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敏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100872)

1. 引言

社会语言学认为,在构成群体、民族和人类的过程中,语言是承继过去并且确保未来的“文化资产”,是辅助不同群体之间商贸交易的“经济要素”,也是实现民族团结、凝聚社会以及发展国际关系的“政治工具”。任何语言政策的拟定与执行都深刻反映出政治角力与权力较劲。因此,一门语言的国际化程度是一个国家“软实力”大小的象征。

“西班牙语作为经济财富发展协会”会长博迪戈在2001年的西班牙语国际会议上说,“如果西班牙语设法成为美国西语社区的身份参考,或者文化身份的标志和信号灯,我们在该国改善地位就会处于不败境地”(参见Del Valle & Villa 2006:384)。其实,作为老牌殖民帝国,十六世纪号称海上“无敌舰队”的西班牙早就发现了语言的地位和作用,一直在拉丁美洲十几个殖民国家强制推行西班牙语。1713年更是成立了皇家教育研究院,致力于语言的教学和推广。步入现代社会,在加入了欧盟、实现经济腾飞后,政府决定进一步推广西班牙语。1991年3月,西班牙国王签署法令,成立塞万提斯学院,并且亲自担任名誉院长。目前,西语在南美洲的19个国家是官方语言,在美国是第一大外语,在世界上是除英语外应用范围最广的语言。

不只西班牙,西方有很多国家建立了海外语言学院,比如英国的文化委员会、德国的歌德学院、法国的法语中心等,都历史悠久,致力于本国语言和文化的全球推广。同为曾是古老帝国的中国,面对全球化的浪潮,也于2004年11月在韩国创立了第一所“孔子学院”,面向一般海外大众教授基本汉语。至2010年,已建立了近500所孔子学院和孔子学堂,遍布8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是,我国的孔子学院和其他国家的语言学院有什么异同?有哪些可以互相借鉴和互为补充的优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孔子学院和塞万提斯学院值得进行一定的比较研究和思考。

2. 理论背景和研究方法

后殖民主义是一种重要的文化批评思潮,兴起于二十世纪中期,在二十世纪末期达到繁荣兴盛的巅峰。“学术界对后殖民主义的理解主要可以分为三类观点:第一类观点把后殖民主义定义为新殖民主义的表现形式,即与‘文化帝国主义’雷同；第二类观点把‘后殖民主义’界定为‘殖民主义之后’或是‘反殖民主义的一种形式’；第三类观点是前两种界定的综合,即后殖民主义既可以指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表现形式,又可以指对这种表现形式的描述”(邓欢2010:33)。在第一种观点中,所谓的“文化帝国主义”已有多位学者论述,主要是指后殖民时期,帝国主义已不再热衷于从事领土征服和武装霸权地进行殖民主义活动,而是注重在文化领域里攫取第三世界的宝贵资源并进行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殖民,即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文化输出对不发达和欠发达地区实现文化霸权和文化控制(金慧敏2011；丁锐、孙鲁飞2011)。

为了透彻地理解孔子学院和塞万提斯学院,笔者查阅了几百篇关于孔子学院的新闻和论文,以及近百篇、部关于塞万提斯学院的论文和书籍,并且利用在纽约访学的便利,走访了纽约的孔子学院和塞万提斯学院。经过大量的比较研究,同时运用后殖民主义等理论,笔者发现了两所学院的异同之处。

3. 塞万提斯学院与孔子学院的相同之处

3.1 同借名人之势

塞万提斯是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家,他的小说《堂吉诃德》被称作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现代小说,小说主人公“风车骑士”——堂吉诃德早已深入世界人心。用塞万提斯命名西班牙海外语言学院,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影响东方文化长达两千多年。因此,汉语学院以孔子命名,具有强大的文化吸引力,同时避免了意识形态的争论。

3.2 相似的办学模式

中西两国的海外语言学院办学模式大同小异,都由政府创办和拨款,总部都设在自己国家的首都,向海外分支机构提供教学模式、课程产品等主要教学资源,选派国内教师,赠送教材,组织语言水平证书考试等。语言水平考试的目的也类似:一方面衡量学员语言水平(可供入学或者就业参考);另一方面维护语言规范,限制由于世界应用而产生的民族语言变异。

