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敬

可可西里，是中国保留的最后一块原始状态的自然之地。据说，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牧民和测绘队员初次造访的时候，漫山遍野的野生动物居然目不识丁，野牦牛、藏羚羊、野驴、白唇鹿、雪豹、棕熊……这些精灵们在距天空最近的广袤土地上成群结队呼啸而过，俨然，它们才是这片土地的主宰者。

仅仅二十年光景，曾经如同非洲草原般壮阔的野生动物景观已经荡然无存，映入人们眼帘的是风沙、是荒凉、是满目疮痍。

自1984年起，每年有三至四万人踏入这块圣地，盗猎者、淘金者统统涌入，大批的藏羚羊、野牦牛、野驴成了猎杀对象及食物。在短短的十几年里，可可西里野生动物数量减少了2／3以上，其中遭到最残酷猎杀的是藏羚羊，因为在它身上长着最优质的羊绒。藏羚绒被视为“绒中之王”，在欧美市场，一件藏羚绒披肩可卖到17000美元。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青海玉树州治多县委员会西部工作委员会自筹资金，组建了一支反偷猎藏羚羊的队伍——西部工委，也就是后来世界瞩目的野牦牛队。队员们出生入死，在可可西里无人区常年担负着保护高原稀有野生动物的职责，以守卫者的名义，和盗猎分子展开殊死搏斗，被称为是“藏羚羊的保护神”。

从西部工委到野牦牛队

为制止日益猖獗的非法盗猎、淘金活动，科学合理地开发可可西里，1992年在治多县委副书记索南达杰的领导下，成立了治多县西部工作委员会。

治多县是个穷县，每年靠财政拔款，县政府东拼西凑了2万元钱，靠这2万元钱，索南达杰开始投入西部地区的勘察和保护工作，两年中破获8起盗猎案，收缴藏羚羊皮2000多张。为此，他也将生命抛洒在了这片土地上。

1994年1月18日，索南达杰和4名队员在可可西里抓获了20名盗猎分子，缴获了7辆汽车和1600张藏羚羊皮，但他在押送歹徒行至太阳湖附近时，遭盗猎分子袭击，中弹牺牲。几天后，当搜寻小组找到他时，索南达杰依然保持着半跪的射击姿势，伴随在他身边的是两卡车、上千张藏羚羊皮。

1995年5月，索南达杰的妹夫、玉树州法制工委副主任扎巴多杰自愿申请到西部工委，继续索南达杰的未竟事业。同年8月，治多县西部工委招募了一支以复员军人为主的公安小分队。这支精干队伍由68人组成，扎巴多杰把它命名为“西部野牦牛队”，取义牦牛的坚韧信念。据说野牦牛是高原的保护神，温顺忠厚、吃苦耐劳，但是一旦侵犯了它，即使是一辆正在行驶的卡车，也会被它掀翻。

这些队员里，大多是藏族同志，因长年奔波和劳累饥饿，许多队员都患有不同程度的胃病、关节炎和高原性心脏病等。队员的耳朵、脸部、手脚常有冻伤。在日常巡山过程中，每天吃干粮，就成菜，喝泥水、雪水。在高原强烈的紫外线下，他们经受着缺氧、严寒的考验，偷猎者的车比他们快，人比他们多，枪比他们好，每一次冲突都是九死一生。每月210元的微薄收入，没有一分专项经费，给养没有保障，交通、通信跟不上，可是野牦牛队员从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依然守护在可可西里。

经过“西部野牦牛队”三年来的努力，捕杀藏羚羊的犯罪基本得到制止。然而，想让藏羚羊安全生长，重现往日的繁荣，经费短缺是最大的困难。1998年，扎巴多杰赴北京各大学演讲，目的是让长江源和藏羚羊的保护得到关注。扎巴多杰的巡講让更多的人们开始关注可可西里的屠杀，他却在1998年11月8日遭到暗杀，饮弹身亡。

扎巴多杰的牺牲并没有撼动“西部野牛队”守卫者的意志，他的忠诚战友梁银权，不顾自身严重的疾病，毅然担任起第三任队长，带领“野牦牛”队在海拔五千米以上的生命禁区继续战斗。

由于新闻媒介的大力宣传和各民间组织的支持，“野牦牛队”被冠以可可西里野生动物“保护神”、“高原雄鹰”等称号。1998～2000年，野牦牛队共接受了社会上捐助的价值80余万元的钱物。野牦牛队在极盛时，美国、英国、比利时等十几个国家的动物保护组织都与它有捐助、合作的意向，国内20多个省份的数百名人士也请求“自愿加入英雄的反盗猎队”。

2000年年底，中共玉树州州委以涉嫌贪污为由，发文撤销了西部工委，由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统一监管盗猎案件。野牦牛队从此宣告解散，除几名干部回到治多县工作外，野牦牛队有24名队员成为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成员，其中3名正式工、21名临时工。野牦牛队自成立至撤并，共破获盗猎案件数十起，查缴藏羚羊皮近万张，反盗猎成绩举世瞩目。

纪录片《平衡》——影像里的真实

电影《可可西里》的真实蓝本就是取自于《平衡》，但《平衡》所记录的故事远比《可可西里》震撼。纪录片完整呈现了西部“野牦牛队”及队员们的生存窘境、国家体制和可可西里环保的发展历程。

导演彭辉从1997年开始拍摄可可西里藏羚羊的“保护神”——“野牦牛队”巡山队员们，到2011年，他再次走进可可西里，已经长达14年。

荒芜人烟的可可西里腹地，海拔5460米的库赛湖区，已经结成冰的湖面上，3辆“野牦牛队”的车从结冰的湖面开过。这是纪录片《平衡》的一个画面，也是彭辉第一次与“野牦牛队”一起在可可西里巡山的情景。

