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 爽，都卫锋，洪 昀

（1.上海财经大学 会计与财务研究院，上海200433；2.上海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上海200433）

一、引 言

随着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国的建立，CFO由于其不可替代的作用被推向前台，成为股东价值管理的中枢。CFO职责越来越重要，已从传统的管家角色转变为CEO的战略伙伴，从关注日常收支活动发展到参与公司战略管理。CFO的职责之一是对包括税收成本在内的企业经营成本进行管理和控制。那么，CFO的影响力是否会影响企业税负水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尚未引起学术界足够关注的实证问题。

中国企业缴纳的税种繁多。高额的税收将威胁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损害企业价值。因此，谋求更多的税收优惠自然成为CFO工作的主要组成部分。我们走访调查的情况也显示，CFO，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的CFO，每年花费了相当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处理与主管税务部门的关系。那么，除了时间和精力外，CFO的个人影响力是否也会影响企业的实际税负呢？

根据高层梯队理论，我们将CFO的影响力划分为四个维度——组织影响力、专业影响力、声誉影响力和所有权影响力。组织影响力代表CFO的资历、在管理团队中的重要程度等；专业影响力意指CFO专业方面的经验和技能；声誉影响力是指CFO在企业之外的社会威望；所有权影响力是指CFO的持股情况。实证结果表明，CFO影响力越强，其所在企业的税负水平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CFO影响力与企业税负水平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中，说明降低实际税负水平是民营企业CFO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首次验证了CFO影响力与企业税负水平之间的关系，不仅细致考察了CFO影响力的经济后果，丰富和补充了已有的研究，也为企业税负水平决定因素的研究拓展了一个新的方向。第二，剖析了CFO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的差异化职能。这说明对CFO的角色定位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而要依据实际环境的变化有所侧重。第三，我们的研究也表明，CFO的影响力是一个多维度的体系，合格的CFO需要具备多方面的能力才能满足社会日益提高的期望。

文章第二部分对已有文献进行回顾，第三部分提出研究假说并构建模型，第四部分报告了实证分析的结果，最后，第五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二、文献回顾

（一）高管影响力研究

高层梯队理论认为，高级管理层对组织的产出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而其中高管影响力是对高层管理团队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影响力被定义为执行个人意愿的能力（Finkelstein，1992）。随着企业决策环境的动态化和复杂化，高管的影响力更加受到重视。高管影响力是一个多维度的体系，其度量问题是理论研究的难点。目前国际较为公认的标准由Finkelstein（1992）提出，因其高度的概括性和可移植性而被广泛引用，本文也采用Finkelstein（1992）指标体系度量CFO的影响力。

CFO制度伴随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而不断完善和发展。不同于传统的总会计师和财务总监，CFO是一个在金融市场和价值管理之间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站在股东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的位置，是公司重要的战略决策制定和执行者之一（杜胜利，2004）。CFO的职能包括战略支持和监督控制两个方面（Johnson等，1996；Geiger等，2006）。

（二）企业税负水平决定因素

就企业税负而言，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公司实际所得税率由何决定，对此，现有研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

（1）公司规模。目前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大公司受到公众更广泛的关注，这个“政治成本”导致其实际税率较高（Zimmerman，1983）。另一种观点认为，大公司的实际税率较低，因为它们可以运用更多的资源进行税收筹划和政治游说（Siegfried，1972）。

（2）财务杠杆。由于利息具有抵税功能，财务杠杆高的公司实际税率相对较低（Stickney等，1982）。相反，由于债务的利息具有抵税功能，税率较高的公司可能更倾向于举债（Derashid等，2003）。

（3）资本密集度。资本密集度很高时可方便地通过加速折旧来减少税务支出，公司实际所得税率较低（Adhikari等，2006）。

（4）盈利能力。对公司盈利与税负间关系的研究结论尚不统一。如Wilkie等（1993）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Rego（2003）的分析却显示税前利润越高的公司实际所得税率越低。

（5）审计质量。审计质量越高，则偷逃税的可能性越小，实际税负越高。但同时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的事务所也可能意味着较强的专业技能，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好的纳税筹划建议以节约税收支出。

（6）股权性质。产权国有有助于企业对政府的寻租行为，降低税务支出（Adhikari等，2006），但国有股权比例越高的企业将更有可能为政府承担社会性支出，从而增加企业所得税负担（吴联生，2009）。

