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生

自古文人都有一种强烈的归乡意识。王粲“信美而非吾土”的惆怅、陶潜“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的倦归，无不表露出对故乡的眷怀，李白静夜下的乡愁更把归乡之思用三千丈的白发呈现。无论穷达，在文人心中，故土之思总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然从时间的长度、空间的广度、思理的深度上考究归乡之念，大概还没有任何一个文人能与苏轼相比拟。在其卷帙浩繁的诗文里，思乡念归之调不绝如缕。不论是“此生飘荡何时歇？家在西南，长向东南别”（《醉落魄·轻云微月》）的仕旅频迁勾起的故乡眷恋，还是“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满庭芳·归去来兮》）的穷荒贬谪触发的归乡渴望；不论是“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①（《游金山寺》）的登高望乡的怅恨，还是“每逢蜀叟谈终日，便觉峨嵋翠扫空”（《秀州报本禅院乡分僧文长老方丈》）的异地漂泊偶遇乡人的惊喜，无不昭示着诗人归乡的执著。说“归乡”成为其不朽的文学原型意象大致是不错的。然自治平四年（1067），苏轼在家居父丧期满，携眷踏上返京路程，从此再也没有返归故里。本文不揣浅陋，试图从文化学角度来考察这一问题，认为：蜀地地理人文的隔膜、宦海沉浮的无奈是苏轼不归的客观原因，即不能归；安土忘怀的归乡消解与人生超越是不归的主观原因，即不须归。由“不能归”与“不须归”的矛盾消解并升华，期能管窥苏轼人生范式与文化性格玉成之意蕴所在。

一、“故乡归无家”：西蜀地理人文的隔膜

眉州向被视为边陲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