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路杰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研究生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文艺学研究

一个书生的狂人之言
——庄子思想的矛盾之思

金路杰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研究生院，浙江 金华 321004）

庄子思想和 《庄子》一书有着明显的矛盾性，矛盾的关键在于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不和而产生的某种分裂，这种分裂其实质上是内我的庄子与外我的庄子之间的冲突。内我和外我，是庄子方内世界的实际生存与自我理想化后的方外世界存在样态，前者更大程度上是现实体验的，后者则是思想虚拟的。文章试图探讨这两个不同样态的庄子，进一步分析庄子思想实质——“游世”是如何调合这两者之间的平衡，这种调和其实也是庄子对世界矛盾的和谐所提出的建设性意见。

庄子； 《庄子》；内我；外我；矛盾

庄子思想与《庄子》其书历来众说纷纭，原因之一在于其思想的矛盾性。笔者认为 《庄子》一书，应是作为一个内心矛盾对立的庄子的一种分裂叙述。所谓分裂叙述就是指庄子自己分裂出两个不同的 “我”（内我、外我）来进行沟通、劝说或者说是论辩。类似经验对任何一个内心失衡的人来说都会带有一种普遍性的共鸣，他们大部分像庄子一样内心的坚持和理想在现实中得不到实现，压抑甚至毁灭，又不甘心放逐自我陷入真正的虚无，而进行新的寻找。那个在现实中抗争的我就是 “内我”所在，而那个寻找的对象和目标就是新的 “外我”。这两个 “我”之间在根本上是互为联系的，却又往往表现得水火不容。在庄子身上就是这样一种矛盾的纠结。然而，这两者在本质上是一体两面，是基于庄子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内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方内世界的庄子本人对这个世界产生的种种情感，就是现实中最初的感性庄子——囹圄其中不得解脱的苦痛形象；而外我则是庄子在文中所塑造的那个属于方外世界的理想形象——逍遥游世而无所拘的洒脱形象。后者是对前者的一种理性超脱。它们之间的转变过程其实就是个体在面对这个世界时所产生的情感和理智历程。内我与外我并不可分，内我对于庄子来说才是生命真正意义的起点，外我所作的努力是对内我的一种修复。

内我——书生执着的形累

内我的庄子首先是一个普通人，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也曾为蒙漆园吏，后罢官不仕，处乡野民间，甘居贫贱。 “他主要靠打草鞋和钓鱼为生，有时不得不向友人借贷；他穿粗布衣裳，有时还得打上几个补丁；他在穷闾隘巷，有时竟饿得面黄肌瘦，精神疲惫不堪。”[1]他和我们一样生活在经验的表象世界中，身在囹圄，能充分体会到普通人的心为形所累，形有所困顿，为生计所奔波，为欲望所驱使，被环境所限制，被命运所摆弄。这种体验如同风中的羽毛，空中悬浮而缺乏安全感和稳定感，只有受摆布的飘摇和渺小。人类生命尊严的缺失是尘世中的庄子不可摆脱的梦魇，为此庄子特别用了一章 《人间世》来记录他在滚滚红尘的人间体验，控诉他所生活时代的种种艰难。文章一开始颜回见仲尼的故事就向我们展示了权力社会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热闹却无聊的场面。直至最后，以楚狂人之口 “来世不可待也，往事不可追”点破“危情悚境”，这是 “处于一个权谋诡诈的战乱时代，无辜者横遭杀戮，社会成了人兽话的陷阱，一部血淋淋的历史，惨不忍睹的暴露在眼前。”[2]面对 “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的惨境，庄子开始转向了对生命的思索，对生命的把握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庄子一切努力的根本起点和归宿。

