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浩

在这个轻俏的文学时代，李佩甫显得有点“笨拙”——十余年来，他的题材选择、作品的主题意向、文学的写作技法，没有根本性的变动，只是更加精熟。这是一种值得敬重的“笨拙”。近20余年，现代汉语文学逐渐摆脱了政治文学的桎梏，步态轻盈，姿态曼妙，然而许多作家作品大多似流沙上的脚印，难以久存。李佩甫因为“笨拙”，却在现代汉语文学的大地上夯下了一柱铸石。少变的题材选择、主题意蕴取向，却使他通过小说叙事，与叙事对象建立了忠诚、悲悯、犹疑等叙事伦理关系。这三种叙事伦理关系对形成李佩甫的文学风格，使其成为当代文坛特殊的“这一个”，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忠诚

从呼家堡（《羊的门》），到上梁村（《城的门》），再到无梁村（《生命册》），李佩甫小说的地域名称不同，实际上并没有本质上的空间变化。它们作为文学转喻符号，最终都指向辽远的、一马平川的黄淮平原的一隅。这一隅在历史上战乱不断，灾难频发，是绵延了三千余年人类生命的一块“绵羊地”。就像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阎连科的耙耧山脉，这一隅是李佩甫在当代文学建立的只属于自己的文学领地。虽然李佩甫没有用一个专有名词对之命名，但是，它已经巍然伫立在当代文学的地理图志上。

这个文学地理图标是李佩甫依靠毅力与忠诚，一笔一划，兢兢业业地营建起来的。这种忠诚首先意味着一种情感品质，它源自于对叙事对象真切、深沉的体味，然后才能够从心底对之产生珍视、尊敬的情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