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馥香

(福建省闽江学院历史学系，福建福州350000)

朱谦之(1899—1972)，福建福州人，被誉为中国现代史上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1］。迄今为止，学界对朱谦之在史学领域之建树的探讨尚不够深入。在著作方面，香港学者许冠三所著《新史学九十年》一书有《心智因素重于物质因素》一章，将其视作史观学派，且评价不高。近年来，主要有周文玖《朱谦之的史学理论及其史学史研究——以在中山大学的教研活动为中心》［2］，黄蕾《西方史学之东渐与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以朱谦之为中心的考察》［3］，以及孙旭红《西方学说与朱谦之的历史学思想——以〈历史哲学〉为中心的考察》［4］等文发表。前文仅以朱谦之在中山大学的学术活动为考察范围，对其在史学理论和史学史方面的贡献作了阐述，后两文则是将朱谦之的学术活动置于西学的背景下，对其历史哲学思想进行梳理。本文以其对历史与史学的研究为探讨对象，就其历史观和史学观略抒己见，祈望方家斧正。

一、“一切历史原来就是现代的历史”

对“什么是历史”的问题，朱谦之于1932年的《现代史学月刊》上发表《创刊宣言》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要是我们承认历史就是时间的学问，那么历史更应该将现代同过去一样来看待，不应只是回忆过去的事迹。历史应该阐明从过去而现在而未来而不断的生命之流，历史应根据知识线(文化)上的进化现象，使我们明白自己同人类的现在及将来。［5］3

又说:

我们研究世界史学时，第一是将历史当做一个过去看，但我们同样始终把他又当做现在看，真的东西永远是即自且对自的存在，不是昨天，不是明日，恰好正是现在。这所谓绝对现在的意思，就是“今”。［6］189

可见，朱谦之从历史的纵向性出发，强调的是历史的连续性和现实性。为此，他将意大利哲学家克洛奇从认识论着眼的“一切真的历史都是现代的历史”这一观点，进一步表述为“一切历史原来就是现代的历史”［5］3，并认为“现代的历史”主要应包括三方面内容:

其一是把握历史的现代性，使过去的历史成为“现代的历史”。在朱谦之看来，“时间只是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与将来的现在”［5］3。“现在”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生命线，因此历史研究应以“现代”为中心［6］158。认为“现代史学研究的趋势，在努力使研究工作与现代问题及其兴趣发生密切之联系，即在较远古之时代研究上亦然”［6］157，显示出其历史研究的时代感。

在如何使历史成为“现在”的途径上，他指出:现代的历史“须经过今我思想的活动，将过去涌于现在当中”［5］4。换言之，就是能成为历史的那部分“过去”，首先应是从现在的需要出发而被回忆起来的那部分“过去”。而这被回忆起来的“过去”，只有经过认识者的解读，才能使“死去的历史”变成“活的历史”。即只有人类的思想才能把过去的历史变为“现代的历史”。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也就是人类的思想史。但这种思想史并非是抛弃了历史事实的思想史，而恰恰是在尊重客观历史的前提下，对历史的“今我”解读。其中不仅阐明了历史认识过程的主、客体关系，也回答了历史是否可以被认识的问题。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朱谦之把历史区分为“年代记”和“历史”两大类，认为对“年代记”的考证和解释，只能是使它成为现代历史的手段。可见，其“现代的历史”之第一层含义便是:现代的历史乃是应现实之需，依据“年代记”，对过去的回顾和解释。