3.3 共同面临英语霸权

在某种意义上,全球语言环境中存在激烈的生存竞争。虽然语言多样性是文化丰富性的重要条件,但并非所有语言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全球化是强势语言征服弱势语言的过程,而强势语言中最典型的例子是英语。美国的高科技、一流的大学教育、魅力四射的影视剧,强烈地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全球媒体几乎都有英语传媒；跨国公司、学术交流、体育赛事等,都把英语作为交流的工具。同时,英语所携带的文化价值观也会逐渐植根于非英语国家的国民,不断重新建构、维护和巩固英语的霸权地位。

强烈的反差使许多年轻人看轻自己的母语,中国甚至出现了建议高考取消语文考试的声音。要想让民族语言在严酷竞争中存活,要想提高在国际社会中有关国际事务的话语权,要想扭转“文化逆差”,就不能不重视民族语言的推广工作,在国内弘扬民族文化,在海外宣传民族文化。当然,这是需要强大的国力、精心的教学和周到的组织来保证的。

塞万提斯学院和孔子学院都承载了这样的历史重任,各自成为二十一世纪本国文化复兴和文化自觉的代言人。

4. 孔子学院与塞万提斯学院的相异之处

同为语言学院,孔子学院与塞万提斯学院的办学方针与教学模式等都很相似。但是,由于地处不同的环境,来自不同的民族和文化,拥有不同的历史背景,许多因素决定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4.1 不同的哲学基础

孔子和塞万提斯同为历史文化名人,但是代表的哲学思想不同。以孔子主张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天人合一”、“和实生物”以及“和而不同”等思想,主张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种肯定世界多样性的统一、承认差异、倡导多元共处和相互依存的思想,在人类社会面临诸多问题和困境的今天,可以发挥出独特的协调、平衡和包容作用,为新时代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而塞万提斯学院则以文学家的内涵赋予了该学院一种故事的亲和力,一种文学的想象空间。与风车作战的骑士堂吉诃德凸显了西方人的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思想,体现了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和进化的文化思潮。同时,该哲学理念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征服主义精神:以人类为中心,牺牲自然和社会来满足人类私欲。这一切在导致近现代文明发展的同时,也把人类拖进了战争冲突、霸权主义和生态危机等灾难之中。世界风车已经开始倾斜。

4.2 不同的历史背景

中国与西班牙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背景。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以五千年历史为傲,界定自己的方式不是国家意识,而是文明意识。纵观中华民族的历史,所经历的战争除了内战外,都是抵御外国侵略。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著名的历史融合是丝绸之路、鉴真东渡和郑和下西洋等。通过这些文明贸易和文化传播,中国的“送去主义”带给世界的是发展、友谊和共存。

纵观西班牙历史,十六世纪“无敌舰队”横行海上近百年,所到之处焦土遍野,文明丧失。拉丁美洲的许多土地沦为其殖民地,直到十九世纪初才逐渐获得独立。“拿来主义”带给世界的是掠夺、恐惧和暂时的臣服。

4.3 不同的办学意图

孔子学院和塞万提斯学院拥有不同的哲学基础,来自具有不同历史背景的国家,因此决定了它们有不同的办学意图。

孔子学院的宗旨是为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发展中国与各国的友好关系,为全世界汉语学习者提供方便、优良的学习条件。进入21世纪后,西方“中国威胁论”越来越甚嚣尘上。为了让西方了解中国文化,理解中国社会,同时为了改变被动地等待国外留学生来华学习中国文化,中国开始有意识地主动发掘语言与文化资源,采用“送去主义”的方法。于是,历经两千多年风雨的孔子学说被赋予了现代意识,承载了中国人民“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的“和平”希望,漂洋过海,为传播中华五千年文化史开辟道路。由此可见,我国的文化建设与管理进入现代时期。

塞万提斯学院的办学意图在该学院法则第7条第3款中被解释为“改进西班牙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育、学习和使用,在全部非西班牙语国家推广西班牙和拉美西班牙语国家文化”。但是,德尔瓦伊(Del Valle 2009)在对塞万提斯学院的大量文献作了研究后认为,西班牙语言政策的一个意图是追赶各方面都强大的英语,挑战古老的有声望的语言,比如法语和德语。另一个意图是把西班牙语看成有价值的语言,把它当成商品进行推广。西班牙政府相信,通过推广西班牙语,语言学行业会繁荣,西班牙的形象会提升,与西班牙有关的一切事物的普及和对待西班牙的积极态度,反过来都会刺激对这个国家相关产品的购买,并且会产生对于西班牙公司的存在的包容性。由此可见,西班牙政府把语言教学不仅当作一项收入来源,还用作宣传文化的工具以支持政治和经济利益,足见该学院的新殖民意识和语言帝国主义色彩浓厚。

