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柱

（作者为上海市台办退休干部）

长期以来，台湾著名作家、历史学家李敖在台湾政界，尤其是岛内文坛，是无人可及、出了名的“怪杰”。翻开他的个人简历，人们就感到好奇：祖籍为云南乌撒，可他的远祖不是汉族，而是苗族；出生于哈尔滨；分别在北京、上海、台中、台北等地求学；而成名、成家主要在台北。曾担任过台湾“立法委员”（又称民意代表），以打斗起家的民进党草莽“立委”根本不是他的口水对手；2000年代表台湾新党出马竞选台湾“总统”， 是所有候选人中唯一敢公开发表“一国两制才能带给两岸真正和平”政见、反对“台独”、反对美国对台军售的的参选者。

若单纯从文学的角度，站在众多读者面前的李敖最令人不可思议的一面是，这位日夜挥洒笔椽，曾撰写了无数篇思想批判、文学评论以及嬉笑怒骂、刀刀见血的精彩杂文，却从来不写小说的台湾文学大师，1990年年底以一本处女作历史小说——《北京法源寺》，奉献给中外读者。

新千年伊始，这部“用血与泪”撰写的史诗式小说，被诺贝尔文学奖审核小组正式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作品。入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小说《北京法源寺》立时轰动两岸，北京、上海、广州、哈尔滨等大城市读者蜂拥抢购，一时“洛阳纸贵”，供不应求。二十多年来，围绕着力作《北京法源寺》，“敖粉丝”们的脑海里始终有三大谜团无法解开：

一、李敖为什么要写《北京法源寺》？

《北京法源寺》以谭嗣同为主角，几乎写尽中国历史上所有真正的英雄人物。这里的英雄不是以武艺绝伦，不是以中国5000年的演变史、进化史、发展史所惯有的“胜者王侯败者贼”论来定义，恰恰相反，他们绝大多数在当时的历史环境里只能被少数人理解。只有跳脱世俗的框架，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真正找到这些人应有的定位。这些真正的英雄正如鲁迅所说，具有“埋头苦干的，拼命硬干的，为民请命的，舍身求法的”那种民族脊梁和顶天立地的气概。

李敖著《北京法源寺》封面

纵横中国的历史大河，民族英雄就像黑夜里启明星一般闪闪发亮。他们的存在让后来的中国人在回看历史的时候感到一丝光明，感到莫大幸运。更令人欣慰的是，在最危急的时刻，中华民族英雄辈出。谭嗣同以自己的死唤醒国人，他身后不仅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更有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他们的气概和事迹，在今后一千年里，都将是激动中国人心的主题。

李敖决定写《北京法源寺》，当然与他曾在北京居住12年，在北京小学、中学求学5年这一段永生难忘的经历有关。作为青少年时期的李敖，对古老的皇城根有着超越一般人的浓厚兴趣，尤其是京城的历史古迹，闻之、听之，入耳、入脑、入心，在他的心目中具有高于一切的神圣地位。小说以位于北京西南角的唐悯忠寺、清改名法源寺作为小说的起点和终点。原先是为那些为了中国而死的先烈做追念法事和停灵所在的法源寺，成了小说中维新变法者奇遇之地和传播改良思想的场所。“寺庙的用意并不完全为了超度死者，也是为了觉悟生者。”此话点出了法源寺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它可证明，在上下几千年中国历史的长卷中，推动历史前进的正是无数流血牺牲的先驱者。

小说以犀利、流畅的笔墨，真切地叙述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时代知识分子，从国耻贫弱中觉醒，逐步走上改良不归之路，但因天真地寄希望于儿皇帝实施改良、推行新政，最终惨遭西太后的残酷镇压，103天的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亡命外逃，谭嗣同等六君子处斩。书中不惜用大段可歌可泣的文字，具体描述了以身殉道的刚烈大丈夫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生死观。此外，通过塑造革命者“李十力”的形象，指出唯革命才是中国的出路，使小说的主题进一步升华。

