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雯瑶

摘要：唐传奇是我国市民文学的瑰宝，其中塑造了大量形象突出性格各异的女性形象，而要探究唐朝的普通社会审美价值观，则须从一个男权社会的男性角度来进行观察。

关键词：唐传奇；男性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13-0009-01

唐传奇是指唐代流行的文言短篇小说，源于六朝志怪。中国小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处于萌芽阶段，而至唐代，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开放，小说传奇这类短小有趣的市民文学则有了飞跃式的发展。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1]。

唐传奇中塑造了霍小玉、崔莺莺、李娃等许多让人难忘的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身上充分表现了唐代女性的坚贞、勇敢、聪颖。相比之下，这些传奇中的男性主人公则稍显暗淡，但这些不甚耀眼的男性角色，在男权社会却恰恰集中反映了唐朝的文人士子的形象及当时社会上的普遍审美价值取向。本文将唐传奇中部分突出的男性角色粗略分为儒弱文士与义胆豪侠，并加以分析探讨。

一、儒弱文士

自古才子风流，文人多情。而唐朝开科举，以文入仕的政治现状更让那些家境殷实的读书人有一种超然物上的心态，也就能说明为何这类男性角色多为当时社会上的青年才俊，大多出自名门、饱读诗书，性子也大多是婉转多情了。更重要的一点，都生得一副风流俊俏的好皮囊。这一类的男性角色以《李娃传》中的荥阳郑生，《霍小玉传》中的李益，《莺莺传》中的张生为代表。

这类相貌俊俏的年轻男性，风流多情，免不了自私轻佻，多玩些眠花宿柳，千金买笑，夜会佳人，私订终身的把戏。比如《莺莺传》中形容张生“性温茂，美风容，内秉坚孤 ”[2]。就是这样一个外界评价极高的人，还是与崔莺莺短诗传情，花园夜会，最后却始乱终弃。

对大多数唐代读书的青年士子而言，洞房花烛夜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样重要。实现事业和婚姻的双重成功是社会判定读书人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不过通常这两条成功之路并不好走，颇费时日。大唐盛世，文人众多，大兴科举，为贫寒士子阶层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机遇，但“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想要进士及第也是相当困难的，文人骚客为了排遣抑郁，狎妓便成为首选，既可游戏花丛，觅得红颜知己，又可纵酒赋诗，以逸风流，做到不忘本，不丢行。这是两全其美的事。于是并不以婚姻为目的的恋情和偷欢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而随之而来的一个人重要问题是，在大小登科后，要如何让处理先前的情人呢？通常传奇里会为这位前女友度身打造了一个“妓女”或是“性格善良的普通女子”这样的地位不甚重要的形象，如此一来就很简单，本就是萍水相逢，逢场作戏，那么现在顺势好聚好散。

如《李娃传》中郑公子高中后，李娃知道即便自己从良，她与郑生间也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便对郑生说：“今之复子本躯，某不相负也。愿以残年，归养老姥。君当结媛鼎族，以奉蒸尝。中外婚媾，无自黩也。勉思自爱。某从此去矣。”[3]

再如《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但不同的是，霍小玉最后恨李益入骨，李益因其疯癫，李娃则同郑生有个圆满的大结局，虽然故事的结局各不相同，但从中亦可窥见唐代年轻士子那种想要占尽便宜而毫无后顾之忧的梦想。

二、义胆豪侠

所谓“千古文人侠客梦”[4]，唐传奇与武侠与传统意义上的“正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以豪侠为主人公的作品是唐传奇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侠义的文学作品的产生，自然与其社会背景不可分割。范烟桥所著的《中国小说史》曾言：“在此时代，婚姻不良，为人生痛苦之思想，渐起呻吟；而藩镇跋扈，平民渴盼一种侠客之救济；故写恋爱、豪侠之小说，产生甚富。”故而豪侠主体的传奇大量涌现，内容涉及扶危济困、除暴安良、快意恩仇、安邦定国等。所以，“侠”这个概念在中唐时期唐传奇中与晚唐时期唐传奇中呈现出了“侠义”与“武侠”两种完全不同的风貌。追溯源流，中唐时期小说中的豪侠接近于《史记》所记的“布衣之侠”。黄衫客为霍小玉打抱不平，不过是“挽挟其（李益）马，牵引而行”。

而其中最为能体现唐中期“侠义”思想的莫过于《柳毅传》。柳毅只是一介儒生，在返乡的路上，偶遇一妇人，见其形容凄苦，听闻缘由后，毅曰：“吾义夫也。闻子之说，气血俱动，恨无毛羽，不能奋飞，是何可否之谓乎？”对只不过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都能如此仗义。之后当凶猛的钱塘君要将美貌的龙女嫁与柳毅时，其表现出的侠肝义胆就更为人们所称道。因不想为官作宦，对权势者无所求，因而在精神上与之完全平等，无须逆来顺受，委曲求全。所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也不过如此了。与书生的懦弱无用、迂腐怕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到了晚唐，藩镇割据，动乱的社会现实使人们处在极度的不安之中。在这种难以找到出路的情况下，具有超现实主义神秘色彩的侠客自然成了他们希望的寄托。于是，这一时期豪侠类题材的小说大量涌现并成兴起之势。小说中的侠最终变成了仙或者近于妖。他超然于儒家的伦理纲常之外，不必有“义”，只要有神妙的武功和道术就可称侠，强调的是侠之武。比如京西店老人、兰陵老人。而传为李贽所作的《昆仑奴》则是其中典型代表。

昆仑奴磨勒本为崔生家奴，见崔生为情所困，夜奔一品苑，杀恶狗，盗红绡。最后遭崔生与红绡出卖，被甲士围困，却“遂持匕首，飞出高垣，瞥若翅翎，疾同鹰隼，攒矢如雨，莫能中之。顷刻之间，不知所向。”而后“十余年，崔家有人见磨勒卖药于洛阳市，荣发如旧耳”。[5]从这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侠”大多具有神异之能，他们多半为方外之士，或者为异域之人、神隐与市的高人，其能力被无限的放大，究其原因仍然是现实社会之中不平之事太多，无“侠”者为其打抱不平，只能寄希望于故事里。

纵然唐朝社会经济发达，妇女地位十分高，但是终不能摆脱其男权社会的特色，唐传奇中的男性形象固然不如女性形象精彩，并且添加了不少作者本身的杜撰，但仍是我们了解唐代普通市民生活与社会普遍审美价值观的不可多得材料。

参考文献：

[1]、《写韵轩记》（元）虞集

[2]、《唐宋传奇选》，人民文学出版，1997年版

[3]、《汉书·游侠传》，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4]、《太平广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5]、《千古文人侠客梦》，陈平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