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传树 门小军

西方视野下的“中国模式”

○轩传树 门小军

一、几种表现

“中国模式”，意指中国

取得巨大成就的独特发展道路。这一话题，缘起于2004年5月美国经济学家乔舒亚·库伯·雷默发表的一份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尽管“北京共识”在中国国内没有引起太大回应，但是，西方社会讨论中国发展道路和成功经验的热情并没有因此而减弱。相反，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深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新中国诞生60周年等重大节点的到来，以及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西方讨论中国模式的热情进一步高涨。

1.媒体报道集中且频繁。通过Google搜索引擎搜索“中国模式”，相关英文报道数以万计。单2008年12月18日——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日，西方主流媒体大多为此刊发了社论、专题。其中，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和英国《卫报》一口气发了6篇和4篇专稿，大谈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据2010年6月德国埃尔福特大学和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合作完成的研究报告称，2008年德国主流媒体直接关于中国的报道平均每天就有11条之多。

2.相关著作大量出版。根据全球最大图书销售网站亚马逊网搜索结果，2008年以来，关注中国发展的西文图书近百部，直接探讨中国发展模式的英文著作就有20余部，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其中，关注中国模式的未来及其国际影响的图书最为集中，争议也最大。如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2009）；英国剑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斯蒂芬·哈尔珀的《北京共识：中国的威权模式如何支配21世纪》（2010）；全球最大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的《自由市场的终结：谁是国家与企业之战的赢家？》（2010）等。

3.智库、论坛频繁举办专题辩论会。美国卡内基基金会从2006年起，迄今先后以“重新定义中国政策”为题，进行了9次辩论，议题涉及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增长、贸易政策、金融体制，以及中国在亚洲的角色等。创建于2007年的“温室论坛”，于2008年4月召开“资本主义—威权主义政治强国的回归”研讨项目首轮圆桌会议，就“是否存在中国模式”进行对话。2009年2月23—24日，中西学者再次汇集温室论坛展开建设性对话，就“如果中国模式存在的话，如何理解它”进行辩论。

4.成立专门研究机构，甚至设立专项国家课题。近年来，欧美著名智库纷纷成立专门机构或部门，开展对华研究。2006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成立“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并在中国北京清华大学开设办事处，即“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专门研究中国的崛起及其对美国、中国邻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影响。2007年，英国三所著名大学牛津大学、布里斯托尔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在多家英国官方基金会的资助下，联合建立了“英国校际中国中心”，旨在培养更多的“中国通”，以便于进一步了解中国研究中国。2010年，美国夏威夷大学国际东西方研究中心同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共同发起成立了“国际中国模式研究院”，着力于站在国际视野和国内实践的角度上对中国模式进行全方位的研究。2010年1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还接受了美国众议院的一项名为“中国模式”的国家级课题，课题组现已派人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进行调研。

5.媒介报道形式花样翻新。

2009年，美国发现频道播出了著名记者泰德·考帕尔摄制的纪录片《资本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该片围绕重庆发生的故事，深度报道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人民，认为重庆案例为亚非拉渴望经济发展的国家如何利用政府和市场并同时消除它们的极端情况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于2010年8月4—13日举办了一场网络辩论会，直接以“有没有中国模式”为题。这场辩论不仅有英、美著名学者和前政府官员参与其中，而且还吸引了大批网友（包括我国网民）参与讨论和投票。结果，赞成“有中国模式”的只有42%，而反对者占58%。鉴于此，《中国领导箴言》季刊2010年春季号断言，过去两年中，中国和外国的观察家们长期讨论的“中国崛起”话题，已经被一个新的主题——“中国模式”所主导。

二、核心观点

1.承认中国经济成就，就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无论是把中国经验概括为“北京共识”的美国学者乔舒亚·库伯·雷默，还是前世行驻中国的经济学家盖保德，都认为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里高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如果承认中国在过去30年里的经济成就，那么就得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因为它是确保其成功的关键。当然，也有一部分学者基于各种理由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时代》杂志资深记者迈克尔·舒曼和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认为，中国模式只是对东亚模式的模仿，缺乏独特性；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沈大伟认为，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使政府能够对经济领域实施强有力的国家干预，但是这种独特性很难为其他国家所复制；美国前助理国务卿谢淑丽认为，中国发展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此现在提“模式”还为时过早。

2.认为中国模式的核心特征就是“自由经济+威权政治”。在西方看来，中国模式的最重要特征就是自由经济和威权政治的结合，只不过名称说法有些不同。英国剑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斯蒂芬·哈尔珀称之为“市场威权主义”；《澳大利亚人报》亚太版主编罗曼·卡里克称之为“威权资本主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终身教授黄亚生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英国《观察家报》专栏作家威尔·赫顿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法国国际马克思大会社会主义学科主席托尼·安德烈阿尼称之为“市场社会主义”等等。

3.认为不管中国模式能不能“输出”，能不能“复制”，都对国际社会影响巨大。美国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奈坦言，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而且其特殊的发展模式也将被一些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说，中国模式改变了人们对摆脱贫困的期望。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凯文·哈西特认为，中国模式为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实现他们理想的生活方式提供了新的选择和愿景。还有一部分学者甚至将中国模式提升到一种实践原则和价值理念的层面。如英国前欧洲外交事务委员会执行主任马克·伦纳德认为，中国正在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一条其他国家可以追随的、非西方的道路。这条道路，在美国知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费雷德·伯格斯坦看来，对世界意味着更多的机会，在马丁·雅克看来，是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对世界民主化进程最大的贡献；但是，在斯蒂芬·哈尔珀和伊恩·布雷默眼里，却成了威胁和挑战，他们认为，中国用以推动其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正在取代西方的市场资本主义，“北京共识”削弱了西方意识形态的规导作用。

