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侃侃

在沈阳金融博物馆的展厅内，展出有几枚与众不同的民国时期纸币。与同时期国内发行的其他纸币相比，这种纸币最大的特点是上面加盖有“天良”印章。这在中外钱币史上极为少见。它的发行者是自诩为一介武夫的草莽英雄张作霖。

探索张作霖的人生轨迹，不难发现，他虽然没念过几天书，但十分重视和推崇中国传统文化，仁义道德、天地良心不仅时常挂在嘴边，更体现在他的行动上，他还在自家花园假山石壁上亲自题写了“天理人心”，以时刻提醒自己及家人讲天理、讲人心。令人叫绝的是，在他的私家银行边业银行发行的纸币上面，他郑重地加盖上“天良”印章。

张作霖为什么要发行加盖“天良”印章的钞票？这还要从边业银行说起。

军阀混战，谁赢了谁是它的主人

边业银行原是以殖边为名，在我国北部边疆设置的拓殖银行，最早由徐树铮提议建立。1914年，年仅34岁的徐树铮出任北洋政府陆军部次长，是当时政府中最年轻的次长。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就任大总统，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徐树铮任国务院秘书长兼陆军部次长。1919年，北京政府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同年10月，徐树铮派遣200多辆汽车将部队火速运往库伦（今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并迅速占领库伦，迫使外蒙古在1919年11月17日正式取消自治，回归中国。当时中外报纸一致盛赞徐树铮，称其为国家完整立下汗马功劳。随后，北京政府将外蒙古善后事宜全部交由徐树铮办理。

徐树铮就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后，在领兵进军新疆的同时，推出了旨在促进新疆经济发展的《西北边疆事务计划大纲》，其中一项重要规划即设立“边业银行”，取名意为以“发展边疆实业”为宗旨。获得北京政府国务会议批复同意后，徐树铮即从1919年7月开始筹备工作。经过一年多的紧张运作，1920年9月边业银行正式成立。它享有代理国库、发行货币的特权。总行初设在库伦，正式成立时改设在北京，总裁由财政总长李思浩担任，先后在库伦、张家口、天津等地设立了分行。资本总额1000万元，分为10万股，官方认购3万股，民间募集7万股。直系军阀曹锟因所占股金最多而成为最大的股东。

1920年冬，在直系和皖系军阀战争中，皖系的段祺瑞、徐树铮失败。段祺瑞被迫辞去国务总理一职，徐树铮被指控为“十大祸首”之最而遭通缉拿办，借日本使馆之助逃到天津，后潜入上海英租界内匿居。边业银行受此影响，营业几乎陷于停顿状态。但因直系军阀首领曹锟为最大股东，边业银行很快恢复正常营业。

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奉系张作霖获胜和直系曹锟、吴佩孚失败告终，张作霖率部进驻京津。边业银行因大股东曹锟的失败遭到致命打击而陷入瘫痪，面临倒闭的危险。此时，边业银行天津分行的负责人章瑞廷，为了逢迎张作霖，以兑让的名义将边业银行转给张作霖，张作霖欣然接受。

化名的“东三省官银号”

自从张作霖接管后，张家占有95%的股份，成为张家的私家银行，张学良长期担任董事长。边业银行以张作霖及其奉系集团为后盾，实力雄厚，一度与东三省官银号齐名，是东北最大的银行之一，与东三省官银号有着密切而又微妙的关系，被业内人士称为“化名的东三省官银号”、“东北的中央银行”。

张作霖承接了边业银行的纸币发行权，接兑了财政部印刷局所印制的未加地名的壹元、伍元、拾元券约60万元。另在财政部印刷局自行订印了200万元的壹角、贰角辅币券。同时与美国钞票公司驻北京代表吴晋接洽，向美钞公司订印了壹元、伍元、拾元三种钞票总计1000万元，半年后这批新钞票运达天津。

新边业银行筹备处在得到北洋政府财政部第777号指令核准后，于当年12月10日办妥接兑手续，经过4个多月的重新筹备后，张作霖把天津分行改组为总行。1925年4月10日新边业银行在天津法租界巴黎道原边业银行旧址正式开业。

边业银行新定资本2000万元，实收525万元。其中以张家堂名等名义认购500万元，以阚朝玺的名义认购20万元，此20万元仍然是张家出资，阚朝玺并不知情，张作霖为了逃避张家独资经营的名声，还把北京政府财政部拉进来认购5万股，事实上财政部并未出资，只是虚股。而所谓以个人名义认购的520万元全部是张作霖接兑边业银行时，从东三省官银号拨出的10万两黄金和20万元现大洋变卖而来的，因此可以说边业银行是东三省官银号的化名。

官员任免张氏父子说了算

张作霖接收边业银行伊始，指派长子张学良任董事长，采用总裁制。总行设总裁、总理、协理各一人，以下设文书、稽核，办理秘书检查工作；另设业务部门，设经理、副理负责业务执行职责，以下设总务、会计、营业、出纳、发行等五股，各设正副股长，负责各股具体工作责任。此外有行员、练习生等若干人员负责办理日常工作。

