……假如杨用修坦白地承认是自己作的，明人小说已曾能够有此著作，在文学界价值不小。”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汉杂事秘辛》出于杨慎伪撰。”清陈森在其小说《品花宝鉴》中对这段描写裸体仔细考究、大加赞赏，其新奇的“造语”还被明清文人引用到诗文里(如《浙西六家词》、《曝书亭集》等)。是书先后被收入《秘册汇函》、《津逮秘书》、《绿窗女史》、重编《说郛》、《五朝小说》、《无一是斋从钞》、《香艳丛书》、《广汉魏丛书》、《增订汉魏丛书》、《龙威秘书》、《说库》、《汉魏小说采珍》等书，近些年被归到杨慎名下作为明代文言小说加以研究，如宁稼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皆署为杨慎撰，王汝梅著《稀见珍本明清小说解题》(《明清小说研究》2008年第3期)一文，亦持此观点。故是书自明代起就众说纷纭，其文学价值受到充分肯定，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胡震亨、姚士粦指出是书内容与汉代史实不合，只能证明非汉代作品，并不足以得出杨慎作伪的结论。诸位先生观点皆承袭沈德符、胡震亨、梁启超而来，也没有提出新的证据和论证。笔者通过爬梳文献、详细考辨认为，《汉杂事秘辛》应当是中晚唐之际依托《汉杂事》的小说，并非杨慎作伪，视之为明代小说是不合适的。其理由具体如下。

一、从杨慎断句之误来看，此书非杨慎作伪

杨慎跋语曰：“及见‘约缣迫袜收束微如禁中’语”，按此处杨慎断句有误，应为：“约缣迫袜，收束微如。禁中久之，不得音响。姁令推谢皇帝万年。莹乃徐拜，称‘皇帝万年’，若微风振箫，幽鸣可听。”②按杨慎的断句是说梁女莹的脚包裹得稍微像宫中的风格，如此则龃龉不通。杨慎认为弓足起于后汉，则宫中先行此风，那么民间跟风就该写作“颇如”更好。按笔者的断句，此处应理解为“用缣袜包裹着，收束得小小的样子。禁闭在寝中好长时间”，因为“如”作为词缀意为“……的样子”。“禁中”此处意为“禁闭于寝中”，因为这次裸体检查，就是在梁女莹的寝处进行的。按杨慎的断句后面应该断为“久之不得音响，姁令推谢‘皇帝万年’”，如此则句子缺乏主语，读起来也不连贯，破坏了此处以四言为主的赋体风格。

二、从文字、语汇上看，《汉杂事秘辛》应产生于唐代

其一，由是书中最为明显的一个语汇“皇帝万年”来判，杨慎所谓“《汉杂事秘辛》为汉人作品”的观点不确。“皇帝万年”在《汉杂事秘辛》中出现了四次，而此语是唐代才出现的，最早见于唐代“上元圣寿乐”的记载：“上元圣寿乐，高宗武后所作也。舞者百四十人，金铜冠、五色画衣舞之。行列必成字，十六变而毕，有‘圣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万年’、‘宝祚弥昌’字。”③故此书只能是唐或唐以后的作品。

