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取勉

（济宁市博物馆，山东济宁272000）

日本高僧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以下简称《入唐记》），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及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马可·波罗行记》）被誉为“东方三大旅行记”，在世界文化史上享有盛名。圆仁作为外国僧人，在其著中如实地记录了唐文宗开成三年（838）至唐宣宗大中元年（847）的所见所闻，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参考。

在游历过程中，圆仁曾两次经过山东地区，一次是于开成四年（839）四月十七日，进入登州界（今山东省域），到开成五年（840）四月十三日到唐州①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校勘，“唐州”之“唐”乃“贝”字之误。见白化文等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57页。境内（今河北省域），此间途径登州、莱州、青州、淄州、齐州、德州、贝州。一次是于会昌五年（845）七月二十一日，至莒县，再入山东，到大中元年（847）九月二日，由登州赤山浦登船归国。此间路过密州的莒县、诸城县、高密县，莱州的即墨县、昌阳县，登州的蓬莱县、牟平县、文登县等地。对照地图，可知所经之地，大致是今鲁北和鲁东地区②参见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隋唐五代时期），地图出版社1982年，图44－45。。因此，圆仁所记有关内容，反映了唐时山东东部和北部的社会经济生活。

一、唐开成大中年间山东的社会概况

（一 ）正史中有关的记载

1．政治环境

这一时期，山东区域主要在平卢节度使、兖海观察使、天平节度使的管辖之内，横海、魏博、武宁等节度使所管部分州县，在今山东省域。因朝代变迁及藩镇间的斗争，所管州县略有变化。

安史乱后，唐代出现藩镇割据，割据一方的节度使时常反叛朝廷。唐宪宗元和年间，割据山东的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统辖郓、曹、濮、淄、青、齐、登、莱、沂、海、兖、密等12州，公然反抗朝廷。元和十三年（818）七月，唐宪宗发诏征讨。十四年（819）二月九日，“淄青都知兵马使刘悟斩李师道并男二人首请降，师道所管十二州平。”[1]P466三月，析李师道所据十二州为三镇，分别是：天平节度使，辖郓、曹、濮3州；平卢节度使，辖淄、青、齐、登、莱5州；兖海观察使，辖沂、海、兖、密4州。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复置横海镇，领有沧、景、德、棣诸州，由于周边诸镇征战不已，州属时有变动，属地百姓屡遭战乱之苦。直至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八月，殷侑为齐、德、沧、景节度使（棣州属平卢），才使所属百姓，安于生产[1]P533，4321。另外，“河朔三镇”之一魏博镇，为安史降将长期盘踞，所辖魏州、博州、贝州、澶州的部分县在今山东省域。总之，开成大中年间山东局势较为稳定。

2．自然环境

（1）水灾。开成三年（838）夏，“河决，浸郑、滑外城；陈、许、鄜、坊、鄂、曹、濮、襄、魏、博等州大水。四年秋，西川、沧景、淄青大雨，水，害稼及民庐舍，德州尤甚，平地水深八尺。”[2]P934又《旧唐书·文宗纪》载，四年（839）秋七月，“沧景、淄青大水。”[1]P578开成三年和四年都有涝灾，且有些地区相当严重，导致山东地区庄稼歉收。

（2）蝗灾。开成二年（837）六月，“魏、博、泽、潞、淄、青、沧德、兖、海、河南府等州并奏蝗害稼。”[1]P570三年（838）八月，“魏博六州蝗食秋苗并尽。”[1]P574四年（839）五月，“天平、魏博、易定等管内蝗食秋稼。”[1]P577－578又《旧唐书·五行志》载，二年（837），“河南、河北旱，蝗害稼。”[1]P1365《新唐书·五行志》载，二年（837）六月，“魏博、昭义、淄青、沧州、兖、海、河南蝗。三年（838）秋，河南、河北镇定等州蝗，草木叶皆尽。五年（840）夏，幽、魏、博、郓、曹、濮、沧、齐、德、淄、青、兖、海、河阳、淮南、虢、陈、许、汝等州螟蝗害稼。”[2]P939《新唐书·五行志》还载有，四年（839），“河南黑虫食田”[2]P904的怪异现象。综合观之，开成年间（836－840），除开成元年未有蝗灾记录外，其它年间均有蝗灾发生，使得百姓生活雪上加霜。