对现有文献涉及的上述税负影响因素，我们将在实证部分一一进行控制。

三、研究假说与模型

（一）研究假说

CFO是企业财务管理和决策过程中的核心人物。除了负责日常财务工作的正常运转外，CFO还需要为公司决策提供财务支持、为企业正常经营提供财务相关的服务、优化财务组织及降低经营成本。

税收是企业经营中最重要的费用支出，因此，合理筹划并降低税负支出无疑是CFO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较强的影响力或个人能力可以帮助CFO更有效地寻求降低税负的途径和方法。首先，CFO在公司中的组织影响力越强，在领导层中的地位越高，权利越大，越有能力调动公司的人力和物力，想方设法降低公司的实际税负。另外，地位越高，CFO越可能从全局出发，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来降低实际税负。其次，专业影响力强的CFO掌握更多的财务和税收知识，能更有效地进行税收筹划。再次，声誉影响力度量的是CFO在企业范围之外的社会关系能力。CFO的社会关系能力越强，与包括税务机关在内的各个职能部门进行沟通和协调的能力越强，可以在税收优惠政策范围内，获得更多的税负减免。最后，CFO持有公司股票越多，即所有权影响力越强，则其作为股东之一，就有更强的动机降低税负以增加股东的剩余索取权份额。因此，CFO各方面的影响力越强，企业的实际税负水平应该越低。

虽然在不同性质企业中CFO的职能定位可能相似，但公司治理机制和激励机制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中有较大差异。一方面，国有企业中所有者事实上的缺位使国有企业的代理问题更加严重；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对高管人员薪酬的管制使得采用激励措施缓解代理问题的有效性大打折扣。此外，对国有企业来说，利润和税收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原因有二：一是国资管理部门对高管进行考核时更倾向于将净利润和所支付的税收合并来评判管理层的业绩。这是因为净利润归属于股东，对国有企业来说，股东就是代表全体公民持股的政府。既然利润和税收理论上最终都归政府所有，冠以何种称谓就不那么重要了。比如，政府报告中提及地方国有企业业绩时经常会以“利税总额”为衡量标准。二是对国有企业来说，净利润的一部分并不在高管层的控制之中。2007年颁布的《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规定，央企国有资本收益将按“适度、从低”原则，分三档上缴财政部。国家对国有企业红利的收缴也会削弱国有企业降低税负的动力。而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最大的差异在于产权更加简单明晰，高管层往往由所有者直接担任或指派，委托代理链条的复杂性比国有企业低。同时，民营企业以利润为导向的经营目标更加明确，净利润和税负对民营企业所有者来说意义完全不同。缴纳税收后，净利润的支配权完全归属于民营企业的所有者。降低税负对于民营企业的边际收益要高于国有企业。因此，在民营企业中，尽可能降低税负是包括CFO在内的高管团队工作的主要目标之一。综上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CFO影响力越强，企业实际税负水平越低。

假说2：CFO影响力与企业实际税负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

（二）检验模型

我们构造了以下模型来检验上述两个假说：

其中，因变量ETR为实际税率，借鉴吴联生（2009）的实际税负计量方法，计算公式为：ETR＝所得税费用／税前会计利润。

自变量CAP为CFO影响力度量指标。根据Finkelstain（1992）的研究，我们构建了四个维度的CFO影响力，即组织影响力（CFO在高管中的排名、任职数量和是否兼任董事）、专业影响力（是否是注册会计师、是否有审计工作经验、是否有财务专业背景）、声誉影响力（是否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是否有政府工作背景、是否有社会兼职）和所有权影响力（是否持有公司股票及持股比例）。在上述明细指标的基础上，我们分别对每个维度的所有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构造主成分作为各维度影响力的综合指标。CFO影响力衡量指标定义见表1。根据假说1，在模型（1）中，这些指标的回归系数预期为负，说明CFO影响力越强，则其实际税负水平越低。而根据假说2，预计在民营企业中，指标回归系数小于国有企业，说明CFO影响力与税负水平的负相关关系在民营企业中更强。