其二，由是书中“官家”一语的运用也可判是书当非唐前作品，明代小说称皇帝为“官家”是因由宋代作品改编而来。“官家”一语乃唐代笔记、小说中对前朝皇帝的称谓，而唐前除史书外则不然。古代俗语对皇帝的称呼，汉代称为“县官”。《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载：“庸知其盗买县官器”，司马贞索隐：“县官谓天子也。”以“官家”称皇帝，最早见于南朝刘宋时期。《宋书·鲜卑吐谷浑传》载：“虏言处可寒，宋言尔官家也。”④隋唐时期称皇帝为“大家”，如《海山记》曰：“素归，谓家人辈曰：‘小儿子吾已提起，敎作大家。即不知了当得否？’”⑤但是唐代笔记、小说中一例称前朝皇帝为“官家”。唐李冗《独异志》卷上：“符见三年，凤凰集于东阁，坚欲赦国中，时无有知者。忽有一童儿，绯帕幕首，言于市曰：‘官家有赦。’”《变文集》卷二《韩擒虎话本》：“虽自官家明有宣头，不得隐藏师僧，且在某衙府回避，乞(岂)不好事。”⑥诸如此类者甚多。宋代民间称皇帝为官家，此点在《水浒传》、元杂剧、话本小说及拟话本中都有反映。如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卷十三“勘皮靴单证二郎神”曰：“单说保和殿西南，有一坐玉真轩，乃是官家第一个宠幸安妃娘娘妆阁。”拟话本相当一部分是根据前代话本改编而成，前引即如此，而且它讲述的也是徽宗时期的故事。《水浒传》在杨慎的时代已经完全成书了，所以，如果杨慎刻意作伪，以他的学识应该选用“县官”而不是“官家”，用官家这个词，反而很容易被看出破绽，甚至被认为是宋代的作品。唐代称本朝皇帝为“大家”而称前朝皇帝为“官家”，明代对皇帝非正式的称呼一般是“万岁”或“爷爷”(限于太监)，不称“官家”，故本书当为唐代所作。

其三，从“造语”看，《汉杂事秘辛》亦应是产生于唐代。是书重刻画女性裸体之美，明代色情小说关注性交、阳具、同性恋。沈士龙认为此书造语独特，非作伪可致：“至其造语若‘拊不留手、筑脂刻玉、胸乳菽发、火齐欲吐’之类，咸此妪率率口创，有后来含毫所不敢望者，何得横索同异，相与疑之？”⑦造语就是从未见于前代典籍，纯粹是作者匠心独运的创造。杨慎虽然是大才子，但要在一短篇中造语叠出恐怕并不容易做到。详究是书造语，“芳气喷袭、肌理腻洁、私处坟起、阴沟渥丹、火齐欲吐、肉足冒骨”等描述，却是与唐代艳情作品或医学文献中女性身体美的描述相一致。如在中国失传的《房内记》对“好女”描述中“凿孔欲高”与“私处坟起”意近，“弱肌细骨，肉淖漫泽，四肢百节之骨皆欲令没，肉多而骨不大”等语与“肉足冒骨”意同，是书称女性生殖器为“赤珠”，与“火齐”意同。⑧历来对《汉杂事秘辛》的艺术评价非常高，姚士粦、沈士龙、梁启超即是如此。笔者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对女性裸体作这样细致全面的刻画，在古代文献中可谓绝无仅有，二是前人虽言“太亵”，但我们仔细阅读后会发现，同明代的色情小说相比，《汉杂事秘辛》完全是以审美的态度来描写的。明清色情小说对女性的裸体描述不多，它们关注的是性交、阳具、同性恋。特别强调男性硕大的阳具是征服女性的秘器，《金瓶梅》、《肉蒲团》等代表作品即是如此。两者之间的区别就像西方裸体油画与明清春宫画，风格迥异，高下立判。只有在风气开放的唐代，人们不把性、裸体看作丑恶的不道德的事情，而是以审美的态度来看待它，才会产生这样绝妙的文字。这些都表明《汉杂事秘辛》的产生不会早于唐代，也不会是明代。《房内记》的有关记载保存于日本医学著作《医心方》。此书“由唐及更早时期的几百种书籍的摘要组成的著作，由中国血统的著名日本医师丹波康赖收集并分类。……保持了原始的唐代抄本的特色”⑨。前代学者对《汉杂事秘辛》并非一概认作伪作，也有人提出过疑问。如姚士粦在指出其史实、礼制、人物的错误后，接着说：“且审视一段，描写精莹，若有生气，似非假托可到。恐秘记史官各有依据，未可指为赝作也。”⑩另外，如果杨慎刻意作伪，一定会参照汉代作品，模仿得古色古香，以杨慎的才学，这一点不难做到。而且，这一段话的语言风格同唐代的变文、俗赋也非常相似，“第内欢噪”、“发缄欢喜”明显就是变文、佛经的常用语。