4.认为中国模式面临很多问题，因此其未来还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不管是“唱衰派”还是“唱盛派”，都认为中国未来发展将面临很多问题，比如经济增长方式问题、社会公平问题、政治改革问题乃至气候环境问题等。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安德鲁·瓦尔德认为，中国可以克服这些问题，继续保持高速发展的态势，因为中国政治稳定，普通民众信任中央政府；美国斯特拉福战略预测公司首席分析师彼得·蔡汉和威尔·赫顿认为，中国无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已经积重难返，即使想变革，也有心无力；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院长姚树洁认为，中国模式的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各种结局都有可能。

5.认为政治改革是中国快速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全面民主化不可能马上到来，更不可能抽象地复制西方民主。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认为，导致中国民主化的社会力量还没有形成，中国将继续朝着所谓“有弹性的威权体制”发展。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关系学院中国问题专家大卫·蓝普顿认为，由于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与政府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同盟，中国的民主在他有生之年不会到来，但是中国没有民主并不能阻止中国的崛起。德国汉诺威大学社会学家奥斯卡·内格特坚信中国定将实现一种特殊的民主，这种民主会受到“孔子的公共伦理”的影响，而不是抽象地复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研究机构主任胡里奥·里奥斯认为，未来中国民主化改革的重点，并不是实行选举、完善社会参与渠道、推动政党多元化，而是纯洁共产党队伍、加强共产党的合法性、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盖保德也认为，对于中国这样还相对贫弱的社会来说，选举国家领导人并不是衡量民主发展的唯一指标，甚至也不是主要指标。如果说政治改革是快速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也不应是急不可待地全面推翻现有体系。只有《悉尼先驱晨报》驻华记者高安西等少数媒体人认为，中国政府将市场经济与政治威权混合一体的治理方式使得中国经济出现了扭曲，如果想继续维持高经济增长并促进社会稳定，除全面民主化以外，中国政府别无他法。

三、如何看待这场争论

1.从争论的原因看，是由于“现实”超过“理论预期”，他们希望了解中国成功奥秘，把握中国发展方向。中国没有像西方传统理论所预言的那样走向民主化，也没有走向崩溃，反而在保存既有政治体制和维持现存国际体系的前提下崛起了。现实超过了理论预期，他们不得不反思传统理论是否出了问题。尤其是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欧美等信奉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达国家为危机所困，而且遵循美国模式的其他国家也都出现了问题，在国际公共舆论中大有“北京共识”代替“华盛顿共识”之势。因此，重新审视中国的新现象，总结中国发展的经验，应是他们“持续关注”的首要原因。

2.从争论的话题看，在经济特征上的看法比较一致，在政治特征上分歧相对突出。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中国模式在经济上的主要特征就是市场经济，只不过，有的强调“出口导向型市场经济”，有的强调混合所有制以及渐进式改革。但是，在政治特征上，除了威权主义以外，不少人注意到中国政治上的复杂特性。沈大伟认为，它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吸取了东亚新权威主义、苏联列宁主义、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拉美社团主义等的优秀因素而形成的一种统一的混合体制；世界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认为，它是一种由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相结合的“纵向民主”；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亚洲研究所教授曾锐生认为，它是一种列宁主义与协商民主相结合的政治体系，等等。

3.从争论的结果看，这场争论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共识，反而日益“政治化”。一方面，人们对什么是“中国模式”这一概念认识缺乏一致意见；另一方面，从总体上看，这场争论已经持续多时，人们关注的对象并不在于客观存在的“中国模式”，而是变成了要不要、该不该有“中国模式”的问题。尽管现在不再像“北京共识”刚提出时那样具有意识形态色彩，不再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了，但是争论仍然过于政治化，甚至道德化。政治倾向一旦和政治决策相结合，就会影响西方对中国的国际战略选择。

4.从争论的发展趋势看，也出现了一些新现象。一是西方媒体炒作中国模式的热情趋于平静，这是它们迎合受众、适应市场需求的内在动机使然，毕竟过去两年中国重大庆典活动特别集中。二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逐渐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考察，即使政治化倾向仍然存在，但是也不排除有理性分析。如美国印地安那大学中文教授杰弗里·瓦萨斯特罗姆在《21世纪的中国：每个人都需要了解的事》（2010)一书中强调，要如实描述中国，就应该避免“非威胁即机会”的错误论调。

5.从争论的话语逻辑看，这场争论的实质是质疑中国模式的道德吸引力。总的来看，西方社会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是按照“概念—特征—影响—未来”这样的逻辑展开的，其实质就是按照他们的话语和范式来评判中国发展模式是否成功、有效；中国经济为什么在政府主导下快速发展却没有出现西方理论所预期的民主进步；中国模式是否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偏爱进而对西方发展模式构成挑战；中国模式是否可持续。显然，“中国模式”这一概念已经在世界上被普及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尤其是西方）已经清楚并认同中国发展的实践原则和价值理念。我们能否提出一套既能解释中国奇迹又能为世人理解、让世界认同的分析范式和话语体系，应是我们当前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深层问题。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 陶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