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吉永华如是说。吉永华认为，政府报告中提出要提高基本药品的安全性，降低药品价格的愿望非常好，但在实施中，却出现了一些优质的老药因价格原因无法中标，而中标的药品“价低但质未必优”的现象。这样的招标很难确保药品安全。

“人才问题，将是医改工作的‘最大担心’。”

——卫生部部长陈竺如是说。陈竺认为，从国际上看，医改成功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国民的健康长寿；从改革因素看，决定医改成败的一个关键环节，是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这一切，都指向了基层医务工作者人才队伍建设。

“不能仅凭医疗费用来判断是否存在过度医疗，过度医疗与合理医疗在一定时候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卫生部医政司副司长赵明钢如是说，赵明钢认为，“过度医疗”的定义是很复杂的，涉及多个方面。例如，心梗患者选择搭三根以上支架比搭一根桥贵，而综合患者的住院时间及痛苦程度，选择搭三根支架则未必是过度治疗。因此，疾病治疗的合理与过度是相对的两个概念，在不同的情况下甚至会发生转换。

“‘医药分开’后，患者医疗费用可能会不降反升。”

——全国政协委员储大同如是说。储大同认为，在国家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如果取消药品加成，公立医院都将不同程度地出现资金缺口，医院为填补这一缺口，可能会采取其他方式增加医疗费用总体价格，患者看病将会更贵。

“现在，医学教育经费实际投入在逐年减少，很难保证培养高质量的医学人才。”

——全国政协委员黄俊如是说。黄峻认为，根据医生的职业特点，医学教育就应该是精英教育。应明确医学教育经费在教育经费中的比例、保障投入水平，教育和卫生部门应该协调统一好医学教育政策，保证医学教育经费的投入。

“城市医院的盲目扩容将加剧我国卫生资源的分配不合理。”

——全国政协委员杨利霞如是说。杨利霞认为，我国大部分人口在农村，而卫生资源的80%却集中在城市，这个分配原本就不合理，如果大医院再无序扩大，将会加剧卫生资源的分配不合理。

“我们只有振兴了民族工业，才能把医疗价格控制下来。”

——全国政协委员赵平如是说。赵平认为，我国自己生产的医疗设备水平还不够高，大医院想要花钱买先进的仪器来提高医疗水平，只能买进口的，很多医疗费用都白白送给了外国人，只有我国科学工作者也能生产出我国自己的设备，才能真正降低医疗成本，把医疗价格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