此部作品涵盖的史实浩繁，戊戌变法前后的历史事件，如甲午战争、《马关条约》、八国联军侵犯北京等惨痛的史实，无一遗漏，读来让人切齿难忘。这一切是为了突出一个主题：落后的中国非变不可。

《北京法源寺》在李敖的创作生涯中，从构思到付梓，跨越了20年，这部“坚持公理与正义”的历史小说，足以体现“作家的文字功力，更包括了作家的人格和精神”。

首先，作家的创作动力就足以感人。“我独处台湾，写《北京法源寺》，‘台湾人所著书’之谶，百年孤寂，又复重演。契阔40载。今印此书以归故国，沧海浮生，难忘我是大陆人而已。”难忘自己是大陆人、中国人，这一强大的精神动力，使李敖身陷囹圄，仍潜心构思，绵延20年，克服种种困难，奋笔孜孜写作，闻之让人感佩。

其次，这部阳刚作品面临现代影视的咄咄挑战，一反“一般以小人物为小说主角”的流行新潮，突破以往历史小说露骨描述“替杨贵妃洗澡”、“为西太后洗脚”等无聊故事格局，重点写大丈夫型的人物，用以“振奋自己，振奋人心”！ 李敖自承《北京法源寺》是一本历史小说。然而就小说而言却很难给它定位：书中所写的历史事实大多经过严密的考证与梳理，然而在不同人物的思想与对话中却更多地体现了李敖自己的见解，这恰恰是全书中最精彩、最有价值的一部分。

李敖自己对此并不讳言，在《〈蒋介石评传〉序》中，他这样描写自己当时写作的背景、环境、心绪、构思与暗喻：“40岁生日前夜，我在牢房里，躺在蜈蚣与白蚁出没的地板上，构思我的小说——《北京法源寺》，就想到小说中的主角康有为，及另一主角西太后……”

二、小说写作周期为何长达16年？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解铃还须系铃人”。当我找到21年前，即1991年6月12日李敖本人亲自撰写的《我写北京法源寺》一文，这个谜题就基本解开了。

李敖在文中写道：《北京法源寺》作为书名，是十六年前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时在国民党黑狱中决定的。自1971年起，我被国民党政府关过两次，第一次十足关了五年八个月；第二次十足关了六年两个月，再加上被在家软禁十四个月，一共是七年四个月。七年四个月中，六年两个月是在牢里度过的。我历经七间牢房，其中有保安处不见天日的密封房、有军法处臭气四溢的十一房、有仁教所完全隔离的太平房、有台北看守所龙蛇杂处的三二房……其中住得最久，是军法处的八号房，我一人住了二年半之久。八号房不到两坪（作者注：坪是台湾的面积计算单位，1坪为3.306平方米）大，扣掉四分之一的马桶、水槽和四分之一的我用破门板架起的“书桌”，所余空间，已经不多。一个人整天吃喝拉撒睡，全部活动，统统在此。不过不以人为本位，小房间内也不乏“生物”，白蚁也、蟑螂也、壁虎也、蜘蛛也、蜈蚣也……都户限为穿、来去自如。至于狗彘不若的人，就自叹弗及。八号房的户限与来去，主要靠墙与地交接点上的一个小洞，长方形，约有30厘米×15厘米大，每天三顿饭，就从小洞推进来；喝的水，装在五公升的塑料桶里，也从小洞拖进来；购买日用品、借针线、借剪指甲刀、寄信、倒垃圾……统统经过小洞；甚至外面寄棉被来，检查后，也卷成一长卷，从小洞一段段塞进。小房虽有门，却是极难一开的。门虽设而常关，高高的窗户倒可开启，可是通过窗上的铁栏看到的窗外，一片灰墙与肃杀，纵在晴天的时候，也令人有阴霾之感。在那种年复一年的阴霾里，我构想出几部小说，其中一部，就是《北京法源寺》。