（3）冰雹。开成二年（837）秋，“河南雹，害稼。”四年（839）七月，郑、滑等州风雹。五年（840）六月，“濮州雨雹如拳，杀人三十六，牛马甚众。”会昌元年（841）秋，“登州雨雹，文登尤甚，破瓦害稼。”四年（844）夏，“雨雹如弹丸。”[2]P945雹灾也是庄稼歉收原因之一，重者伤人伤畜，毁坏农业生产力。

（二 ）《入唐记》中有关山东环境的记载

《入唐记》中，圆仁真实的记录，与正史所载相应。开成五年（840）正月，圆仁一行在登州文登县赤山院居住期间，院内僧人、押衙及村人皆云：“青州以来诸处，近三四年有蝗虫灾，吃劫谷稻。”[3]P77三月，来到登州，记录登州的情况是：“比年虫灾，百姓饥穷，吃橡为饭。”[3]P86三月二十五日，圆仁等人来到青州，已无粮可吃，再次写道：“从登州文登县至此青州，三四年来蝗虫灾起，吃却五谷，官私饥穷，登州界专吃橡子为饭。客僧等经此险处，粮食难得。”[3]P95不得不修状给青州节度副使张员外乞求粮食。可见，蝗灾对庄稼的危害之大。

连年的自然灾害，使庄稼歉收，百姓贫困至极，以致滋生盗贼。书中写道：“缘人饥贫，多有贼人，杀夺不少。”[3]P77－78由于治安不好，圆仁等人夜宿淄州长山县不村史姓人家，“竟夜狗吠，恐惧不眠。”[3]P98导致不良社会治安状况的另一因素，就是唐武宗灭佛的恶果。书中有载：“唐国僧尼本来贫，天下僧尼尽令还俗，乍作俗形，无衣可着，无物可吃，艰穷至甚，冻饿不彻，便入乡村，劫夺人物，触处甚多，州县捉获者，皆是还俗僧。”[3]P195

二、开成大中年间山东的经济生活

（一 ）主要粮食

《入唐记》中记载了山东几处的粮价，如山东登州（今蓬莱）在开成五年（840）的米价为“粟米一斗三十文，粳米一斗七十文”[3]P86。莱州米价为“粟米一斗五十文，粳米一斗九十文”[3]P93。青州北海县米价为“米一斗六十文，又小豆一斗三十五文”[3]P94。青州，“粟米一斗八十文，粳米一斗一百文”[3]P95。齐州禹城县“粟米一斗四十五文，粳米一斗百文，小豆一斗廿五文，面七八十文”[3]P100。说明市面上出售的粮食，大体是当时人们的主粮。无外乎粟米、粳米以及小豆等，没有小麦，说明小麦的种植尚不广泛，产量有限。在禾谷类作物中，麦是对水的有效利用率最低的作物。在华北地区，四至六月的降水量仅为小麦需水量的四分之一。没有水利设施，种麦很难获得高产。而粟对土壤要求不严，对水分的有效利用率最高，且还是繁殖系数最大的粮食作物[5]P200－201。故唐时山东地区主要粮食作物依然是粟，麦的种植范围和产量不能与粟相比（见图一和图二）。《入唐记》中还有关于“面”的记载。如登州使君“手书施两硕米、两硕面”[3]P86，以充圆仁等人旅粮；齐州禹城县面的价格为“七八十文”。此处“面”若是指麦面，我们也可反证麦在山东种植之少。唐德宗建中元年（780）推行两税法制度[1]P2093，唐宪宗又“分天下之赋以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2]P1359百姓将收获物上缴之后，留给自己的所剩不多。登州使君所施给圆仁的米、面，必是“留州”税收的一部分，也只有登州使君才有这个施舍能力，普通百姓决无。禹城县面之价与粟米价（四十五文）相比，几乎是其两倍，可见麦面之珍贵。麦在唐时虽已成为除粟以外的第二大粮食作物[6]P34，但在山东地区麦的地位尚不能与粟相埒。前文有食物“馎饨”，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大小麦》载：“（青稞麦）堪作麨及饼饦，甚美。”[7]P495而青稞是大麦的一种，主要产于我国西藏、青海等西南高原地区[8]P11－13，北方不当有，大麦与青稞性质相似，且适宜在山东地区种植[9]P131，估计书中“馎饨”的制作原料当是大麦面。