张作霖任命东三省官银号总办彭贤为总裁，任命东三省官银号会办姜德春为总理，任命东三省官银号会办（前哈尔滨东三省银行会办）梁文彬为协理。彭贤虽为总裁，但起初只是挂名，实际责任基本由姜、梁二人共同承担。据边业银行的韦锡久回忆，作为总理的姜德春封建思想较浓厚，待人严厉苛刻，行员对其多有所畏惧，梁为人随和，平易近人，能力一般。因此边业银行的人事、业务权力主要掌握在姜德春手中。

银行内的经理等其他人员大都由张氏父子及彭、姜、梁等任命推荐。其他业务人员几乎全部从东三省官银号抽调。

边业银行除在天津设总行外，还在关内外北京、上海、济南、张家口及奉天、哈尔滨等地设立分行，待总行迁至奉天后又在东北各大中城市增设多处分行，截至“九·一八”事变时，关内外分行达43所，职工总人数近500人。

郭松龄事件后，张作霖将大部分军事力量撤回东北，考虑到边业银行资金的安全，遂命令将边业银行总行由天津移到奉天。1926年6月底实施迁移，7月将奉天分行改为总行，同日将天津总行改为分行，任命奉天分行经理高藻翔为奉天总行经理，任命富连桢为天津分行经理。

1929年姜德春病故，边业银行的高层人员有所变动。彭贤辞去东三省官银号总办职务，于是年秋正式担任总裁职责。杜荣时（字惠霖）为副总裁兼总理，梁文彬仍为协理，宁恩承为总稽核，高钧阁为总文书，郭尚文（字重安）、张宝锡（字纯嘏）为经副理，郭集珍为帮副理，总行经理高藻翔调任哈尔滨分行经理。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边业银行在东北的总分机构、全部资产约6000万元，全部被日本人接管、没收，张氏父子存放在边业银行的所有金银珍宝文物古董也全部被洗劫。边行只剩天津、北京分行及上海只有一人的办事处。事变第二天日本军人将边业银行查封，银行被迫停业。关东军军部派日人酒井辉马带人到边业银行清查账目、办理接收。9月24日仍以边业银行的名义重新开门营业，但仅是清理账目而已，普通百姓没有人敢前来办理业务。此时银行总裁彭贤在辽阳老家养病，副总裁兼总理杜荣时及协理梁文彬已先后去往北京，只有经理郭尚文、副理张宝锡等仍旧到银行上班。

10月日本人委派阎泽溥为边业银行总裁。1932年3月，日本关东军军部改派日本人中川帆三郎为边业银行驻在员，受东三省官银号驻在员铃木辉之的指挥办理边业银行业务。边业银行又持续清理一段时间。9月24日，关东军军部公布了东三省官银号和边业银行管理办法，对存款的提取及钞票的兑换作严格的限制，给东北人民带来极大不便。1932年6月11日伪满参议府公布了伪中央银行法后，15日成立了伪满中央银行，7月1日开始营业，与此同时公布将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吉林永衡官银号、黑龙江官银号四行号即日归并于伪中央银行。边业银行的名称改为“业字总支行”，隶属伪中央银行管辖，“业字总支行”仍然统辖原边业银行关外各地的分支机构，1932年年底，“业字总支行”的一切人事、业务并入伪中央银行，取消原来机构名称。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边行副总裁杜荣时到北京，面见张学良请求批准整理边业银行在关内的业务，并在天津成立总行，获得张学良同意。鉴于边行业务范围缩小，不久张学良取消总裁制改为经理制，任命荆有岩为银行监理，韦锡久为经理共同负责。由于此时边行的资金已所剩无几、力量薄弱，曾请准张学良向关内的东北人士募集了一些股金，并于1936年成立董监事会，边业银行由经理制改为董事长制，公举刘尚清为董事长，毅庵（张学良）、王树翰、张作相等九人为董事，靳造华等二人为监事，韦锡久为总经理。

边业银行由张家独资改为股份制有限公司后，重新向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办理了登记备案手续。时隔不到一年，鉴于国内形势变化，资金严重不足，边业银行难于维持开支，董事们纷纷抽回资金，边业银行又成为张家的独资银行。不久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送蒋归京后被羁押，从此失去自由开始了幽禁生涯。鉴于此边业银行已无法再继续维持，于1937年4月停业，此时边业银行不欠存户一分存款。此后边业银行的清理善后工作都转交给沈阳三堂财产清理委员会办理。