由于在黑狱里禁止写作，李敖只好粗略地构想书中情节，以备出狱时追写。1976年他终于盼到了出狱，在料理劫后之余，开始断断续续写了前几章。1979年再次复出文坛，……这12年间，几乎全部精力都投入在其他写作方面了，《北京法源寺》就被耽误了。12年中，只断续写了万把字，始终没法完成。

耽误的原因其实不全在时间不够，而是李敖心理上的一个求全故障。伏尔泰（Voltaire）说过一句话：“最好是好的敌人”（Le mieux est l' ennemi du bien.The best is the enemy of the good.），正因为他要写得“最好”，结果连“好”都踌躇下笔了。

国民党在台湾37年之久的“报禁”解除后，李敖决定创办《求是报》，一方面跟国民党政权周旋，打倒它，为它送葬；一方面要用这种报纸媒体，造成时势，深入人心，为中国打造前途。他深知报纸一办，他的时间就被困住，《北京法源寺》将不知何年何月问世了。因此他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每天写两个多小时，终于在1990年年底，快速完成了它，这才深深地舒了一口气。李敖对友人说：艾维林渥（Evelyn Waugh）说一部长篇小说需要6个星期才能完稿，我这部书，恰如其说。由于它只是我史诗式小说中的一部，我自不打算用一部小说涵盖所有的主题，所以，它涵盖的，只在400个子题以内，但内容也很惊人了。

香港《Play boy》杂志采访李敖时，李敖坦陈前期及中期断断续续写作《北京法源寺》，直至后期才发了疯地拼命赶写的内心感受：正是这种写作时间上的拖延与急就、写作过程中的角色投入与转换和写作目的的宽泛与集中造就了《北京法源寺》这一奇特的文本形态。就小说而言，李敖自己解释说是有意的“破格”，但更多的，实际上是保存了作者在写作小说时的原始心境和情态。也正因为如此，要研究李敖，就不能不研究《北京法源寺》，尤其是其中许多看似枯燥无聊，实则呕心沥血的长篇对话。

三、从没去过法源寺，如何写作？

据考证，北京法源寺，建于唐太宗贞观年间，距今一千多年历史，是北京最古老的名刹，也是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所在地。李敖所写《北京法源寺》是以清末戊戌政变为主题，描写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与腐败政权对抗的一部历史小说。对于名胜古迹遍地的北京来说，千年的古刹法源寺似乎不足以挂齿，以至于在此书出版前，很多北京人竟都不知道偌大的京城还有这么个妙处。而李敖得知这点后，嘿嘿笑个不停，连声说：没人知道也好，本来佛家之地需要清净，人少了好修行。

台湾著名作家李敖

长期以来，正因为李敖的特殊身份，台湾当局断然禁止他去大陆采风。为此，李敖写小说前，做足了必备的功课。他凭借其深厚的史学素养所钩沉出的种种清末史料与史实，足以为研究维新变法史提供有益的历史资源。李敖在一次接受访谈时，曾自信地说，自己的文章剔除了情绪之后全都是经得起考证的资料与史实，而自己在这两方面的运用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北京法源寺》恰恰是这种“情绪+史料”文学观的一个鲜明例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北京法源寺》的核心可以用“历史记录”与“思想自传”两个概念来加以归纳。

作为一部历史小说，《北京法源寺》是不是也有虚构？李敖承认“比例很高”，但又强调说，“书中史实都尽量与历史符合”。李敖坚持认为，“没有去过北京法源寺，一样可以写北京法源寺。”“写《人猿泰山》的作者据说也没去过非洲，却并不影响他写出生动的作品来。”李敖十分得意地强调：“为什么没有去过北京法源寺，却能将这部小说写得如此逼真，如此神龙活现呢？最重要的是你必须知道这是谁在写，这就是文学家嘛！我们很内行的人不一定要亲临其境，我的知识都是间接来的。”

2009年9月的北京之行，李敖终于如愿来到心目中最重要的圣地——位于宣武区牛街附近的法源寺参观。当年9月21日下午3时30分许，李敖在寺庙僧众和中国佛教协会有关负责人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在寺内各殿院仔细观赏了珍藏的文物，包括千手观音佛像、珍稀的佛法典籍和北京最大的卧佛……

