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国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4)

专题讨论文化研究中的空间转向

超现代时期的空间非场所

陈永国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4)

在超现代的非场所空间里，个体的文本化随着人们经验世界的方式的多样化而呈多元态势，因此经验的地点也由现代时期的空间性场所变成了超现代时期的非场所，包括连锁旅店、假日俱乐部、难民营等过渡性地点，飞机、火车和汽车等“运输工具”，机场、火车站、主题公园等临时场所，大型零售店、超级市场、咖啡馆、餐厅、自助取款机等日常消费场所，以及进行非地上空间交流的有线和无线网络。超现代时期的人们在这些非空间场所中进行着既受控又自由的个体文本化。

超现代；非场所；个体的文本化

在《思考空间》的前言中，麦克·克朗和尼格尔·特里夫特(Mike Crang and Nigel Thrift)把空间分成语言的空间、自我和他者的空间、地点的空间、运动的空间、经验的空间和书写的空间。[1](PP.1-30)鉴于篇幅和话题的局限，本文先从语言的空间说起。

语言的空间是指以语言为媒介发生的事件，涉及语言与空间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是语言与时空的关系问题，因为任何语言模式都必然建立在语言内部的时空模式之上。最终，语言被视为空间，而空间则被视为语言。

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打破历史主义语言学的历时模式，追溯时间和文化空间中语言的演变，建立了非时间性的共时分析空间；这个空间里唯一发生的事件是言语行为，也就是说，言语(la parole)脱离了语言(la langue)，能指(signifiers)脱离了所指(signifieds 或 referents)，进而构成一个符号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