控制变量中，SIZE为企业规模，取年末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LEV为资产负债率，按负债总额除以资产总额计算。CAPR为资本密集度，按固定资产总额除以总资产计算。ROA为总资产收益率。AUD为审计质量，若审计机构为“十大”会计师事务所（DeFond等，1999），即国际四大和国内六大时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POE为股权性质，民营企业取值为1，国有企业取值为0。另外，我们还控制了行业、年度和地区差异。

表1 CFO影响力衡量指标定义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样本和数据

CFO影响力指标来自于对公司财务报表中CFO简历的手工检索。其他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样本为2003-2009年的所有A股上市公司，并剔除了金融类公司、CFO影响力指标缺失的公司、税前亏损和所得税费用为负的公司、ETR大于100%的公司，最终得到8117个公司年度观察值。另外，我们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

表2报告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所有样本公司实际税率的均值为16.7%，中位数为14.6%，这与陈晓等（2003）报告的实际税率13.1%的均值和15.0%的中位数比较接近，反映了样本上市公司实际税率远低于法定税率的水平。

根据表2，CFO影响力相关指标中第一维度是组织影响力，CFO在高管中的排名平均在后1／4的位置，兼任职务1.5个，有25.9%的CFO同时是董事会成员。第二维度是CFO的专业影响力，有25.8%的CFO拥有CPA资格，有5.3%的CFO曾经从事审计方面的工作，有5.9%的CFO是从财务会计专业毕业。第三维度是CFO的声誉影响力，只有3.5%的CFO为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但有32.1%的CFO具有政府工作经历，还有约1／5的CFO有其他社会兼职。第四个维度是所有权影响力，有25.2%的CFO持有本公司的股票，但持股比例非常低。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二）实证结果

我们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别计算出代表CFO组织影响力（FACT1）、专业影响力（FACT2）、声誉影响力（FACT3）和所有权影响力（FACT4）四个综合指标，分别用综合指标和明细指标进行估计。

表3的Panel A-Panel D分别报告了CFO组织影响力、专业影响力、声誉影响力和所有权影响力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

首先，CFO组织影响力综合指标与企业实际税负显著负相关。在代表组织影响力的各个明细指标中，CFO在公司中任职数量以及是否为董事会成员与实际税负显著负相关。其次，CFO专业影响力综合指标与企业实际税负显著负相关。在代表专业能力的各个明细指标中，拥有CPA资格、具有审计工作经验或从财务会计专业毕业的CFO所在公司的税负水平显著较低。再次，CFO声誉影响力综合指标与企业实际税负显著负相关。在代表声誉影响力的各个明细指标中，如果CFO担任过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以及有其他社会兼职时，企业的实际税负水平较低。最后，CFO所有权影响力综合指标与企业实际税负显著负相关，分项指标中CFO是否持股哑变量的系数也显著为负。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现有文献一致。其中，审计质量越高，实际税负水平越高，反映了外部审计的监督功能。

表3的结果说明，CFO的组织影响力、专业影响力、声誉影响力和所有权影响力越大，企业的实际税负水平越低，支持假说1。

表3 CFO影响力与企业实际税负水平

根据假说2，我们预期CFO影响力与实际税负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在民营企业中更显著。表4中，我们将样本分为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分别考察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CFO影响力对税负水平的影响及其差异，并使用Chow检验考察了差异的显著性水平。限于篇幅，表4只报告我们关注变量的回归系数，其他变量估计结果符号与表3类似。

表4的Panel A报告了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CFO组织影响力对税负的影响及其差异。样本组间回归系数差异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CFO组织影响力与实际税负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在民营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RANK、TITL和DIR系数的差异均为负，且差异显著。

Panel B-Panel D分别检验了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CFO专业影响力、声誉影响力和组织影响力对税负的影响及其差异。结果显示，CFO影响力与实际税负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与假说2预期一致。

表4 企业性质、CFO影响力与企业实际税负水平（分组检验）

我们进一步设计了哑变量，用全样本检验CFO影响力与企业税负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在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中的差异。POE为哑变量，民营企业为1，否则为0。由于我们要考察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CFO影响力的差异，所以观察变量为民营企业与CFO影响力的交乘项。从表5的结果可知，CFO的组织影响力、专业影响力、声誉影响力和所有权影响力的系数显著性水平明显降低。POE与CFO影响力的交乘项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在民营企业中，CFO的组织影响力、专业影响力、声誉影响力和所有权影响力与企业实际税负水平的负相关关系比国有企业更为显著，与假说2的预期一致。

