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俊生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四川成都610071）

传统酿酒业对抗战社会经济的贡献
——以四川酿酒业为中心的分析

肖俊生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四川成都610071）

1937年四川酒税约占全国酒税收入的1／4，从此奠定了四川酒业大省的地位。40年代，四川酒税一度占了全国酒税的2／3，是除关税、盐税、统税之外的第四大税源，是货物税中的最大税源。主产区的酒税往往占到当地财政收入的50%以上，非主产区的酒税也占到当地税收的前3名。同时，酿酒业的发展还促进了农产品的转化、农民的就业、新兴城镇的建设，并有力地支持了国防建设及抗战需要。酿酒业因此成为了抗战时期发展迅速、表现突出的行业，为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民国；四川；酒税；财政

民国时期是四川酿酒业发展的重要阶段。民初以来，因酿酒技术相对成熟，从事酿酒业者众多，酒税开征较早且税率较高，故四川省政府及割据时期的军政府均高度重视酒税的征收。抗战中，传统酿酒业的发展不仅满足了战时消费需求的增长，也成为国防动力及医用酒精的重要来源。因之，民国时期四川的酒税在各级财政收入中的地位相当突出，酒税征收一度成为行政官员的首要工作。同时，酿酒业的发展还促进了农产品的转化、农民的就业、新兴城镇的建设，并有力地支持了国防建设及抗战需要。可以说，传统酿酒业是民国四川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迄今为止，这方面的资料相当零乱，学术界研究不够，①涉及民国时期酒业经济的专著有吴慧：《中国酒类专卖》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薛军：《中国酒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王炎、何天正主编：《辉煌的世界酒文化－首届国际酒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成都出版社，1993年；廖伯康、何天正主编：《四川酒文化与社会经济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等，专题论述民国四川酒税的论文则几乎没有。本文拟在这方面做出一些努力，并试图说明川酒今天的发展并非出自偶然。

一、四川酒税征收概况

酒税正税在民国前期主要是酒公卖费和酒类牌照税。公卖费大体按市场售价的25%从量征收。抗战军兴，加征50%。1941年《国产菸酒类税暂行条例》公布后，国民政府实行一税制酒税，从价征收，税率40%，加征50%不变。1944年改为60%，不再加征，1946年调至80%，次年再调高至100%。酒类牌照税在条例公布后归入营业税。1941年以前，特别是川政统一以前，尚有各类酒税附加，名目繁多，系地方及军阀收入，本文暂不讨论。

就酒税（公卖费）而言，四川省政府和各级县政府大多将烟酒收入合并统计，川政统一后更与印花税合在一起。虽然也有对酒税单独的统计，但烟酒印花合计占多数。1943年，国民政府的烟酒税预算比例为3：7，而且相关资料也证明（土）烟税在下降、酒税在上升，我们大体上按这一比例统计抗战时期四川和全国的酒税收入。

1935年7月－1936年6月四川酒税收入1646913元，［1］1936年四川大旱，酒税持平，1937年菸酒税收为427815元，［2］按60%计，酒税为2563089元，比上年增长55．6%。但1938年增长较慢。

表1 1936 1938年四川各地酒类公卖费 单位：元

通过表1可以看出，1936年至1938年酒税增长明显，但各地酒业发展不平衡。部分县的收入增长明显，部分县还有所下降。此外，1937年酒税在四川与全国呈反向增长，说明时局混乱给酒业发展带来了影响。1938年全国酒税同比下降了60%，四川却略有上升，说明战时经济的繁荣已对四川酒业产生正面影响。以简阳县酒的产量及税收的统计为例，分析县域内酒税变化。

表2 1937－1946年简阳县烧酒产量税收统计

在民国时期，年产200万斤即产酒大县。1938年简阳酿酒业从业人员、规模及税额均为抗战中最高。抗战中后期，从业户数虽有所减少，但产量却在逐年上升。1945年较1943年产量增加了64%。当时实际税率未变，税收增长应当同步，但税收却增长2倍，是通货膨胀造成的。②从折合战前币值来看，1945年比1943年低很多，而从产量分析，似存疑问。1944、1945年简阳酒税实数可按表3折算。1946年简阳产量较前一年下降，税收却在增加，是税率增高（当年由60%调为80%）和通胀双重因素所致。经过整理分析，列出了抗战时期四川酒税收入状况。