三、从书信公文体的特殊结构看，《汉杂事秘辛》应产生于唐代

《汉杂事秘辛》整体结构是书信公文体，而此体正是唐代传奇小说独特的结构方式。《汉杂事秘辛》的开头是保林吴姁拿着皇帝的征婚诏书向中常侍单超宣读，然后二人同到梁府，由吴姁考察后，再把具体情况以书信的形式向皇帝和太后汇报：“言不尽心，书不符见，谨秘以缄，昧死以闻。”后半部分的纳后六礼，具体就是皇帝下一诏书，梁家逐一作答辞，既是书信也可以看作公文。小说中最华美奇艳的文字出于一个老保姆之口，即所谓“咸此妪率率口创”，而且还是书信形式，这与常理不合，也与老保姆的文化水平不合。但这种方式却与唐代传奇小说的独特方式相合。唐代传奇小说、俗赋的对话体来源于早期赋体文学的问答式，后来发展为书信体、公文体。敦煌《燕子赋》中的书状、判文等公文构成了故事情节；敦煌《韩朋赋》中韩朋妻和韩朋的书信占了不小篇幅。《莺莺传》中张生与莺莺先是以诗信传情，张生第一次落第后两人还有长篇书信来往；《飞烟传》中步非烟与赵象书信来往与《莺莺传》相似；《柳毅传书》中“书”是一个重要的关目。李吉甫所作《郑钦》收录于《太平广记》，内容只是讨论音律问题的书信往来。这似乎很不像小说，但鲁迅先生把这种特殊体式的小说，选入《唐宋传奇集》。

四、由《大唐开元礼》于贞元设科取士时间来断，是书应产生于中唐贞元或其后

前人认为杨慎作伪的一个重要根据是文中所述与汉代礼制不合。《汉杂事秘辛》后半部分所载“纳后之礼”，最早见于梁沈约所撰《宋书》，述东晋穆帝升平二年纳后时，太常王彪参考古礼所制。此礼又见载于唐人所修《晋书》、杜预《通典》及唐人萧嵩所著《大唐开元礼》，此礼“贞元中诏以其书设科取士，习者先授太常官以备讲讨。则唐时已列之学官矣！”“纳后六礼”草创于东晋，见载于《宋书》，但在社会上的流传不会很普遍，而《大唐开元礼》是开科取士的教科书，所以应考举子应该记得滚瓜烂熟。唯有如此，才能在小说创作中如数家珍，一字不漏地默写下来。《汉杂事秘辛》所载“纳后之礼”只是将代称人名、官职的“某”字换成汉代的具体人名、官职。两相比较，只有一处异文，一则曰：“钦承旧章，肃奉典制”，一则曰：“钦承前典，肃奉仪制”。从这八个字的异文来看，只能是记忆小误而致，而抄写不会出现连续几个字的错误。如果《汉杂事秘辛》出现于前此后此之时代，只有可能是抄写原文或作大幅度改动。由此可以推断《汉杂事秘辛》应该写于唐代，极有可能是在贞元以后的中唐，而作者可能起码是一位受过官方正规教育的士子。《汉杂事秘辛》的结构是“两截体”，前半部分写的华美奇艳，后半部分却是不厌其烦地呆板叙述“六礼”的具体过程，非常不协调。但这正是行卷文学“诗才”、“史笔”并重的体现。中唐正是传奇、小说创作繁荣的时期，出现《汉杂事秘辛》这样的作品非常合理。