其二是支撑“现代的历史”之方法和方法论。朱谦之认为历史研究主要有历史进化和历史构成两种方法。进化的方法是研究社会科学通用的方法，构成的方法则是历史学特有的方法。所谓“历史构成的方法”，也就是西方的实证或中国的考据之法［5］113。朱谦之认为“历史构成的方法，结果正是历史进化方法的一个门径”［5］5。这是把构成的方法看成是可以应用于所有领域的科学的方法［5］116，但它又仅仅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步，是史学具有求真精神的前提。为此，他在充分肯定构成方法的同时，也赞扬考古学派在史料整理上的贡献，认为他们“敢于疑古，敢于发表违背旧说的意见，在历史补助科学(如考古学、金石学、器物学)上的贡献，是永远值得我们钦佩的”［7］。但同时他也注意到了单纯使用构成的方法“很容易走到极端，变成文献考古学的方法，以为历史就只是文书的搜集，古籍古器物的研究”之弊端［6］158。他认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不能仅仅通过辨别古籍文物的方式来传承，而是需要将其中的精神传承下去。史家的责任应是“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7］，应“摆脱过去史学的束缚，不断地把现代精神来扫荡黑暗，示人以历史光明的前路”［5］116。这就要求史家不仅仅是记录历史，更重要的是能将过去同现在和未来联系起来，并守候住其中的精神。而欲实现这一目标，就要用“能说明现象之发生、变化之必然性的一贯的方法和法则”［5］116，那就是“非用发生式的方法(进化的方法)研究不可”［5］126。因为这种方法“能给人类社会的历史，以一个确实的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基础”［5］229。但进化的方法又并非是万能的，“为考证过去事实不能不求助于间接方法”［5］115，即构成的方法来完成［5］40。而从事历史研究最理想的方法当是将构成的与进化的方法相结合，以社会史观和科学史观为指导［5］114，完成还原历史和解释历史这两大史学任务。这就在考据学派和史观学派之间建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同时，也对傅斯年的“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8］308-309的观点，以及为考据而考据的治史风气起到了纠正作用。

可见，朱谦之所谓的现代史学的方法不仅与其“现代的历史”观相吻合，而且就当时的史学状况来说，现代史学方法的提倡，客观上也顺应了“七七事变”以后治史工作逐渐转变为对抗战史料、社会经济史料和民族文化史料的搜集与整理的需要，为研究现代历史提供了比较科学的方法。说明此时的朱谦之不仅接受了进化的历史观，而且在对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与西方新史学方法的认知与评判上，也有了较深入的认识，并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待这两种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把它们看成是并不构成紧张关系的现代史学方法，并试图寻找两种方法之间融通与结合的方式，为其“现代的历史”观提供方法和方法论的支持。这一点，从朱谦之对中国现代史学三学派的比较中，不难得到印证(见表 1)［6］214。

尽管他对这三个学派的认识尚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但在新史学思潮形成且流播不久的20世纪30年代，它对破除把史学等同于史料的错误观点有着较强的说服力［8］308-309，即使在今天，也不无学术价值。因此应视它为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化、科学化道路转变过程中史学方法上的一次进步。

其三是“现代的历史”就是文化史。朱谦之认为:“文化就是人类生活各方面的表现”［5］253，是“人类生活深处那永远创造永远进化的生命之流”［5］253。即文化乃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为此，他赞同西方新史学派的“历史应该将一切文化上事实，如科学发达、物质文明、美术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发展，都包括在内”的观点［5］44。认为文化史与政治史相比，有三个特点:从研究方法上看，文化史更倾向于对社会的研究;从时间上看，文化史是发展式的而非断代式的;从内容上看，文化史涉及知识生活(宗教、哲学、科学、艺术)与社会生活(军事、法律、经济、教育)的各个方面。而朱谦之“现代的历史”观视野下的文化史，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特点，那就是文化史研究必须结合当代发展和时代的需要来进行，为此他说:

文化史因注重社会史尤其是经济史，而范围愈来愈广，内容愈丰富，并且一切历史上所有的概念和事实，也都移入社会史、经济史领域之中，于是社会之经济组织构造及其发展，遂成为文化史之中心。历史即文化史，亦即是社会史，即是经济史。［5］46-47

表1 中国现代史学三学派比较［6］214

可见，朱谦之所谓的文化史的内容，主要是指现代的社会史和经济史。这是朱谦之将历史的视野拓展到人类所有的活动，并运用其“现代的历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结果。而唯物史观和社会史观则成为其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指导。①朱谦之:“现代历史当然就是所谓社会的科学的历史时期，唯物史观和社会史观的抬头，无疑乎给予研究社会史经济史以确实的历史哲学基础。”载《朱谦之文集》第六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诚然，朱谦之对“现代的历史”内容的界定，主要是根据西方史学发展的趋势来说的，是否符合中国史学发展的现状，还值得商榷。但其史学意义却是指出了把历史等同于政治史的错误，切中了当时中国史学发展的肯綮。对推动史学走出政治史和单纯考据的治学思路，对史家之历史视野的拓展和方法的改造都具有重要价值。