当然庄子不同于普通人的执迷，是一个先觉的预言者，洞悉和识破世界本质，他太了解这个世界的苦根了。自然的困境——死与生的必然性，生命的历程注定从降生的偶然性走向毁灭的绝对性，任何一个对生命充满大爱的人都无法接受这个既定的最高命运，作为有着和普通人共同经历却承担着知识分子自加的使命的庄子更是如此。他知道， “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庄子对命运的认识不同于传统中国从 《周易》以来的那种乐观思维，而是带有一种现代派色彩的荒诞意味。他理解的这个世界是偶然性，充满种种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比如人的生命和人的形体。 《庄子》书中充满了类似“俄而”、 “莫然有间”等词汇， 《大宗师》中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之前还有说有笑，子桑户却“莫然有间”突然、无缘无故的死了。尽管本意是旨在让人安之若命，但是庄子从根本上不能忘却这些残忍。《大宗师》最后一篇庄子借子桑之口，一声叹息，说出了心中的郁结。 “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父母岂欲吾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3]这里显然流露出一股沉重的无奈。他不是不愿解释怎么死的，实在是一种无能无力，因为在他看来这就是命运的安排，解释只是徒劳。这个世界的大悲苦实在让庄子无法接受世界是单纯美好的。在他看来，世界既是没有恶意也是没有善意的，如果有，我们就可以相信上天有他自己的意志，就可以同儒家、佛家一样寻找到新的寄托。对这种依赖的轻信，是庄子发自内心所不屑的，这也让庄子与同时期的儒家从根本上拉开了距离。这个冰冷的世界压根不在乎个体生命的感受与存在，于是我们的生存才会如 “游于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4]。当儒家企图用善行来感化上天来获得永存的时候，庄子感到一种极度厌恶，这并不是对儒家这种一厢情愿的志向的否定，而更多的是出于对世道不公和无理的愤怒和绝望。面对这样的现实，庄子在哀叹物化异己力量强大的同时，更加深了他的厌世情节和避世之心。

知识分子的良心让庄子体会到了作为一个普通人所不能感受到的东西。而庄子之所以伟大，其关键在于内我的赤子之心。我们总是习惯于把庄子看成隐士。所谓隐士就是对社会关系的隐藏和放弃，这种貌似不负责任的做法，恰恰是因为庄子清楚甚至深有体会为情所困是人类最大的软肋和痛苦根源所在。笔者完全有理由坚信庄子有一颗比一般人更敏感、更脆弱和更赤诚的赤子之心，显然他是体会到了尘世的羁绊对人的情感的致命打击。那个看起来无情，劝人相忘于江湖的庄子，更像是用冷酷的面具遮掩自己满面的泪痕的伤痛，他的冷峻不是铁石心肠，而是无能为力后的寻求一隅的自我保护。他实在害怕自己和别人再受伤，就像面对一个已经无可救药的人你应该怎么做，如果儒家，他们是“热切的，他们热的不能忘怀恻隐，并一直追求着推己及人”[5]，信奉着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圭臬的孔教门徒们有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勇气，而在庄子看来这显然是螳臂当车了，他会选择闭上双眼和沉默，知其不可而不为，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改变这强大的命运，而爱莫能助的眼睁睁看着对方被吞噬的生命却无能为力。这种痛苦对本人来说也是一种折磨，它是多层次的，有病者赋予我们道义上的痛苦；有我与病者建立感情后，却不能帮助的自我否定的痛苦；有命运强力加于病者的不公的痛苦。因此一旦你陷入了这种情感的泥沼中，便毫无挣脱之力。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儒家比庄子更通达，因为庄子对每一个生命都抱有最大的热爱，至少在儒者看来他们已经尽了一份力，他们会有一种责任上的卸重来减轻情感上留下的创伤，而对于庄子来说这是没有的，所以他才会表现得像一个简单的小孩子要么永远拥有，要么索性从一开始就不要，“人生若只如初见”。这恰恰正是一个赤子的虚弱所在，害怕所在，别人可以选择麻木面对，庄子却无法在面对时选择无情，只能选择逃避。

内我的庄子的基本人格太过于认真，喜欢用书生意气看待这个世界，他是个极端敏感的人，敏感捕捉到了命运，人欲和情感是个体痛苦的根源。同时他又是一个偏执的人，他坚守这一种合乎理想的生活方式而无法忍受这个世界的污秽、苦难和罪恶。如果没有这种书生的认真和呆气，他完全可以和许多人一样同流合污，又何必把世界看成一片虚无的荒原来自虐。他的偏执是对生命本体的最终捍卫和对世界的决不妥协。在庄子的世界中，一切都可以无视，只有人的生命才是永恒的、第一位的。这个坚持也直接形成了外我的庄子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先秦诸子中唯有庄子从真正意义上确立了对个体尊严的维护。这种尊严在庄子看来起点必须是保全完整，故而有学者言庄子一书有着浓重的 “为我”色彩。庄子的确有着对生命的坚持， “为我”是起点和根本，只不过庄子的 “为我”已经不是类似于一般隐者的单纯为自己，这个 “我”不是一个孤独的个体代表，而是一个群体的思考，也正是这样一种 “大我”的思考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 《庄子》一书和他的外我形象。而这两个形象的大相径庭更是让人有时候感到费解。了解了内我之后，我们可以知道外我的塑造不仅是对内我创伤的疗救，必须摆脱原有的形象来重塑，更是一种对生命出路的寻找。他需要一个全新的我，这就一定要与尘世的内我拉开足够的距离才能不被其所影响。