4.4 不同的经营效果

从目前来看,孔子学院发展势头良好,但是市场人气仍显不足。多份资料表明,孔子学院的主体受众为旅居海外的华裔子弟。不可指望满嘴当地语言的年轻人仅为了父母残存的民族意识来刻苦学习汉语。在纽约孔子学院,非华裔学员多数不过出于对东方古老文明的好奇,浅浅涉猎让他们望而却步的方形文字的书法,并练一练太极拳。

同时,海外语言学院的发展需要巨大的财政和物力支持,这一点从各国的统计数据即可看出。例如,塞万提斯学院每年有约0.8亿美元的政府拨款,英国文化协会每年有6亿美元政府拨款,歌德学院每年约4亿美元的政府和公共基金投入,而孔子学院2004年到2009年的投入累计才达1亿多美元(段奕2008)。由此看来,孔子学院只靠政府拨款,发展会有所限制,经营模式应该更加广阔。

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尽管奉行的也是非营利形式,但是对于利润的渴求却是明显的。西班牙报纸ELPAIS上有篇文章论述道:在西班牙,语言是与旅游业占有相同份额的财富。1996年,西班牙语推广协会的奠基人博迪戈说,语言学产业创造了一个复杂的文化符号,它通过“西班牙语”这个品牌保护伞,通过各种服务和产品,可以渗透进许多不同的市场(参见Del Valle & Villa 2006)。与之呼应,1999～2001年的塞万提斯学院的主管拉芬特说:“巴西有1亿6千5百万人口,其中5千万是学生。大约需要20万西语教师,随后还需要书籍、电影和音乐产业”(Del Valle & Villa 2006:375)。巴西有报纸惊呼:“西班牙语征服了巴西”(同上:378)！由此可以看到,塞万提斯学院绝不仅是简单的非营利模式。

众所周知,一个品牌、一个产业的发展,必须有其商业化的道路。孔子学院是迄今为止我国第一个语言文化品牌,但是重于扩张,疏于管理,不利于品牌的发展。借鉴一下塞万提斯学院和国内外各种语言学院和教育集团的商业化的经营模式,可以让孔子学院走得更好、更远。

5. 塞万提斯学院的后殖民主义与孔子学院的现代意识

正如前面章节所述,早已达成国际共识的是,英语的推广与英美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利益相关,但是英语的推广却被巧妙地掩饰为一种自然的、中立的且对使用者有利的现象。英语的特权地位引发了一些反应:有国家出现民族语言退化的现象,强大的英语推广被解读为盎格鲁-撒克逊强大的文化侵略。比起政治侵略和军事侵略,文化侵略对一个国家的伤害更为深远。

在这个情形中,西班牙语扮演了一个复杂的角色:一方面,作为国际语言,它的辩护者们把它展示成与英语相抗衡的力量,他们坚信对西语的足够忠诚将能抵制英语的霸权；另一方面,为了让西语的地位和推广合法化,他们用的论据几乎与推广英语的那些人用的一样。例如,英语在成为全球化语言时,是成功、希望和自由的代名词。西语的推行者在向全球公众推销西语这个产品时,就以正在增长的西语经济市场为特色,以西语音乐、舞蹈和时尚为特色,以西语国家和地区的丰富旅游资源为特色。

又如,在拉美西语的强化推广中,仍存在语言等级,西语凌驾于拉美当地语言之上,从而使得西班牙政府仍享有对当年殖民地的领导地位。比如,巴西的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西班牙政府在巴西大力推广西语,但在其本土并不宣扬葡萄牙语的学习,也没有推行巴西文化。

为了推广西语,塞万提斯学院还与政府、文化和商贸实体签署了大量协议以资助泛西语政策项目。许多为西语扩张活动大开方便之门的高端公司比如能源、航空、保险或者金融等公司,发现随着讲西语人数的增多和讲西语的面积增加,拉美最大的商机对他们敞开了门。

这一切促使西班牙政府制定更具野心的扩展经济力量和政治地位的政策。西班牙在拉美组织“泛西语联盟”,希望对拉美的集体秩序起到核心作用,希望在语言和谐中给大家提供一个母国(Del Valle 2009)。正如马莫里乃洛(Mar-Molinero 2008)所说,西班牙和拉美的关系仍由帝国形象协调,由扎根于殖民时代的经济不平等结构所协调。

