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小明

“人的身体是人的灵魂的最好的图画”（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在西方思想观念和文化潮流的冲击下，对无遮无掩的人体形象的表现和鉴赏，在国内美术教育领域先涌动起来，为教学服务的“模特儿”跨进了写生课堂。风潮一开，便慢慢渗透到更大范围的社会公共空间和市民生活之中，尤其在华洋杂处的声色之地——上海，借助一些文化人的推力，人体绘画甚至堂而皇之起来。

1919年，商业画家郑曼陀为大昌烟公司创作的招贴画（月份牌）《杨妃出浴图》，画中人羽纱曼披，近乎裸裎，触动着大众的视觉神经；1926年7月，上海东西艺术协会、中华艺术大学、上海新闻学会等几个民间团体不顾禁令，请留洋艺术家张道藩到三马路社交大楼开讲“人体学”，举办裸体写生画展；1928年，新派诗人、雕塑家李金发为上海南京大戏院创作了一块长达12米的巨型浮雕，“气势宏壮，中坐一男像，庄严持重，身披长袍；左右裸体男女各一，一腿跪地，奉献古瓶一只，象征艺术之花”（刘海粟回忆），它成为一种气焰高涨的视觉文化景观。

郑曼陀绘月份牌画《贵妃出浴》

举动之外，还有理论。比如，中国性学先驱之一的张竞生，在1927年出版的《新文化》创刊号上写文章，提出“女体之美是一切美的美”的观点，把裸体画提到艺术美的高度。画家、美术理论家倪贻德在《论裸体艺术》一文中认为：“现代的艺术家对于人体所追求的，乃是由人体之肉感，圆味，色彩，而引起之美的陶醉。”（载《艺术漫谈》，上海光华书局1927年版）以性书收藏闻名的编译家周越然，也在《晶报》上撰文评介西洋最新出版的《女性形体之美》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