表4和表5的结果说明，民营企业CFO的组织影响力、专业影响力、声誉影响力和所有权影响力的提高均降低了企业的税负水平，说明民营企业的CFO积极参与了企业税务筹划，争取税收优惠以降低企业税负水平。有效的税收筹划不仅要求民营企业的CFO具有较强的组织影响力和所有权影响力，而且要求民营企业的CFO具有较强的专业影响力，精通财务，以便为企业出谋划策。声誉影响力可以帮助CFO与政府和税务部门更好地沟通，以获得更多的税收减免。

表5 企业性质、CFO影响力与企业实际税负水平（哑变量检验）

（三）稳健性测试

首先，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于2008年1月1日起施行。为了控制税收政策变更的影响，在稳健性检验中我们将研究样本按照税改前后分为两个子样本分别重做上述检验，主要结论不受影响。其次，我们对所得税税负按照其他两种方法计算：（1）ETR1＝（所得税费用-当期递延所得税变化额）／（税前会计利润+当期计提的减值准备（不含坏账准备）-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股利+收到的现金债券利息），（2）ETR2＝（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税前利润-递延税款变化额／法定税率），并重新进行了检验，主要结论也不变。最后，我们对CFO是否有政府背景采用简单的二元（0、1）变量来衡量，结论也不受影响。

五、结 论

本文基于企业所有权视角，研究了CFO影响力与公司税负水平之间的关系。我们将CFO影响力划分为四个维度，即组织影响力、专业影响力、声誉影响力和所有权影响力。实证分析结果表明，CFO的影响力越强，企业的实际税负水平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CFO个人影响力与企业实际税负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中。CFO影响力在四个维度上与民营企业实际税负均显著负相关，而且这一负相关关系在所有四个维度上都显著强于国有企业。这说明由于民营企业的产权结构较为明晰，委托代理链条也更加简单，CFO的工作重点之一是尽力降低实际税负水平以谋求更多的剩余收益。

本文也回答了CFO职能定位这个关系到CFO职业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的答案是：CFO的职能定位并没有一个统一标准，不同性质企业中，CFO的工作重点会不同。民营企业中CFO的工作重点之一是降低企业的税收成本，其个人影响力对公司税收成本有显著影响。

[1]陈晓，肖星，王永胜.税收竞争及其在我国资本市场中的表现[J].税务研究，2003，（6）：18-23.

[2]杜胜利.CFO在公司治理中的责任与地位[J].经济导刊，2004，（1）：76-81.

[3]吴联生.国有股权、税收优惠与公司税负[J].经济研究，2009，（10）：109-120.

[4]Adhikari A，Derashid C，Zhang H.Public policy，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effective tax rates：Longitudinal evidence from Malaysia[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2006，25：574-595.

[5]DeFond M，Wong T J，Li S.The impact of improved auditor independence on audit market concentration in China[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1999，28：269-305.

[6]DerashidC，H Zhang.Effective tax rates and the“industrial policy”hypothesis：Evidence from Malaysia[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Auditing and Taxation，2003，12：45-62.

[7]Finkelstein S.Power in top management teams：Dimensions，measurement，and validation[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2，35：505-538.

[8]Geiger M，North D.Does hiring a new CFO change things？An investigation of changes in discretionary accruals[J].The Accounting Review，2006，81：781-809.

[9]Johanson H，Walther T，Dunleavy J，et al.Reinventing the CFO：Moving from financial management to strategic management[M].NY：America McGraw-Hill，1996.

[10]Rego S.Tax-avoidance activities of U.S.multination corporations[J].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2003，20：805-833.

[11]Siegfried J.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structure and the effect of political influence：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federal corporation income tax program[D].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1972.

[12]Stickney C，McGee V.Effective corporate tax rates：The effect of size，capital intensity，leverage，and other factors[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1982，（1）：125-152.

[13]Wilkie P，Limberg S.Measuring effective tax（dis）advantage for corporate taxpayers：An alternative to average effective tax rates[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Taxation Association，1993，15：46-71.

[14]Zimmerman J.Taxes and firm size[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1983，（5）：119-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