五、从美女的审美类型上看，《汉杂事秘辛》应产生于唐代，而非汉代、宋代或明代

不同的民族、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审美倾向，也创造出不同的审美类型。我们平常说的“环肥燕瘦”就是典型的例子。《汉杂事秘辛》中的梁女莹同唐前唐后美女的标准不太一致。汉代后妃中有特意强调身材高大，这明显是先秦对女性以健壮硕大为美的遗留，而梁女莹身高是“长短合度”，就是中等身材。宋代(及以后)以瘦为美，而小说中梁女莹比较丰满。明代普遍流行裹脚，而梁女莹是天足。梁女莹与唐代小说、变文里的美女是同一类型。理由如下：

(一)唐代的变文、小说以“发长七尺”为美女的标准，且是大富贵的象征，《汉杂事秘辛》中的梁女莹也是发长七尺。唐段成式撰《酉阳杂俎》卷十二曰：“信都民苏氏有二女择良婿……女发长七尺，黑光如漆，相者云‘大富贵’。”又《伍子胥变文》：“臣闻秦穆公之女，面如花色，发长七尺。”敦煌出土的《燕子赋》之二：“龙王第三女，发长七尺强”《邺中记》曰：“陈逵妹才色甚美，发长七尺。石季龙以为夫人。”梁女莹是“伸髻度发，如黝髹可鉴，围手八盘，坠地加半握”，而她身高七尺一寸，所以也是“发长七尺”或“发长七尺强”。这与唐代小说的创作观念是一致的。

(二)梁女莹身长七尺一寸并且“长短合度”是唐代“后妃贵相”和“好女”标准糅合后的纰漏。唐虞世南撰《北堂书钞》所列的后妃“奇相”有东汉明徳马皇后“身长七尺二寸”、灵思何皇后“长七尺一寸”和熹邓皇后“长七尺二寸”。古代典籍很少提到女性的准确身高，这里的“奇相”就是身材高大。马皇后、邓皇后都是将门之女，何皇后“家本屠者”，身材高大是正常的。据有关学者的研究，东汉每尺约23.5厘米，晋尺24.2厘米，南朝尺24.5厘米，北朝尺逐渐加大，至隋统一定为29.5厘米，唐尺为30厘米。梁女莹身高七尺一寸，按东汉尺应为166.86厘米，按南朝尺约174厘米，按唐尺应为213厘米。有人认为杨慎作伪是按汉尺进行的。166.86厘米在现代中国女性当中也可以说高个儿了。但“长短合度”恰恰是唐代艳情作品对女性(少女)的审美标准。白行简《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的描述是：“或年光盛小，闲情窈窕，不短不长，唯端唯妙。”《房内记》的“好女”标准就是“浓纤得宜，修短合度”。小说中的梁女莹身长七尺一寸又“长短合度”，是两种观念的糅合从而出现的纰漏。梁女莹是皇后，既然假托汉无名氏所作，所以就把七尺一寸的后妃奇相和唐代的“长短合度”的美女标准合并了。这就表明“七尺一寸”在唐代小说中并不指具体准确的身高，而是传说中后妃贵相的象征。

