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路，陈宇鹏

（南京师范大学 浙江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义乌 322000）

国际贸易商人的社会融入机制研究
——以浙江省义乌市JMS社区为例

程 路，陈宇鹏

（南京师范大学 浙江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义乌 322000）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出现了一批国际贸易商人聚居社区.通过对浙江义乌JMS社区的调查发现，义乌国际贸易商人聚居社区社会融入程度较高，社会冲突不明显.境外人士同质化特征、生态型聚居模式和桥梁族群的沟通作用是社会融入程度较高的重要原因.

义乌；境外人士；社会融入

1 文献综述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尤其是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一批从事跨国贸易的境外人士涌入我国，形成相对集中聚居的形态.区别于受关注程度较高的来华投资的境外人士和受雇于外企的高级经理、白领等境外人士，他们一般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受我国物美价廉商品的吸引，受雇于中小贸易商行甚至以个体经营方式，从事跨国贸易.这些国际商人聚居城市以广州和浙江义乌最为典型.近年来，广州的非洲裔境外人士中发生的多起涉外事件[1]已经受到了各界的较为广泛地关注，但对浙江义乌国际商人聚居社区研究仍极为缺乏.

国际商人属于广义移民范畴.移民的社会融合是国际社会学界较为关注的领域之一，国际上相关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其基本可以概括为“融合论（assimilation）”、“多元文化论（pluralism or multiculturalism）”、“区隔融合论（segmented assimilation）”三种有较大影响的理论流派.[2]但由于来我国的国际商贸类境外人士在居留期限、居留目的、融入期待等方面和国际移民存在巨大差异，很难简单套用国际移民社会融合理论.国内学者在研究社会融合问题时，其主要针对的对象是“乡—城”移民，这与境外人士移居我国同样存在较大差距，相关理论适应性不强.这里仅借用社会融入这一词汇，主要表示流动人口在经济、行为、文化、观念等上适应、融入现居住地的主流社会体系的现象，但不包含通常这一概念中所含有的政治融入、身份认同等维度.

2 资料收集方法

本文研究对象限定为浙江义乌市的国际贸易商人聚居社区，采用调查问卷和深入访谈方式，研究其社会融入机制.本次问卷调查，采用偶遇抽样方式选取调查对象，调查区域为义乌市境外人士居住较为集中的JMS社区，采取自填法和被调查者回答，调查者代填的方式完成，所有问卷都是在调查完成后当场收回.共计发放问卷120份，回收118份，有效回收率为98.3%.同时，进行30例较为深入的个案访谈.除此之外，本研究还得到义乌市出入境管理局大力支持，提供部分全局性数据.研究者还对社区干部、外事专员进行访谈，侧面收集资料来验证直接访谈数据.

3 义乌市JMS社区境外人员社会融入状况

3.1 样本基本状况

义乌市是一个位于浙江省中部的县级市，目前为国家级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验区.2010年末本地户籍人口74万，长住外来建设者143万.以国际贸易为主体的小商品贸易是义乌市的主要特色，2010年，义乌市场总成交额621.16亿元，市场外向度65%以上[3].根据义乌市出入境管理局提供数据，义乌市2010年在义登记入住境外人员为422289人次，目前，在义乌居住半年以上的境外客商达1.3万余人.

调查社区为义乌市江东街道JMS社区，该社区辖D小区、F村、J村（已完成村改居的城中村）、S高层四个居民区，常住居民11300人，暂住人口8000多人，其中境外人员827人（统计止于2011年09月）.本研究问卷调查样本情况如表1所示.

3.2 境外人员社会融合情况

表1 样本分布的基本情况*

3.2.1 境内外居民交往基本情况

从调查数据来看，43.9%的被调查者非常希望与当地社会交流，47.4%的表示希望交流，合计在90%以上，境外人员有和当地社会交流的强烈意愿.