图一 唐代粟（谷子）分布图[6]P35

图二唐代麦类分布图[10]P23

（二 ）饮食生活

圆仁等人在行途中，有时投宿寺院，有时在官驿歇息，大多时候是宿于寻常百姓人家。书中记录了他们的饮食生活情况。

1．寺院饮食

书中有载，在文登县赤山法花院，“山院吃斋，便吃新粟米饭。”[3]P64节日之时，“寺家设馎饨①馎饦，汤饼的别名。古代一种水煮的面食。饨，《太平御览》卷八六○引《方言》：“饼谓之饨。”盖书中“馎饨”，即是“馎饦”。《汉语大词典》第12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年，第572，496页。饼食等”[3]P67。九月，赤山院“收蔓菁、萝卜”[3]P72，以作菜肴。在惠海寺，“吃粥饭”[3]P83。在龙兴寺，“早朝，常住供吃粥。”[3]P93在醴泉寺，“早朝，堂头吃粥”[3]P99。

2．百姓饮食

书中载道，开成五年（840）二月二十七日，“到軬车村宋日成宅断中。乞酱酢（醋）盐菜，专无一色。汤饭吃不得。”[3]P84三月十四日，宿图丘馆王家，“施盐菜”[3]P92。十七日，宿潘村潘家，“买得酱菜，不堪吃。”[3]P93十八日，宿青州北海县界田庄卜家，“斋菜无乏”[3]P93。十九日，宿王口村赵家，“供菜饱足”[3]P93。二十日，在孤山村宋家用餐，“主人悭极，一撮盐、一匙酱醋，非钱不与。”[3]P94四月五日，到长山县，“于仙人台前不村史家吃茶”[3]P98。六日，宿不村史家，“早朝，主人施粥”[3]P98。十一日，“过河北断中。（圆仁）四人，每人吃四碗粉粥。”[3]P100十二日，宿于夏津县界形开村赵家，“施斋饭菜蔬饱足”[3]P100。十三日，宿王淹村王家，“施斋饭”[3]P101。

由以上所载，寺院僧人，早餐一般吃粥，主食应为饼食、粟米饭之类，菜肴应是蔓菁、萝卜之类。普通百姓生活水平甚是低下，所用菜肴，无非腌制菜类，且味道不佳。文中未有主食的记载，但从百姓对圆仁等人接待的态度上②诸如“主人无礼数”[3]P92、“主人极悭，乞一盘菜，再三而方与”[3]P92、“主人初见不肯”[3]P92、“有廿余家，经五六宅觅宿处，家家多有病人，不许客宿”[3]P92、“主心麄恶，不作礼数。就主人乞菜酱醋盐，惣不得”[3]P93等等。，可推测粮食较为稀缺，粮食本非贵重之物，只因年成不好，无有太多余粮，而使粮食弥足珍贵，不愿接待外来之人。圆仁也说：“主人极贫，无饭可吃，心里无恶。”[3]P98若是生活稍好之家，尚能以礼待客，而赤贫者则只能冷面相对，并非都是圆仁所谓之“无道心”。古人曾对普通百姓的收支作过估算，“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4]典六九下一年的收成，根本维持不了一家的正常消费。圆仁对山东地区百姓的生活饮食作了总结，他言道：“山村县人，飡物麄硬，爱吃盐茶粟饭，涩吞不入，吃即胸痛。山村风俗，不曾煮羹吃，长年唯吃冷菜，上客殷重极者，便与空饼冷菜，以为上馔。”［3］P193所言极是。