外我——狂人忘我的心游

《庄子》开篇就大胆地提出了逍遥游，劝慰所有人放下尘世的一切，不为世俗所缚，不为尘世所扰，忘却也成了庄子思想的核心。相比内我认真执着于人间的种种不可自拔，外我的庄子显然狂放不羁。由于世俗的荒诞可怖性，身在其中的形体所影响的内心也是虚弱而无力的，就像北冥的大鱼，即使形体再大不知其几千里，但仍然身困北冥，为水所囚，如果想超脱必须化而为鸟，其名为鹏。这个“化”字用意颇深，从鱼到鸟的意象，显然是从囹圄中解脱，逍遥到自由的境界。这种境界的前提就是连自己的本来都完全忘却，鱼不再是鱼，鸟不再记得曾经是鱼，如此才能够水击三千里，扶摇直上九万里。这里的庄子是无己、无功、无名的，其实也就是鹏的忘却。他已经实现了超凡脱俗，摆脱了所谓的名利，就像许由断然拒绝尧的禅让，甚至还嘲笑俗世中的天子，“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6]这是怎样的一种洒脱！

他甚至实现了心与形的分离，在庄子看来普通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心为形所累。事实上，这个形其实只是命运的一种造化，是一种虚伪的存在，是转瞬即逝的幻象。俗人恰恰蒙蔽了真心一味追寻却一无所获。 《德充符》中，庄子有心塑造了大量形体上有缺陷的人。如王骀、申徒嘉等等，他们是庄子推崇的典型的才全而德不形者，不是说庄子有畸人的癖好，而是故意把形体作为一种外在存在不可把握来提醒世人要学会忘记。他借孔子之口，指出“所爱其母者，非爱其形也，爱使其形也。”形体作为最感官的显现，既是最直接的也是最表层的，然而普通人却深陷其中不可自拔，为了更好地满足于此，甚至还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外我的庄子会提倡无知和无用。 “吾恶乎知之”，而内我的庄子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哲人。这里继承了老子思想，但更多的是庄子本身对人性险恶的察觉，人心智慧的复杂不仅不能给我带来幸福，相反可能是更邪恶的温床。颜回欲就之于卫国，孔子提醒说，“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荡而知之所为出乎哉？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7]人类历史无数次证明你用某种聪明的办法来阻止罪恶，就会有更大的罪恶出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不仅无法用心智来改变这一事实，而且只怕一旦用了心智，那么本来无罪的智慧就会因为人心的险恶而成为杀人的工具。庄子内心有着对真正的真善美和智慧的坚守和渴望，他有一个自己的理想范式。他对利用智慧的狡猾有种本能的抵触情绪，这种狡猾让世界充满了种种虚伪和堕落，并使得人类的欲望更加无限膨胀，所以庄子索性自己建构了一个乌托邦的自然纯性世界来抵抗侵扰。这就要求人们无知，无知似乎让人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法宝，变得毫无用处，而为世界所鄙视，这是常人所不能接受和害怕的。所以他们总是在不断充实自己让自己变得有用。庄子却给出了无用之用——栎社树与木匠的故事。匠石认为是 “不材之木，无所可用。”而大树则托梦于他，告之， “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与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几死之散人，又恶知散木！”[8]这个故事一方面说明了一个乱世和无道的世界，个体所坚持以为可以发展自己的东西有时候恰恰是毁灭其本体的所在；另一方面再次拉开了与世俗的距离。如果结合庄子与惠子关于大瓢与大树的辩论，我们就可以知道世俗的眼光是如此之狭隘和功利。在匠石和惠子看来，只有实用的，能为舟，能为棺才是有用的。可怜的方内之人，不仅不懂得其中真谛， “匠石鄙视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甚至还给予毁灭，惠子以其无用而掊之，正因为他们自己的所困导致他们无法追求真正意义上的人生。真正的人生就是从忘记开始，摆脱掉尘世的一切。