二、新生机主义的历史观

朱谦之认为广义的生物进化应包括人类历史的进化，无论动物还是人类历史的进化，都是“本能”在起作用，人类的“本能”是动物“本能”进化的结果。动物只有“亲”和“性”两种本能，而且无需通过学习便可获得。人类除此之外，还有比动物更完全的本能，并且能够选择高尚的方法来达到目的，这就是在于“本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智能”，所以人的智能要比动物的本能更为主动、也更有生机。［9］42动物的进化仅仅表现为物种本身的进化②朱谦之:“从狭义上说，历史的进化有他特别的地位，是特别的从事于人类知识线上的发展的研究的，这就是所谓知识线的进化了。当然这种知识线的进化，也是生物进化的一个产物。”载《朱谦之文集》第五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而人类的进化则表现为“人类的本能，则不单单是生理的，而是兼有最高心理的动作，其中含有最高心理的变化，即所谓的‘知识线上的进化’”［9］48-49。可见，朱谦之的生物进化观就是:动物靠“亲”和“性”，通过物种的不断繁衍而逐渐进化;人类因其在生活中积累起来的“智能”的增长，推动着知识的不断进步，并由知识的进化而实现人类历史的进化。人类的本能(实际上是“智能”)有三种形式，它们分别是:宗教的本能、自我的本能和社会的科学的本能［9］50。“宗教的本能”是人类对于宇宙的一种生动的感情，从人的心理状态来说，这种感情可以因恐惧，也可以因喜欢而产生［9］50。“自我的本能”是指人类自觉组成一个团体，并形成了公共的行为准则［9］52，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道德”或“良心”。“社会的科学的本能”，也可以称之为结群的本能，或是利用“群”的力量进行创造的能力①朱谦之指出:“不过在心力很低的动物中，虽也有这个本能之社会的活动，却是只限于血种甚近的亲属，所结的小群，所以不能够扩大;并且他们在结群的时候，不表示何种爱情，只不过是孤独之时的不安，与成年之时的得意罢了。”参见《朱谦之文集》第五卷，第53页。。这三种“本能”之间存在着递进关系，每高一级的本能都是由相对较低一级的本能进化而来的，它们之间层层递增，而后成为该时代的文化。因此，这三种本能所代表的文化也便烙上了时代的特征，如“宗教本能”时期的文化一定带有宗教的色彩，艺术是宗教的艺术，道德也是宗教的道德。同样，“自我的本能”和“社会的科学的本能”时期的文化，也都会带有这两个阶段的时代特征。此三种“本能”之间呈现出来的递进关系，不仅描绘出人类智能本身和知识线的进化轨迹，也反映出了人类历史的行进路线。

历史进化既然来源于人类本能的进化，那么推动人类本能进化的动力又源于何处?朱谦之的回答是:“一时代的新的本能，实契合于一时代的‘生机力’的要求，而一时代的‘生机力’的要求，又唤起一时代的新革命。”［9］56从他所言“历史变动是由于我们自身的一种生机力——本能——而决定”的逻辑路径看［9］56，所谓的“一时代的生机力”，也就是人类在某一时代的本能。而他在《一元主义历史观》中又说:“这个生机主义的条件，乃是宗教的艺术的道德的法律的科学的上层建筑的基础，换句话说就是人类历史社会之根本的最终的基础，只要生物的基础一变动便巨大的上层建筑全部也就不得不随着变动。”［9］69这就是说，一个时代的“本能”决定于该时代的“生机力”，本能的变动推动了该时代的上层建筑的变动。而这些“本能”的载体则是历史上的一些宗教家、科学家、革命家等极少数的“本能的冒险者”。正是这些在知识领域有贡献的人们，将潜伏在大家心里的本能调动出来，从而推动了历史的进化。②朱谦之:“历史的发生，都是由于聪明才力最大的先知先觉作主动，而这些先知先觉不是英雄，不是恺撒，他的革命思想必须建设在那时候不知不觉的民众心理之上……而唤起民众的知识阶级又为民众运动的第一位。”载《朱谦之文集》第一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41页。故朱谦之的结论便是:人类的“本能”表现为在文化领域中有杰出贡献者的欲望(本能)，是这些欲望造就了各时代的文化，而文化的发展则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化。这就是朱谦之“说明历史上的种种变动注重在那时候的本能依于生机主义的条件而进化的原则”［9］56。据此，朱谦之的“新生机主义历史观”不仅回答了历史进化的动力问题，实际上也包含了历史的创造者问题。按照朱谦之的文化便是“本能”这个逻辑来解释人类的历史，就变成了人类的“本能”决定“本能”的进化，文化决定了文化的进化。于是，本能与本能、文化与文化彼此之间则互为基础。由此自然也就得出了“心的作用实是支配经济现象的根本动力”的结论［9］46。可见，其“新生机主义的历史观”作为孟德斯鸠、黑格尔的地理决定论，以及唯物史观“社会生活决定人的意识”观点的对立面，其认识虽然跳出了环境决定论的机械唯物主义的窠臼，但却步入了唯心主义的陷阱，是典型的精神决定论。而从历史创造者的角度看，则是英雄史观的变种。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带动学人参与历史观的是非论辩上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这一点我们当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给予适当的肯定。