货币发行深受欢迎

边业银行自建行之日起，就拥有纸币发行权。近17年中，该行先后发行了相当数量印有北京、天津、奉天以及哈尔滨字样的大洋票和辅币券。据统计，1924年12月张作霖接兑之前，边业银行发行的以大洋为本位的现大洋券，面额分为壹元、伍元、拾元三种共1862万元。1925年5月张学良任董事长后，又发行了壹角、贰角、伍角印有天津、北京字样的辅币券；奉天和哈尔滨两个分行分别发行了壹元、伍元、拾元印有奉天、哈尔滨字样的大洋票；1928年5月因奉票贬值失去信誉，边行发行了现大洋兑换券，面额有壹元、伍元、拾元、伍拾元、一百元五种。由于准备金充足，保证兑现，信誉良好，商民乐意使用。1929年因辅币不足，该行又发行壹角、贰角、伍角印有奉天、哈尔滨字样的辅币券。据不完全统计，张学良任董事长后，其发行数额为13474万元，前后累计共发行15336万元。后期发行的各种纸币，不仅畅通在东北境内，在京津沪、山东等地也广为流通。

边业银行现大洋兑换券，以现大银元为本位，简称现洋券，由边业银行发行。1926年，边业银行总行由天津迁至奉天前后，正是东北奉票暴跌，金融危机的关键时刻。为了解脱当时的困境，张作霖遂命令边业银行发行保证兑换的现大洋兑换券。商民之中普遍传说，边业银行为张作霖出资兴办，准备金充足，兑现没有问题，因而现洋券发行后深受欢迎。

为昭示信誉，钞票加盖“天良”印记

张作霖虽然文化不高，但有着与时俱进的经营思想，他深知银行在经济建设发展中的作用，所以始终对边业银行给予高度重视。边业银行开业前夕，正值二次直奉战争刚刚结束，由于各种经费支出远远超过奉省的财政收入，使奉省财政处于枯竭的边缘，无奈之下奉天省只能通过大量发行纸币来弥补，从而导致奉票贬值。为了重振东北经济，张作霖决定从金融业入手，重新发行信誉良好的货币，以代替日趋贬值的奉票。

张作霖入驻天津曹家花园不久，在那里接见了边业银行协理梁文彬及银行经理、各股股长、文书、稽核等工作人员。据韦锡久回忆，梁文彬等人被带到张作霖面前时一齐向张作霖鞠躬行礼，张作霖没有抬头，也未还礼，他拿着旱烟袋，边走边吸，踱来踱去。梁文彬向张作霖报告说：“黄金约十万两，现洋二十万元已经运到天津入库。现在我把伙计们带来见见大帅。”梁文彬依次将每个人的姓名职务向张作霖一一介绍，张作霖抬头看了看，没有说话。梁文彬说：“大帅有什么吩咐请吩咐几句吧！”张作霖环视大家说：“他妈的，这回把曹锟、吴佩孚这些小子们打躺下了，咱们好好地干，你们要把银行给我做好了。”

在边业银行印制钞票之前，工作人员将票样呈送张作霖审阅。张作霖说：“咱们发票子，他妈的是凭天良，不能坑人，票子上要盖上‘天良戳子。”按照张作霖的吩咐，工作人员将收购来的旧边业银行钞票和新印的壹角、贰角辅币券上都加盖了“天良”二字的红色戳记。这种加盖“天良”印戳，昭示对老百姓要讲究“天地良心”、注重信誉的做法，是张作霖的一项独特发明，在中国钞票史上属于独创。

北洋政府时期各银行发行的纸币实际上是一种兑换券，钞票持有者随时可以到发钞行兑现等额的现洋即银元或铜元等金属货币。那个时期由于政权更迭频繁、局势动荡不安，有些银行为了各自利益，不顾自身存款准备金的多寡，滥发纸币，造成无法满足民众的兑现要求，导致发生挤兑局面，不仅民众的财产受到损失，银行的信誉也大大降低。张作霖深知滥发纸币的危害，在他接兑边业银行之初，便下定决心将其打造成一家信誉卓著的金融机构，不仅任命自己的儿子张学良任董事长，还将“天良”二字印在票面上，以此向世人昭示其讲究信誉、不坑害老百姓的决心和勇气。

目前这种纸币有两个版别，第一个版别的纸币是在票面左下方加盖一枚黑色印章，为阳刻“天良”篆书，自左向右横书，在票面右下方与“天良”戳印相对应的地方则是用拉丁字母“chang”拼写的“张”字。

另一个版别是在票面左下方中部偏左位置将原来的红色阳刻方章“经理之章”去掉，改为红色“天良”阳刻篆字方章，与之相对的票面下方中部偏右位置仍然是一方红色“总理之章”阳刻篆字方章，改动很小，不仔细看还真发现不了。我们目前看到的边业银行民国十年版的拾元券中，加盖有红色“天良”戳记，就是张作霖利用旧边业银行的票料所为。

张作霖讲究天良不坑害老百姓的指导思想的确收到实效，张作霖接兑边业银行后，“由于准备金充足，保证兑现，信誉较好，商民乐意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