被调查者表示与中国人交流很多占23.2%，交流较多的占21.4%，选择交流频率一般的占39.3%，交流较少的占14.3%，没有交流的占1.8%，显示有近一半境外人士与中国人有着较为频繁的互动.调查数据显示，有28.1%境外人士觉得义乌本地人非常友好，47.4%的觉得多数人比较友好，占总数的75.5%，显示义乌作为国际商贸城市有着较为开放、包容的文化.

从调查数据显示，外国人在义乌的交往范围较为广泛，主要交流对象为房东（29.3%）、贸易伙伴（27.6%），相比较而言，与邻居的交流不够密切（15.5%）.

从调查数据显示，交流主题主要涉及商业贸易（35.8%）、日常生活（33.7%）、文化教育（18.9%）等方面，一般不涉及宗教（5.3%）、政治（1.1%）等话题.

3.2.2 境外人士的社会支持系统

当被问及“遇到困难时会找谁帮忙时”，表示找中国朋友帮忙的占34%，找本国朋友的占32%，找邻居帮忙的占10.7%，找房东帮忙的占6.8%，说明境外人员已经初步建立了在中国的社会支持网络.

调查中发现，几乎所有调查对象均表示知道社区管理与服务部门所在的位置（主要是因为按照法律必须到社区登记入住）.调查数据显示，63.8%的境外人士表示知道近期社区组织的活动，但只有1.7%的外国人经常参加社区活动，45.8%的境外人士有时参与，20.3%的人很少参加，30.5%没有参加过.可见，境外人士虽然有强烈的参与社区活动的愿望，但是实际参与活动的人比较少，社区融入空间有待进一步提升.

3.2.3 境外人士社会需求

从境外人员对社区生活的主要不满意情况的调查数据显示，由高到低依次是，医疗服务（19.6%）、交通（17.6%）、治安状况（14.7%）、政府服务（12.7%）、孩子教育环境（10.8%）、宗教活动环境（9.8）、日常生活的困难（9.8），而选择“与当地人的人际关系”选项的仅为4.9%，列所有选项的最后.

从深入访谈中发现，境外人士的不满主要不是由于歧视产生，更多体现本地公共服务水平的不足.访谈对象SJ（女，35岁，哈萨克斯坦人）表示：“我来中国两年了，我是随丈夫一起来的，他在义乌做进出口生意……我们的孩子在义乌的涉外小学读书，我觉得我对中国的学校不是很满意，……对中国的教育方式我也不认同，因为中国的教育会让孩子有很沉重的负担，过的一点都不开心.我还对中国的医院不满意，因为，人太多了，程序又很复杂，不知道怎么办，医生护士都不会说英文，看病的时候很多人挤在一起，一点隐私都没有，这里的医生动不动就打针，很奇怪，如果不打针病就不会好，而且医疗费很高的.”

4 境外人士社会融入的机制

从调查情况看，义乌市在短短十年时间内，涌入数十万不同国籍、族裔、宗教背景的境外人员的情况下，没有发生较为明显的社会排斥现象，虽然社会融合的程度仍有待进一步提升，但是总体而言中外居民相处较为和谐.国外移民社会学研究和对我国其他地区境外人士聚居社区的研究都表明在短期内大量外国人涌入通常会导致不同程度的社会冲突.例如许涛研究表明，在广州地区非洲人聚居社区出现了非洲人与当地普通市民交往中存在“紧张—接纳”，部分非洲人与出租车司机之间“冲突”、非洲人与管理部门之间“头疼—惧怕”现象[4]，何波研究表明北京韩国人聚居社区发生文化与生活习惯的冲突[5].这与义乌境外人士社会融入状况构成了一个较为明显的反差，其中社会融入的机制值得深入探索.

4.1 同质性群体

虽然所调查JMS社区境外人士来自50多个国家，有着不同种族、宗教信仰，但是其根本目的是来义乌进行国际贸易采购，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同质性.与在我国居留的其他类别的境外人士（如外交人士、高级白领等）相比，他们更关注市场秩序、日常生活便利等因素，基本不太关注中国政治、宗教信仰等敏感议题，与本地居民发生社会冲突的概率相对较低.与前往西方国家的移民相比，这些聚居义乌的国际贸易商人多数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移出地与移入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一致，且一般没有长期居留意愿，对社会保障、社会服务、文化融合的期望值相对较低，融入相对容易.