此外，朱谦之的“新生机主义历史观”对人类三种本能的解释，用他在文化哲学上的说法，就是人类文化的童年、壮年和老年期三个阶段［5］256，或是人类精神的三种不同的知识形态:宗教形态、哲学形态和科学形态［5］260-265。而且在这三个时期或三种知识形态中，文化在空间和时间上均有绵延［5］258。因此，其“新生机主义历史观”中的文化进化论突破了文化堆积论的解释框架。但遗憾的是他对文化进化之动力来源的解释却是形而上的。从其学术渊源上看，又是以其文化哲学的三阶段说为理论基础，同时借鉴了西方学者杜舒里的生机说、独孤麦的本能说、互助说、孔德的“知识三阶段进化说”和费尔巴哈的历史发展“三阶段法则”等，并且与其“现代的历史”观、“一元主义历史观”等相联系。从中不难见其对西方历史哲学的熟悉程度和历史观建构的哲学基础，及其历史观与文化观、哲学观的统一，而这些也构成了其历史哲学的基本内容。

三、中国史学发展的三阶段论

朱谦之将中国史学史划分为“故事的历史”、“教训的历史”和“发展的历史”三大阶段。认为甲骨卜辞的发现是中国史学的新开拓，《周易》、《尚书》、《春秋》等皆属于“故事的历史”。《春秋》使“乱臣贼子惧”的微义，是由“故事的历史”走向“教训的历史”之转折点，并使孔子成为中国史学的鼻祖［5］58。“故事的历史”之内容多是传说和神话，并呈现出文史不分的特征。

西汉至唐代的史学属于“教训的历史”阶段。它始于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史记》，班固的《汉书》又一开纪传体断代史的先河，“为教训式的历史奠定了宏基”［5］60。此后，史学便成为“以帝室为中心之教训的历史”。唐太宗朝开始设局修史，因“人君观史，宰相监修”制度的确立［5］66，“教训的历史”便成为“奉行故事”而失去了“教训”的真精神［5］66。至此，中国史学开始向“发展的历史”阶段转变。但“教训的历史”之余风，直至《新唐书》、《新五代史》及《明史》修成之时才彻底告一段落［5］66。内容上，“教训的历史”完全摆脱了修辞学［5］69，转而以人为本位，以有益风化为目的，因而这一时期的史书对无益于教训的历史，往往或采取回护、曲笔之法，或是漏而不记。

应该说，朱谦之将“教训的历史”与纪传体正史相对应，大体上说是不错的。但如按他区分中国史学阶段的标准看，说明他对中国史学史还缺乏比较深入的了解，对史书体裁发展趋势的认识也是极其有限的。特别是，他以史馆的设立作为该阶段基本结束的标志，但又将其余风延续至清代，反映了他将官史与私史对立起来的错误认识，同时也是他自觉其结论牵强的补救之法。从根本上讲，还是对中国史学史之研究基础的薄弱所致。

“发展的历史”阶段始自宋朝，延续至“现代”。认为该阶段可分为三期。第一期是宋明时期，其特点是以治政治史为中心;第二期是明清时代，以治学术史为中心;第三期则是清末至现代，以治史方法为中心。朱谦之特别重视第三期史学，故而又将它细划为前、中、后三段①为与朱谦之对史学史的阶段划分相区别，这里将第三期内的三个阶段分别称作前、中、后段。。前段从清末到20世纪20年代，其史学内容呈现三个特点:一是新考证、考古学派王国维、罗振玉等对古史的研究;二是梁启超、胡适、顾颉刚辨别古史系统真伪的研究;三是李济、傅斯年等对考古问题的研究。中段始于2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其特点是参与讨论的人数多、学派也多，且都以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关注的焦点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否适合东方社会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问题。研究方法上，出现了以“玄学死公式的理论形式”套用中国历史的现象［5］98。后段，也就是朱谦之所倡导的“现代的史学”的发生期。这一正在进行中的史学虽然还构不成一个完整的阶段，但已经提出了带有方向性的治史方案，即重视历史的现代性，以现代新的历史精神和方法治史，注重文化史，尤其是注重社会史、经济史和科学史［5］97。一反考证、考古学派不关心社会巨变的态度，把历史研究同社会发展联系起来，实现其将过去、今天和将来联成一线的总目标。