在“无人区”巡山，不仅要克服高寒缺氧等困难条件，而且要学会忍受难熬的孤独寂寞。队员们在天寒地冻的保护区内风餐露宿，爬冰卧雪。这时他们已经在可可西里无人区巡山近一个月。衣衫褴褛的队员蓬头垢面，唯有那憨厚笑容下露出的一口白牙。

“到最后，都没什么吃的了，我把带去的一箱火腿肠分给大家，火腿肠已经冻成了冰棍。”彭辉说，这就是“野牦牛队”大部分时间工作的真实写照，英勇事迹的背后，总是难以名状的苦楚。

“野牦牛队”解散后，8名队员因私自贩卖藏羚羊皮抵扣工资被捕。自1998年后，“卤虫”事件以及与采矿队私签开发协议等事件，“野牦牛队”的作为一时遭受质疑，也成为解散的导火索。作为事件的知情人与亲历者，彭辉说，这些现象的确存在，但要放在大的背景下来看待，“瑕不掩瑜”。

时间一晃转至2011年。此时距离扎巴多杰离去已经13年，彭辉的纪录片《平衡2》也拍摄了11年。

2011年11月4日开始，当年参与杀害索南达杰案的6名犯罪嫌疑人相继自首，彭辉再次来到青海。

《平衡》的画面再次从宾馆小小的屏幕上映射到每个人的脸上。当年青葱的面孔早已不再，看着青春的自己，彭辉原本就因酒涨红的脸更加肃穆，没有人说话，大家紧凑在一起，目不转睛，泪流满面。

野牦牛队解散后的队员们

八年，这群藏北的汉子，用青春用生命虔诚捍卫着这块雪域高原，出生入死之后，却如同被流沙吞噬般悄然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英雄们的形象并没有在人们心中毁灭，但是那段富有浪漫主义传奇色彩的故事却最终被蒙上了一层贪污违纪的灰尘。

昔日的60多名队友有的战死，有的离去，有的留在保护站做着杂活，有的则入狱。如今他们都远离可可西里，因生活所迫，或流离失所，或四散各地。长久以来，他们并未得到应有的正视。可可西里屠戮的枪声逐渐销声匿迹，而他们的青春也一去不返，更令他们尴尬的是，不得不面对的窘迫的生活，日复一日在平庸与艰难中渐渐隐退。

2011年11月，随着6名犯罪嫌疑人的归案自首。英雄的杰桑·索南达杰再次进入公众视野，这些人才被偶尔提及。

耐美才仁是原“野牦牛队”中现在最苦的一个。在治多县，他与一个姐姐相依为命。因为不是城镇户口，屡次招工都未能安排上工作。他在可可西里五道粱结识的妻子也离他而去。

被捕入狱的一个队员扎江与昔日的盗猎分子关在一起。这样的相遇，不再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而是同为阶下囚的无奈与不堪忍受的羞辱。这些人逮着机会就对他拳打脚踢，面对这样肆无忌惮的一群人，他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忍。

据最后一任“野牦牛队”队长粱银权介绍，因为气候恶劣，条件艰苦，当年“野牦牛队”的大部分队员的身体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解散之后，他们之间极少联系，只是从偶尔能听到的消息中得知，如今大部分的“野牦牛队”队员拖着浑身是病的身子，赋闲在家，惨淡生活。

如果说素南达杰是可可西里环保新纪元的奠基人，这些队员们则是当之无愧的拓荒者，他们也是可可西里的英雄，本不应该被遗忘。

知识链接

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

这个没有先例的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站，是以因保护可可西里野生動物而壮烈牺牲的原治多县委书记杰桑，索南达杰的名字命名的。1994年1月18日，索南达杰被偷猎者打死后，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被冻成一尊持枪射击的冰雕。他曾经说过：“在中国办事如果不死几个人，是很难引起全社会重视的。如果需要死人，就让我死在最前面。”他生前梦寐以求的，就是在青藏公路边建一个自然保护站，从而遏制疯狂的淘金者和偷猎者。

来自四川的探险家，摄影师杨欣来到这里时，在索南达杰的感召下，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索南达杰的道路。1984年，“绿色江河”发起人杨欣开始关注长江，15次到长江源头地区考察，发现长江源头地区生态问题，1995年倡导发起“保护长江源，爱我大自然”活动。

1997年，在杨欣的号召下，长江源头建立起中国民间第一个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站——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这个保护站作为可可西里反偷猎工作的最前沿基地，促进了可可西里藏羚羊保护的进程。

1998年8月在深圳英特泰投资有限公司等企业和王石等环保人士的资助下，来自四川、北京、广东、青海的大学生志愿者和工程技术人员志愿者又增建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太阳能取暖设备和全自动微电脑控制的柴油锅炉取暖装置、800瓦太阳能和风能发电设备、高空嘹望塔、多功能厅、厨房、卫生间等。

199g年9月在香港地球之友的资助下，完成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强化木地板的铺设，以及储藏室、道路的建设和生活设施的完善。同年，杨欣参与策划“长江源”环保纪念碑。当年的6月5日，由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题词的“长江源”环保纪念碑在沱沱河沿落成。

2000年，杨欣通过义卖《长江源》画册，保护站又装备了1400瓦风光发电装置，年底又装备了电脑、卫星电话，新购买了一辆北京吉普车。至此，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设施为整个长江源区所有单位中最好的配置，为志愿者机制的实施作好准备。2001年1月1日，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志愿者机制开始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