相比内我的激切与认真，外我的庄子表现得漫不经心和无所牵挂。这个庄子是浪漫的、自由的，因为他颠覆了世俗的价值标准，挣脱了世俗的规矩，游离了世俗的生活。对于这样一种生命样态，庄子定义为真人，他们 “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䜣，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9]王叔岷先生在 《庄学管窥》中提出庄子是 “非为我”的，这也无可厚非，一本提倡忘我的书，又怎么可能抱有为我的一己之目的。需要指出的是在这里笔者之所以将庄子的外我称为狂人是因为狂人这个标准是从方内世界看方外世界的感受。由内看外，庄子之说多少有点滑稽无当，也许庄子本人早意料到了，所以在肩吾听了接舆的话后会感到， “大而无当，往而不反。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迳庭，不近人情焉。”庄子的外我形象竭力做出一副无所顾忌的样子，但是就像风筝飞得再高也仍与大地保持一丝联系，即有所待。《逍遥游》中当他提出乌有之乡的希望后，又似乎下意识地添上了 “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他的想法走到哪里都仍然念念不忘生命的威胁，他的确无法真正摆脱与这个世界的联系，他因此只能是一个狂人，他的狂是真的，但他的累也是真的，因为累而狂，而狂到深处也忘不了累。庄周梦蝶的故事其实并没有解读的那么浪漫，也许这本身就是庄子内我、外我矛盾的一种纠结状态，当以外我来看时，这是一个童话的故事，至少我们可以通过忘却自身而获得重生。但是以内我来看时，这就更像是一个讽刺，所谓的无何有之乡其实只是海市蜃楼，梦中的幻想罢了，醒过来还是那个摆脱不了的纷扰世界。

从避世到游世——内我和外我的矛盾平衡之路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看到了两个不同形态的庄子——内我和外我，前者立足于现实的自我，后者则逍遥于方外世界，这两者之间的对立并不是纯然的，而是有着庄子情感上与理智上的逻辑。正是由于内我浓郁的痛苦意识，才使庄子有了强烈的摆脱欲念。我们已经知道庄子哲学的根基在于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但是他发现这个世界其实充满了种种对生命的践踏恶行，任何一个受到过创伤的人都会产生逃避的冲动，更何况庄子清楚他自己的无能为力，只能继承传统隐者的态度，在混乱的社会中寻求山林隐藏而保全自己。这种避世显然是一厢情愿地以为自己可以有最后的坚持和认真，以一种不合作的边缘态度来对抗这个消极的世界。但是当他发现这个世界根本无所逃遁时，命运就像永远无法解开的魔咒，你必须在充满痛苦的世界里艰难的行走，永远无法摆脱，既 “不可解于心”，也 “无法逃于天地之间”。他感到一种大悲愤和大嘲笑，如此遁世就只不过是隐者怯弱的苟且偷生，并不存在他们自诩的生命价值体现，于是庄子索性以游戏的态度来对待这个世界，这种态度是一种类似于颜世安所说的精神自虐式，大概是避世不得而干脆破罐子破摔，放逐自我，满不在乎，将不负责任的游戏态度进行到底。玩世不恭，游戏对待自己，游戏对待世界，游戏对待一切可能的存在。这里的庄子是不能安静的，他以带有 “自虐意味的嘲讽心情，来与一个黑暗的世界对抗。这里的对抗不是正面反抗，而是摆出一切皆不在乎的状态，直视黑暗世界任何可能的恶意摆布，并且以对这种恶意摆布的戏谑的欢迎，表达对这个黑暗世界的嘲讽”[10]。这背后深深隐藏了那在天地之间无路可走绝望处呐喊的内我，是一个天性认真的人因为愤世而刻意背叛自己的认真。