综上，朱谦之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视野和认识深度，及其结论的客观性虽尚有再探索的空间，但与当时学者们的见解相比较，却别具特色。白寿彝先生曾评价说:《史学的历史》“这样的写法，究竟是否跟中国史学发展的情况相符，这是另一个问题，但他究竟划出了中国史学发展的一条线，这在别的史学史论著中是见不到的。我对这篇文章很有兴趣，后来我的讲稿也吸收这篇文章的某些论点，这使我讲授内容有些变化”［10］。作为史学名家和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创建者，白寿彝先生不仅肯定了朱谦之首创区分中国史学发展阶段的新思路，也就其在充实中国史学史教学内容和启发人们思考方面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这个意义上说，朱谦之的认识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拓展和深入准备了条件。我们从朱谦之《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什么是历史方法》等对史学功能、史学与文学、哲学之关系等问题的探讨中可以看出，他研究中国史学史并非仅着眼于此，而是有更加广阔的视野和对历史哲学问题的深邃思考，其史学史研究不仅为其哲学提供了素材，也驳斥了哲学空泛无际的观点，对史学和哲学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诚然，朱谦之对中国史学阶段的划分，是在借鉴黑格尔、班海穆的发生学的分类方法的基础上完成的。也正因如此，他才辅之以中国传统史书体裁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与之相联通，即:故事的历史——编年体——盛行于周代以前;教训的历史——纪传体——盛行于唐宋以前;发展的历史——纪事本末体——实则自宋代袁枢著《通鉴纪事本末》开始［5］72。尽管其认识结论与中国史学的客观情况并不完全相符，但作为较早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学者，特别是在当时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尚未取得丰硕成果之际，以其一己之力探索如此之巨的问题，这本身就值得肯定。其借鉴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探讨中国史学问题的认识路径，及其对中国史学个案研究所获得的正确认识，都理应受到学界的尊重，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四、余论

综上，朱谦之的历史与史学观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其历史观具有系统性。其“现代的历史”观、“新生机史观”与“一元主义的历史观”等彼此关联，构成了其历史哲学的基本内容;二是能站在哲学的高度，以贯通的视角认识中国的史学问题，因而获得了不同于他人的结论;三是其认识虽然还存在套用西方理论的痕迹，但他针对多种史观所作的辩论，以及有意打通中、西史学界限，将中国史学置于世界史学史中进行考察的用意，在中西文化激烈冲突的时代背景下，无疑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稍感遗憾的是，其“新生机主义的历史观”尚未摆脱唯心主义的立场。由于当时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还处在尚未深入开展之际，因此当他将历史编纂的发展与史学发展的三阶段相联系的时候，就显得有些牵强，甚至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但他借助历史编纂的视角区分史学发展阶段的做法，又未尝不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为中国史学史研究提供了新途径。同时还应看到，尽管他对中国史学史阶段的划分不尽如人意，但他对《史通》、《文史通义》等个案的研究，对史学与文学、哲学和科学之关系，对史学功用的认识等，都还是有的放矢，切中肯綮的。这些都为后人继续探研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对中国史学史的深入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1］ 朱谦之.朱谦之文集:第一卷［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2.

［2］ 周文玖.朱谦之的史学理论及其史学史研究——以在中山大学的教研活动为中心［J］.齐鲁学刊，2005(1).

［3］ 黄蕾.西方史学之东渐与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以朱谦之为中心的考察［J］.福建论坛，2010(1).

［4］ 孙旭红.西方学说与朱谦之的历史学思想——以《历史哲学》为中心的考察［J］.沧桑，2007(4).

［5］ 朱谦之.朱谦之文集:第六卷［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6］ 朱谦之.朱谦之文集:第二卷［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7］ 朱谦之.本刊宣言［J］.现代史学，1932，1(1).

［8］ 欧阳哲生.傅斯年全集:第二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9］ 朱谦之.朱谦之文集:第五卷［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10］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