(三)唐代就以足小为美，唐代诗文中多有“足小”的描写，梁女莹足长八寸，在“足小”之列。杨慎在跋语中说：“余尝搜考弓足原始，不得。及见‘约缣迫袜，收束微如禁中’语，则缠足后汉已自有之。”杨慎的观点是错误的，正如《辍耕录》卷十所说：“张邦基《墨庄漫录》云妇人之缠足起于近世，前世书传皆无所自。《南史》齐东昏侯为潘贵妃凿金为莲花以帖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花’然亦不言其弓小也。”梁女莹“足长八寸”，按汉尺应为18.4厘米(身高166.86厘米)，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大连17岁女性平均身高164.0厘米，平均足长23.2厘米。对于缠足问题的看法，杨慎自己也曾自相矛盾，沈德符加以辩驳，认为缠足始于唐之中叶：“余向年观唐文皇长孙后绣履图，则与男子无异。……观则天后画像，其芳趺亦不下长孙。可见唐初大抵俱然。惟大历中，夏侯审咏被中睡鞋云：‘云里蟾钩落凤窝，玉郎沉醉也摩挲。’盖弓足始见此。至杜牧诗云：‘钿尺才量减四分，纤纤玉笋裹轻云。’又韩偓诗云：‘六寸肤圆光致致’。唐尺只抵今制七寸，六寸当为今四寸二分。亦弓足之寻常者矣。因思此法当始于唐之中叶。”按唐尺六寸约合18厘米，明显过短，所以缠足始于中唐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但此处我们也要辩证地看待，不管是《汉杂事秘辛》还是韩偓等人的诗，都没有女性天足被残的描述，所以绝对不可能是弓足。但当时已经有了以脚小为美的审美倾向，故对脚进行包裹以显美观，这也可以看做缠足的雏形吧，只不过文学作品又作了一些缩小夸张罢了。

六、“杂事”应为一种题材或文体，“秘辛”应是卷次

笔者认为在隋唐时期可能有一种“杂事”体小说，如《隋书·经籍志》著录《晋朝杂事》二卷、《旧唐书·艺文志》著录《晋诸杂故事》二十二卷、《晋朝杂事》二卷，《唐开元占经》征引《晋杂事》一条，《隋书》卷十二征引《汉杂事》一条，《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后汉杂事》十卷，《新唐书·艺文志》亦同。宋尤袤《遂初堂书目》著录有《汉杂事》一书。征引《汉杂事》一书条目最多的是《太平御览》，共28条，其次为唐欧阳询的《艺文类聚》共12条。杨慎把“秘辛”猜测为“卷帙甲乙名目”，李慈铭认为是“书部甲乙”。以天干对书籍分卷次，在唐代就出现了。李商隐的骈文集《樊南文集》分为甲、乙集，其中甲集初名《樊南四六》，后来续编骈文，遂名《四六乙》。罗隐的诗集直接命名为《甲乙集》。杨慎对自己的著作不以甲乙分类，看其丹铅余录、续录、摘录、总录之名可知。胡震亨习惯以天干分类，如《唐音癸签》就是《唐音统签》的第十卷。同以天干分类，但唐人和明人却有差别。唐人的甲乙是某类文体的卷次排序，后面不再标注文体，如《四六乙》、《甲乙集》；而明人在天干后面习惯加文体标志，《唐音癸签》的“签”就是一种文体。“秘辛”应解释为《汉杂事》中的“宫闱秘史”类的“辛”卷，这和《四六乙》的命名习惯是相同的。

杨慎好古爱奇，喜欢以小说证史来卖弄炫博，但他在跋语中仅仅谈了弓足问题，且甚为简略。如果是杨慎作伪的话，对笔者上述的后妃奇相(七尺一寸)、发长七尺、“好女”标准等问题怎么可能置而不论，放弃炫耀学问的大好机会呢？当然，这些书籍有的藏于敦煌石窟，有的仅存于日本，杨慎无缘得见。杨慎之所以没有怀疑《汉杂事秘辛》的真伪，可能是惊喜之下，大意失察了。此书语涉猥亵，故流传不广，不见著录于各家书目不足为奇。另外，前代书目只是所见书籍的著录，各种以“全”冠名的大型典籍亦复如此，断简残编，散见民间也是常见的现象。所以不能必然推出是杨慎作伪。《四库总目提要》说：“其文淫艳，亦类传奇，汉人无是体裁也。”馆臣的目光是独到的。据以上论述，笔者认为，《汉秘事杂辛》极有可能是唐人依托《汉杂事》而作的一部传奇小说。

注：

①⑦⑩ 张心澄《伪书通考》，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870、871、872页。

③ 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版，第1060页。

④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69页。

⑥ 江蓝生、曹广顺编著《唐五代语言词典》，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