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翠叶

《诗》于结集之前，主要是一种社会经验的集合，《雅》《颂》是历史事件、历史经验的记载，《国风》是社会人事、人类感情的记载。此时的诗，言为私志，义为本义，如许穆夫人作《载驰》，国人作《黄鸟》，这样的古诗有三千余篇。而以三百篇结集，代表着春秋年间人们对文化的一种自我抉择，代表着整个社会对思想准则的不自觉整理。因此，三百篇中所包含的道理具备了更多的社会属性，诗言志的内容由最初的言私志，开始具备了群体化意识。《诗》的结集，已经使《诗》具备了教的特性，因为教的一个必备属性是，你所依据的文本是可教的，即群体化的情感。而历史发展到春秋时期，文武王时代已经结束，圣人之迹熄，正是一个反思历史，认同历史的年代。诗本义已成为全民族共同拥有的语言平台和文化准则的源泉，是意义的总汇之处。诗作为“义之府”，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被阐释，它在诗教的形成中处于何种角色地位？儒家诗教确立后，《诗》作为义之府，它本身诗义的演变，与诗义阐释方法的演变是怎样的？这些都值得研究者关注。

一、《左传》用《诗》之语义形态与儒家诗教思想基础的确立

先秦用诗行为主要集中记载于《左传》、《国语》、《礼记》等典籍中，其中《左传》的记载较为详细。据笔者统计，《左传》所记春秋年间赋《诗》共68次，引《诗》共157次。本文以文献分析的方式，对《左传》用诗中《诗》的语义形态进行总结，并考察诗在逐步走向诗教的过程中，诗语义形态的演变状况。

（一）《左传》用诗的语义形态

《左传》引诗的语义指向，虽不明言取《诗》中西周所建立的文化准则，如“德、信、忠”等内涵，而它正是取此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