从游戏走向游世，应该是庄子对人生意义和生命真谛的执着寻求结果。游戏不同于游世，根本在于 “有我”和 “无我”。那种游戏中故意丢掉自我，甚至作践自己的态度变成了一种自然的忘记自我，把个体放入道中而实现天人合一之境。游戏很容易让人堕入虚无和荒诞中，游戏者本人并未实现真正的忘我与道统，仍然以自我为中心，只是小智和小言，况且为了忘却而忘却，本来就是一个执念，这种执念在庄子看来就是为世所困的心累，他甚至比麻木的愚人更让人痛苦，至少前者是触发型的痛苦，而后者的烦恼源自内心与世界的不合。对于游戏者来说一旦走出游戏又将面临深渊，一旦沉溺其中又将走向疲劳和厌倦，庄子显然是不同意以这种方式来唤醒个体觉醒的。庄子的坚持和认真，让他选择了道作为最终的寄托对象。庄子世界里的道是世界万物存在的本源。 “生鬼神生上帝生天生地”，且带有普遍性和永恒性。 “道无始终，物有生死”，道是一种信仰。对自然之道的信任由此而产生的一种灵魂的寄放，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和，把我忘记在道中，在无我中与道保持和谐，在道的世界里实现灵魂的拯救和安宁。因此游世思想成了庄子思想的精魂，是内我与外我平衡的道路。处在方内世界的庄子时刻感受到种种困顿与痛苦，而产生了避世之念。但显然只要存在有我之心就无法实现彻底的回避， “一受成其形，不亡以待尽”。如此违心的苟存只会导致更大的愤怒，无处宣泄的愤懑进而产生游戏的自虐心态。同时外我是书生的理想，这种解脱是方外世界个体独立的完美存在，一直是庄子真正的追求和不能忘记的坚持所在。游世这一新的生命存在样态，与道的统一，无我的逍遥，在这个意义上实现了对方内之我的拯救。如下图：

常人迷我，智者为我，得道忘我。如同庄子告诉我们方内世界之所以痛苦是因为命运的无常和以自我为中心的种种偏见，前者无法改变，后者鬼迷心窍。以道作为新世界的秩序则是坚定的、永恒的，至此庄子在对一切进行了抛弃和否定后又指出了新的光明，而走向这条光明的道路就是 “自己有道德勇气瓦解封存在常规观念中深处的自我中心意识，学会从万物的流变来看生命存在，把我的生命视为持续的大生命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这就重新找到了 ‘本根’。”[11]也只能在道这个世界里，外我与内我的矛盾才有可能实现和解。

[1]白本松，王利锁.肖遥之祖——《庄子》与中国文化[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3.

[2][3][4][6][7][8][9]陈鼓应注释.庄子今注今译[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7.25、127、129、156、177、199、243.

[5]王 博.庄子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5.

[10][11]颜世安.庄子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95、301.

[12]王叔岷.庄学管窥[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3]曹智频.庄子自由思想研究[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

[14]严春友.庄子思想的独特性及其内在矛盾[J].河北学刊，2006，（5）：36-39.

[15]张京华.庄子哲学的内在矛盾[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6）：50-55．

[16]刘笑敢.庄子人生哲学中的矛盾[J].文史哲，1985，（2）：59-65．

[17]司马迁.韩兆琦等评注.史记评注本[M].长沙：岳麓书社，2004.949-959．

[18]李天道.道家美学之“清静”说释义[J].吉首大学学报，2012，（1）.

Maniac Words of a Scholar——A Review of Paradoxes in Zhangzi’s Thought

JIN Lu-jie
(Graduate School of Humanity,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Jinhua,Zhejiang 321004,China)

There are striking paradoxes between Zhuangzi’s thought and the book Zhuangzi.The writer of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the key to the paradoxes lies in a certain split resulting from the conflicts between reality and ideal.The split is essentially the conflict between Zhuangzi’s inner ego and outer ego which are the expression of Zhuangzi’s state of actual existence and idealized existence,the former being more of realistic experience and the latter more of mental virtuality.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Zhuangzi in two different forms and further analyze how Zhuangzi’s thought mediated the balance between them.The mediation is in fact Zhuangzi’s constructive ideas on how the paradoxes in the world can be regulated into harmony.

Zhangzi and Zhuangzi;inner ego;outer ego;paradoxes

B223.5

A

1674-3652（2012）05-0073-05

2012-03-16

金路杰，男，浙江绍兴人，主要从事美学、文艺学研究。

[责任编辑：小 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