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 俊，王 钦，邓 洲，文春晖

（中国社会科学院 工业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一、引 言

技术创新的可收益性（appropriability）是指给定创新者已经在科学或技术层面解决了技术创新问题的情况下把创新实现的经济收益内部化的可能性。技术创新的收益机制（appropriation mechanism）是指能够提高创新者收益能力的公共制度安排或创新者自己的策略行为。

可收益性和收益机制问题是在技术创新激励和研发强度研究的传统中被逐渐认识和提出的。与市场结构相比，可收益性是影响技术创新的更具根本性的因素（Cohen，1995）。技术的经济学属性决定了可收益性问题对于技术创新问题研究的特殊意义。Arrow对技术交易的特殊性进行了很好的抽象，即所谓的“披露困境”（dilemma of disclosure）：在新技术交易中，潜在购买者对新技术的估价取决于其对相关技术的了解。如果潜在购买者不了解新技术，那么就相当于不知道自己在买何物。但一旦新技术出售者把有关新技术的知识告诉购买者，那么，获得了技术知识的购买者实际上已经无需掏钱购买新技术（Arrow，1962）。“披露困境”之所以会影响创新者的收益能力，是因为创新者与其他主体对新技术的评价往往存在差异，因此，必须通过技术交易来实现创新者的最大收益，“披露困境”会导致技术市场失效，而技术市场失效会进一步造成创新的可收益性问题。可见，技术创新可收益性问题的根源在于技术知识具有非竞争性和“披露困境”意义上的非排他性。

既然可收益性问题是抑制创新者技术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为什么经济系统中仍然普遍存在企业的研发行为，而且技术竞争越来越成为企业最主要的竞争手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