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静 尉涛

摘要：生命体验对于作家创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往往会成为作家文学风格形成的决定因素，在作家文本中也会体现出生 命体验的形态。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这些文本普遍表现出对个体命运和生存的关注。本文即从生命形态的视角对《边城》进行解读，在对作家、作品分析阐释的基础上，希望能深入理解《边城》的生命内涵及独特韵致，进一步探讨传统文化的和谐观念对于现代人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体验；生命；悲剧；和谐

作者简介：杨静，山东莱阳人，女，1981年出生，山东省莱阳市第八中学，研究方向：语文教师。

尉涛，山东莱阳人，男，1979年出生，山东省莱阳市第八中学，研究方向：信息技术教师。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13-0004-01

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对现代性与大屠杀进行了理性分析，将现代性与大屠杀并置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有力的警示：“现代文明在带来社会发展的同时，又同时构成对传统文明的极为有力的挑战。”人类的现代性进程昭示出，生命意义的再阐释和反思以及对于生命形态的和谐性追求，成为人类必须予以慎重思考的重大问题。

在文学创作和研究领域，这一严肃问题引起人们注意，所以这次以生命形态为出发点，对沈从文《边城》进行解读，抵达作品的深层意蕴，更好地体认《边城》的生命内涵及独特的内在韵致，探讨其对现代人的启示意义。

一、生命体验中的“人”与“现实”

生命体验是一种体验过生命的展现，它源于对生命和生活的把握。对于“体验”，张岱年先生指出：“兹所谓体验谓之以身验之，或验之于身。体即身体，验即查验。就身体之所以经历而虑查之，谓之体验”【1】。人类只要生存，便要寓之于现实之中，人类文化就是在个体生命与现实的不断冲突和磨合中发展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生命问题就成为了人类生活中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五四”以来，中国作家对个体存在的生命真实性追求形成蔚为壮观的文学创作潮流。20世纪初年，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率先提出“文学是人学”主张，对以个体存在的生命追求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革命文学兴起后，依然有许多作家执著于对个体生命的追求。沈从文就是其中比较特殊的一位。

沈从文从自我的生命体验出发，书写着生命的篇章，致力于生命的言说。《边城》问世后，许多人都为其中描绘的那种优美而不背乎人性的湘西景物所吸引，整部《边城》就像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形式，里面充满了生命的言说。吴投文先生将其归结为“生命诗学”：“生命诗学在这里是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其大致的含义是指直接指向人的生命，以生命的关照为核心内涵，展示生命的形式。同时赋予生命以审美关怀，以文学的形式展示出来的艺术世界。生命诗学强调文学与生命的内在关联性，认为文学的本质在于对人的关怀，文学形式是主体生命扩张、情感外化的生命形式，也是对生命进行审美观照的物化形式”【2】。确实，《边城》的内在核心就是生命，但是《边城》不仅仅是一部“生命的诗学”， 更是对人类理想生命状态的诗意陈述。从创作发生学的角度看，

《边城》所体现出的内在的生命的张力，从本质上说就是沈从文“精神价值”和“生命体验”的凝结。

二、生命构成中的悲剧意义

苏珊·朗格指出：“艺术结构与生命结构具有相似之处，这时作品成为一种生命的形式。”作为现实的生命与艺术的生命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很多时候人们无法辨清到底自己最向往的是哪种生命。因为这种抉择的无奈与彷徨，很容易造成最终的悲剧性的结局。《边城》在其艺术形式上是独立的，是自足的，它悄然立于人世之上，成为了一种象征，一种符号。可是，边城中的一切又是具有生命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有着自己的感觉、知觉。事实上，这个桃园世界是沈从文在自己的观念中创造出来的，《边城》所发出的声音正是沈从文心灵的回声。

《边城》的生命气息是浓重的。沈从文以牧歌式的笔调咏叹了湘西这片净土的美好，任何一个形象都焕发着“美”的光辉。《边城》中有一个令人神往的桃园，在那里白河轻轻地流着，河的两岸早已满是桃林，人们便在这桃花源中快乐自足地活着。一切总是那么的静寂，那么的自然。桃园的宁静又增加了人对“人事”的思索力，每个人似乎都怀了一份对于爱与憎的必然的期待。一切又都是“善”的，人们仿佛真的在自己的人生的美梦里过着自己的日子。有人讲，人类最早的崇拜是从自然开始的。这里的

自然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融合，是自然界和生命之终极人性的融合。在《边城》的一开始，沈从文便陶醉于对湘西优美的山水景物的描绘。在沈从文看来，优美的自然环境与那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生命形式”是一致的，他所做的一切无非是为了塑造一个和谐的境遇。他把人世的、自然界的一切冲突淡化，而倾力于描写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单纯得不能再单纯的关系。

沈从文通过《边城》展示的生命形式是跨越时空的，既不停留在过去，也不停留于现在，对于未来这种生命形式也是未定的结局。《边城》体现出的生命形式本身的内核“和谐”，在文本的前后形成了一个悖论。这种从“和谐”到“不和谐”的过程足以引起现代人深深的思考，自己是否也因为现实的威胁而自我扭曲了自己本初的生命形式？这或许就是《边城》的深层意蕴所在。

注释：

【1】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三卷)》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第518页

【2】吴投文.《沈从文的生命诗学》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第161页

参考文献：

[1]、[英]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2]、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三卷）[C].北京:商务出版社,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