可想不到李敖最感兴趣的是，自己在《北京法源寺》里写过的那口大水缸在哪里？一位僧人把李敖领到水缸前。这口大缸直径约1.2米，用青石凿成。缸年代久远，是元朝的遗物。李敖向记者介绍说，当年写这部《法源寺》，多亏美国华盛顿大学地球物理系的许以祺博士帮忙。许博士为李敖提供了有关法源寺的所有资料和图片，在寺里拍了2个胶卷，画了一张详细的地图。所以，眼前这个大水缸，他早在多年前就从照片上见过了。

敢于挑选仅有儿时记忆的北京作为作品的聚焦点，不能不说是一个自我挑战。法源寺大量的史料及戊戌变法众多人物都需经过历史考证，为此李敖跑遍岛内外图书馆、资料室，又通过北京的朋友帮助，收集了法源寺、康有为故居等大量照片资料，使其精确度“远在历史教授们之上”，“小说情节也时时与史事挂钩”。小说中的人物力求“确有其事”，刻意塑造的“李十力”则显示了作者的“苦心”。

有幸实地参访法源寺，最令李敖高兴的是，小说《北京法源寺》中所描写的北京法源寺，竟与现实基本吻合，几乎无一处出格、出轨。这令陪同者大为惊讶，连呼：了得，了得，真是太神了，太牛了！

李敖直面诺贝尔奖

原本在李敖面前，诺贝尔文学奖似乎已呼之欲出、触手可摸，可最终遗憾的结局是飘忽而逝、擦肩而过。李敖本人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有意思的是，聪明的李敖没有如往常一般，快人快语、开门见山正面回答这个问题。2000年2月他对记者说：“天下一家，诺贝尔文学奖已有100年的历史，至今没有发给一个中国人，是他们的失误：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一个有数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没有一个人得到这个奖，也是极大的遗憾。”在他看来，中国作家中不乏可以获奖的人。“老舍就有这个资格”，李敖说，“因此不是内容的问题，而是如何评估的问题。亚洲有4个人获奖，以色列一个，印度一个，日本两个，就是没有中国。有人说是作品不合格，不够标准。100年都不够格？我不相信。”不过，李敖认为，近几十年的中国文学的确不能令人满意，即使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内地作家，比较多的也往往是写个人的苦难和哀怨，写得很小气，缺乏对于人类的博大的关怀。诺贝尔文学奖恰恰要求作家的整体人格和精神，而不仅仅是文学功力。它要求作家必须是理想主义者，必须坚持公理与正义。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中国的绝大多数作家距离诺贝尔文学奖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李敖话锋一转，率直指出，西方人要读懂一部中国文学作品其实很困难，中西文化的差异和语言上的障碍都可能影响到相互间的沟通。“我的《北京法源寺》英译本是牛津大学出版社组织翻译的，但西方人要想真正读懂，仍然需要大量的注释。”关于这部小说的主题和内涵，李敖自称很丰富。“书中写了四百多个小主题、小单元，如生死、鬼神、家国、君臣、朝野、夷夏、忠奸等，都有十分精辟的见解。”他说他写的就是一部哲理小说，是用文学的手法来表现。具体写法的确与众不同，其中绝对没有一般作家用来吸引读者的“无聊故事”，而几乎全写男性的豪侠、男性的忠义、男性的决绝、男性的悲壮，以及男性的思想与行动。

李敖表示，欲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道路曲折而又漫长。以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为例，他苦苦枯等了27年，才折得桂冠。捷克著名小说家米兰·昆德拉更惨，他自1987年起不断被诺奖提名，可至今尚未获奖。此事不可强求，但从资格上讲，我早就够格了。只要中西文化加强交流，只要西方人对中国不偏见，我相信在自己有生之年，有可能获此项殊荣。这可是咱们中国人应得的荣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