表3 抗战时期四川酒税收入状况 单位：元

二、酒税在各级财政收入中的地位

（一）在全国酒税收入中的地位

1937年四川酒税占全国的25．6%，四川酒业在全国财政和行业中的地位从此奠定。1941年实行一税制酒税后，更促进了酿酒业的飞跃及酒税的增加。1943年国统区的货物税预算，四川当年的烟酒预算为47000万元，占国统区的2／3。若烟酒按3：7计算（当年的预算比例），四川酒税预算占当年全国酒税预算的65．8%，占当年货物税总预算的38．34%。这是我们已知的四川酒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最高比重，也是川酒所作出的最大贡献。而同期实施专卖的盐、食糖、（纸）烟类、火柴税收因征收费用高达60%，不升反降。1943年1－8月，酒税实收数已达56100万元。仅八个月就超额完成了全年的酒税征收任务，表明1943年酒税增长迅速。1944年川酒的产量增加，重庆所辖11县税收在当年10月已超额完成全年的60%。1944年四川产酒量达22万吨以上，达到民国时期的最高值，也佐证了同期酒税收入的增加。

（二）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地位

国民政府成立后将烟酒税与统税（包括卷烟、火柴、酒精等）、矿产税并列，视为三大税源（盐税除外）。抗战中，酒税是货物税最大税源，而货物税是战时新三税（盐税、货物税、直接税）之一。1941年，政府将关税、货物税（原统税）改从量征收为从价征收，提高税率，以期弥补国统区面积缩小的税收损失。而烟酒税税率最高，当年提高到从价征收60%，其在税收中的地位甚重。但各省烟酒税收与战前相比，差异很大。抗战中，国统区面积缩小，全国酒产下降，四川酒业得到支持，产量从1938年的16120万斤增加到1941年的28445万斤（仅指高粱酒），其在全国重要性的增加，自有其时代烙印。抗战中货物税收情况参见表4：

表4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货物税收年报表

从1943年开始，货物税在国民政府的税收比例迅速提高，至1945年达到41%以上。以酒税贡献为最。据表4四川酒税数据，四川酒税贡献为各省之最。如1943年货物税预算中，酒税预算在整个货物税中的比重为38．34%，即1／3强。这是我们已知的酒税在货物税中所占的最高比例，也是酒税为国民经济所作的最大贡献。不仅如此，1943年全国烟酒税实收113800万元，较预算增加62．6%，按3：7折算，酒税为79700万元。按有关资料，1945年酒税比1943年实际增长近两倍。1943－1945年酒税的飞速增长为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抗战中，全国税收占全国实际收入约70%，占全国总收入仅9．6%。以1943年为例，当年全国酒税实收79700万元，全国税收1216900万元，全国实际收入1651700万元，全国总收入6126100万元，酒税分别占6．55%、4．83%、1．3%。故酒税所占货物税比例虽重，但因全国税收占财政总收入比例低，故对于酒税对财政的贡献也不应故意夸大。

抗战结束后，1946年货物税实收数占当年税收的35．1%，次年更达45%，跃居各税之首。而货物税的主要种类按重要性（1946年）依次为卷烟、烟（指土烟）酒、糖类、棉纱，酒税在战后的地位和作用，不言自明。

（三）在省内各级财政中的地位

抗战前某一年（因统计表中有“烟酒附加30%”一项，应系1935年7月以前）江北县酒税为31200元，是第二大税源。汉源县1940年酒税收入0．7万元，税收总收入1．66万元，酒税占42%，是国税最大税源。绵竹1944年6月至年底酒税收入2018万元，而当年绵收入总额才4941万元（酒税为中央收入，不包括在内）。绵竹酒税半年收入即占绵竹全年财政收入的40%。江津县1945年白酒税收35719844元，占当年全县税收总额的一半（解放后酒税占财政的最高比例为40%）。

武胜县并非酒的主产区，但在40年代，酒税收入均占各年总税收的90%以上，且持续增加。四川全省酒产量如武胜或其上者约有36个县，综合计算，酒税收入均应占到其县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在这些无特产的典型农业经济小县，酒税仍是一笔无法忽视的收入。民国时期四川的这类县份很多，总数可能超过60%。