如此一来,西语的辩护者们陷入了语篇陷阱:把英语引起的威胁使用成借口,来强加到对西语的忠诚上,这样同样会为经济和政治利益服务,阻碍更适于国际语言多样性的语言文化政策的出现。西语推广的后殖民主义色彩已经开始令很多人不安。

在中国的孔子学院,一位须眉鹤发长者雕像笑容可掬地对世界各国鞠躬行礼,谦谦君子的胸怀很容易让人对这个古老国家产生温暖和崇敬之情。孔子的英译词Confucius含有“智慧”的意思,可见西方文化对孔子的推崇。而且,孔子学院的“和”的理念更适合后现代社会。美国《纽约时报》曾评论孔子学院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好最妙的一个出口产品,是中国实施和平外交战略、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措施。

但是,作为2500多年前的历史人物,在中国历朝变革的风风雨雨中,孔子及其教义的地位也是沉沉浮浮。在目前的孔子学院海外推广中,也曾遇到阻力。比如,在东南亚某些国家,孔子学说被看作一种宗教,孔子学院因而遭到某些排外势力的抵制。如何以现代的眼光重新解读孔子是目前的紧迫任务。另外,周明朗(2009)指出:目前孔子学院的运行机制上存在三大漏洞:政治风险(总部在北京,西方及东南亚国家对于孔子学院的意图有疑虑)、学术上被边缘化(政治疑虑使之沦落为成教部之类的机构)和经济上的无底洞(依靠政府拨款)。如前文所述,孔子学院在经济上的运作可以借鉴塞万提斯学院。

这些巧合强调了发展推广国际语言的政策的批评式和比较式研究的重要性,或许比较的角度会有助于阐释一种更精细、更完善的理论模式。理解语言推广的社会根源和结果,并仔细分析谁受益和谁受伤,将有助于产生更好的政策。

6. 结语

正如马莫里乃洛(2008)认为,现在的语言全球化本身即一种帝国主义的形式。在语言推广中,我们可以辨别出欧洲在塑造语言行为以及产生语言阶层方面凌驾于世界之上的殖民地和后殖民地的影响。强加或者抵制世界新秩序的斗争部分上是关于语言的斗争,这些斗争不可避免地在有权者和无权者之间、强势和弱势之间进行,这是受权力支配的霸权主义的实例。

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来看,塞万提斯学院很好地开发了语言的三大功能:“文化资产”、“经济要素”和“政治工具”。在政治上——拉美西语国家建成联盟(泛西语联盟),经济上——西班牙为首的跨国集团,文化上——西语文化,都在不断地强大,寻找与英语既抗衡又合作的立足点。但是,西班牙对拉美不平等的政治和经济的欲求使得塞万提斯学院的发展蒙上一层厚厚的后殖民主义色彩。

中国的孔子学院虽然建成时间短,但是它深厚的哲学思想——“和而不同”——使目前徘徊于稳定与混乱之间的国际社会,在多样性的前提下,规避风险,共同承担责任；在和谐、正义、团结的前提下,使全球化得到良好控制并造福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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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从师感言

古之学者必有师,今更亦然。吾有缘幸遇恩师,修学语言学,为抠开该学之巨门分毫,窥得先贤今圣之些许语言智慧而自豪！时光荏苒,随师已十年。蒙师悉心教诲,获益良多。恩师性格和善,常满面微笑,让人如浴春风。但因其智慧、威信和德高望重,亦不怒而威,令人不敢造次。恩师在系统功能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等语言学诸多领域造诣深厚,高屋建瓴,常寥寥数语即勾勒出各流派、各理论之轮廓和异同,对一些艰涩理论的讲解更是深入浅出,令人醍醐灌顶。

恩师对学生要求亦严格,每每敦促我们勤勉之余,尚需悟性——既不过于执着,也不过于散淡；如水浸大地,缓慢却不停止。常记恩师在余困境中的一次次点拨,成功前的一次次帮助,失败后的一次次警告,得意时的一次次提醒,失意后的一次次鼓励,懒惰时的一次次敦促。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丹心映日月,赤诚洒千秋。蒙恩师教诲的人生,是充实、多彩和丰富的人生。

祝恩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杨敏与恩师胡壮麟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