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霆

胡玉伟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一九四〇年代的文学转型》，①胡玉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一九四〇年代的文学转型》，《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4期。精细地分析了一九四〇年代初“随着革命中心向延安的转移，革命文学也被拉入到一个新的生长环境和运行轨道”，从而实现了文艺的话语立场、话语方式和作品形式的变革，这种转型和变革与“解放”、“革命”等历史话语，以及中共创造新世界、新历史的终极目标紧密相连。我完全认同胡文的分析，其实这也是学界早就形成的共识。我读胡文想到的是另一问题，即就文学转型来说，一九四〇年代初另有一种形态往往被人忽视，其实那一形态同样对于现代文学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只是它同前种转型相比并非处于中心地位罢了。这里，我就以一九四〇年代初新诗转型为例来予以说明。

一

一九四〇年代初，抗战的大众诗歌和解放区的诗歌获得了新的发展，占据诗坛主导地位。其历史的必然性正如朱自清所说，“从象征诗以后，诗只是抒情，纯粹的抒情，可以说钻进了它的老家。可是这个时代是个散文的时代，中国如此，世界也如此，诗钻进了老家，访问的就少了。抗战以来的诗又走到了散文化的路上，也是自然的”。“这是为了诉诸大众，为了诗的普及。抗战以来，一切文艺形式为了配合抗战的需要，都朝普及的方向走，诗作者也就从象牙塔里走上十字街头”。②朱自清:《抗战与诗》，《朱自清全集》第2卷，第345-346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