表5 四十年代武胜县重点产品税收表 单位：万元

将四川酒税与四川财政收入对比进行分析：1938年四川财政预算收入3563万元（其中田赋及其临时收入1582万元，不包括烟酒等国税收入），而当年酒税收入近280万元，占财政预算的8%，排田赋及营业税之后列第三位，若就手工业及工业生产而言，则排第二位（盐税第一）。抗战中后期更是如此。在酒税纳入国税后，酒税虽然增长迅速，但四川省地方政府只能整体上得到部分税收返还，很难直接从酒税收入中得到实惠。抗战时期，贵州酒业同四川一样发展迅速。1944年贵阳有酿酒酢房及售酒业59家、营业额86200元（法币），资本额最大的仅1000元（法币）。1944年酒产量最大的成义糟房（华茅）年产仅4万斤，是其建厂以来的最高水平。但这仅略高于一个四川普通糟房的年均产量，即使售价再高，也难以在财政贡献与经济规模上与四川酒业相比。

以上均说明了酒业在四川各州县、省内及全国收入中的比例越来越高，产酒区的收入对财政的贡献尤为突出。

三、传统酿酒业在其它方面的贡献

（一）酿酒业与农村经济及农民就业的关系

酿酒业发展迅速地区，高粱种植与其依存关系更强。随酿酒业的发展，高粱等成为酿酒原料的经济作物。20世纪30年代四川荣昌间接以酿酒为生者达十余万人，其中四川犍为酿酒工人逐渐增加。无论直接、间接赖以生活者，共约17600人。大小商店，约300余户。这说明，酿酒业不仅使农产品增值，还拉动了农村当地就业。

酒业的发展促进了粮食的流通，扩大了农村商品交易市场。在主要的产酒区，高粱作为是酿酒的主原料往往供不应求，需由外购入。如四川犍为年产酒200万斤，需高粱约500万斤，但其高粱产量只有296．4万斤，缺口达200万斤。即需要向外地购进。犍为一般向泸县、南溪、仁寿、富顺等县购进高粱，本地及外地的糟房、粮食运销商、盐商都加入了高粱的采购行列。这些都大大促进了粮食的流通，扩大了农村商品交易市场。

（二）酒业的发展促进了部分市镇的兴盛及工商业的发展

抗战中，一些酒的主产区因酒而兴市。如荣昌安富镇因酒业发展，成荣昌重要市镇。在四川近现代场镇经济发展过程中，许多场镇靠近江河流域，这其中相当一部分发展为今天的县城。在其发展过程中，酒业扮演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如邛崃平罗镇、绵阳丰谷镇等，酒业对当地经济发展、城镇建设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酒的主产区也是酒的销售市场。原料的进出及销售范围的扩大为运输业及粮食采购业、酒类经销业的发展带来了便利条件。因此，酒业在各业中的比重也越来越重。例如，南充1941年酒业公会会员发展到109人，成都1937年酒业公会会员发展至325人。

（三）酿酒业与国防的关系

近代酒业的发展道路与军事关系密切。酒价的变动影响军费的收入、国防动力的产出。抗战中资源委员会兴办酒精厂以应国防动力及医用之需。酒精的原料有两种：一是蔗糖，二是白酒，但主要是白酒。两者的产出及价格对酒精的生产都有相当的影响，有些酒精厂还自办糟房烤酒。土酒用于制造酒精，其收购价格要由资源委员会确定。但因酿酒成本上涨，而酒精价格控制较严，故很多酒精厂都不能满负荷生产。对于与酒精厂签有专供合同的糟房，政府还免征部分税收，以降低酒精生产成本。酒业与抗战的关系：“酒精缺乏，则运输车辆不能行驶，不独军队不克如期到达前线，即后方治安与军纪，均将发生严重影响。盖以军运沿途，应有加油站，须先储备酒精，汽车载运武装士兵，食宿地点，沿途先经指定准备，若途中缺乏燃料，到站之后，车辆不能续驶，则兵士一餐之后，无以为继，且乏驻扎之处”。抗战时期沱江流域及巴县约有44家酒精厂，每月生产100万加仑以上酒精，基本上满足了国防动力及医用的需要。

［1］财政部四川区税务局．24年度（1935年）菸酒税预算、实收数比较一览表［J］．财政部四川区税务局学报，1937．

［2］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M］．北京：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8．

肖俊生（1967－），男，历史学博士，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工业史、手工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