三、唐时山东的交通运输

（一 ）交通和路况

《入唐记》记述了山东的交通状况。书中载：“唐国行五里立一候子，行十里立二候子。筑土堆，四角，上狭下阔，高四尺或五尺、六尺不定，曰唤之为‘里隔柱’。”[3]P85这应是设在官道之上，供行路之人参考的路牌。在主要交通点，还有一些供来往行人食宿的官驿，如招贤馆、斜山馆[3]P84、芝阳馆[3]P85、战斋馆、乘夫馆、图丘馆[3]P92、芙蓉驿[3]P93、淄水驿、金岭驿[3]P98等。反映了山东内陆交通是较为便利的。然而，书中也记述了山东东部地区的路况之差。如从赤山浦到登州，“乍行山坂，踏破脚，策杖膝步而行矣”[3]P85；从海州到密州，“向北无水路。虽傍海行，而不见海。终日过野便入山。”[3]P192“山野行，草木高深，希逢人。终日上山入谷，踏泥水，辛苦无极。”[3]P193圆仁对此段路况印象颇深，以为“从海州直到登州已来，路境不可行得。旷野路狭，草木掩合，寸步过泥，频失前路；若无知道人引，即一步不可行也。出野入山，出山入野。坂峻，沟谷幽深，涧水深而寒冷，涉者入骨觉痛。入山行，即一日百遍逾山，百遍渡水；入野行，即树稠草深，微径难寻。见草之动，方知人行也。蚊虻如雨，打力不及。草下淤泥，至膝至腰。路次州县，但似野中之一堆矣。”[3]P193从蓬莱县到牟平县，则是“川野难过，山坂重重”[3]P194；从牟平县到文登县，是“逾山涉野，罗破衣服罄尽”[3]P194。由此观之，唐代山东东西部地区，交通状况差别极大，地区间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

（二 ）交通运输工具

圆仁在书中，多次提到的交通运输工具就是驴。雇驴的价钱是“驴一头行廿里，功钱五十文，三头计百五十文。”[3]P42开成四年（839）四月二十六日，圆仁等人泊船在乳山西浦，有新罗人三十余“骑马乘驴来”，并说“押衙潮落拟来相看，所以先来候迎。”[3]P56登州军事押衙王长宗曾布施给圆仁等人一头驴，“以充驮粮。”[3]P89在青州，幕府判官施给“驴料小豆二斗”[3]P97。黄河“药家口”渡口，“多有舟船，贪载往还人，每人出五文，一头驴十五钱。”[3]P100渡驴所需价值是人的3倍。可见，驴在当时已是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以致人们以赶驴为营生，既方便了行人，又贴补了家用。驴，在平原和山区都是极具优势的驮载工具，与其它大型牲畜相比，它具有耐力强，载重大，体型小，速度快，易于驾驭的特点[11]P113－114，逐渐成为人们日常使用的交通工具。据当时山东的交通路况，无论是官道或是乡村山野之路，驴必是首选工具。圆仁等人在行途中，驴就如同沙漠之舟——骆驼，成为伴随其左右的不可缺少的驮载工具。

船也应是交通运输工具之一。书中记载了这样几个事例，开成四年（839）四月五日，圆仁等人留驻岸上，偶遇一些新罗人，言说：“吾等从密州来，船里载炭向楚州去。”[3]P40会昌六年（846）二月五日，“为取楚州刘慎言处寄着经论等，着丁雄万就阎方金船，遣楚州，大使勾当发送其船，至三月十三日发迄。”[3]P197大中元年闰三月十七日，圆仁等人“到密州诸城县界大朱山驻马浦，遇新罗人陈忠船，载炭欲往楚州，商量船脚价绢五疋定。”[3]P199新罗人以船作为经商工具，往来于南北方，而远途旅行，走水路应比旱路快，因此船不仅作经商之用，也成为远途之人的搭载工具。

[1]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M]．顾承甫，何泉达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4．

[5]高国仁．粟在中国古代农业中的地位和作用[J]．农业考古，1991，（1）．

[6]华林甫．唐代粟、麦生产的地域布局初探[J]．中国农史，1990，（2）．

[7]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第 12卷）[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

[8]徐廷文．青稞栽培[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

[9]卢良恕．中国大麦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

[10]华林甫．唐代粟、麦生产的地域布局初探（续）[J]．中国农史，1990，（3）．

[11]谢成侠．中国马驴品种志[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