从深入访谈看，多数访谈对象都比较关注商业事务，对义乌普遍表示满意.MK（男，31岁，俄罗斯人）表示：“我在义乌已经一年多了，是因为做生意才来到义乌.我有很多中国的朋友，大部分是福田市场的老板和老板娘，我和***五金工具的老板娘***关系一直很好，她一直负责给我出货，不但待人很热情，而且她家的货产品质量和数量方面从来没有出像过任何问题.”LS（男，35岁，伊拉克人）表示“我2006年来到中国，开始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学习中文，08年来到义乌做生意，开了一家贸易公司，并招了两名中国员工.09年和10年我的生意很好，两年净赚18万美元，但是今年生意很差.……我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觉得中国很稳定，很安全，人也没有威胁.”

4.2 生态型聚落

义乌外籍人员广泛地分布于全市各个社区和部分经过改造的城中村，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居住特点.以JMS社区为例，来自50多个国家的800多人的境外人士中，超过一半为中东、北非的穆斯林.从全义乌情况看，穆斯林和韩国人聚居情况比较明显，韩国人主要聚居在义乌市东洲小区、前城小区，永胜小区和贝村路一带，阿拉伯人主要聚居在义驾山社区、樊村-金村社区一带.这种自发形成的生态型聚居状况，一定程度上具有减少社会冲突，提高境外人士满意度的功能，大杂居避免了“居住隔离”，小聚居又便于为境外人士提供较为方便的生活条件，有助于形成新的社会支持网络.

4.3 桥梁族群

在义乌外籍人士社会融入中值得高度关注的是国内某些少数民族成为了中外沟通的桥梁.例如国内穆斯林尤其是部分懂阿拉伯语的穆斯林成为中东、北非境外人士与其他中国人沟通的桥梁，而朝鲜族成为韩国人沟通的桥梁.他们在义乌从事翻译、采购助理、餐饮、超市等服务行业，甚至发展出跨国婚姻关系.访谈中AME（男，30岁，巴基斯坦人）说：“我是2008年来到义乌做生意，……我有一个中国的女网友，我们聊的很投缘，而且巴基斯坦和中国是好朋友，我们俩觉得我们应该走得更近，于是2009年我们结婚了.……我的妻子是一位山东的回族女孩儿，也是穆斯林，所以在生活上我们是没有障碍的，而且，我的妻子非常能干，我们在中国的生意主要靠她打理，现在我也在努力学习汉语，要和她一起工作，为她分担.”

5 结论

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来我国进行采购的境外人士人数增加，在我国某些地区如广州和浙江义乌已经出现了一批国际商人聚居的社区.本研究通过对义乌JMS社区的研究表明，义乌市国际商人聚居社区的社会融入状况良好，社会冲突较少，境外人士满意度较高.境外人士的同质化特征、生态型聚居模式和我国少数民族作为桥梁性族群的沟通作用是其融入状况较好的主要原因.

〔1〕中国网.国际化带来挑战，广州应对非洲人涌入问题[EB/OL].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9-08/13/content_18330052.htm.2011-12-31.

〔2〕杨菊华,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09（01）;梁波,王海英,国外移民社会融入研究综述[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0（02）.

〔3〕义乌市政府网.2010义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概况[EB/OL].http://www.yw.gov.cn/glb/ywgl/.2011-10-1.

〔4〕许涛.广州地区非洲人的社会交往关系及其行动逻辑[J].青年研究,2009（05）.

〔5〕何波.北京市韩国人聚居区的特征及整合——以望京“韩国村”为例[J].城市问题,2008（10）.

F743.2

A

1673-260X（2012）02-0062-03

2011年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课题（R2011A015）阶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