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冬婷

“专家”与“杂家”

在辛亥革命前后出生的跨世纪一代学人中，金克木是难归类的一位。他最显著的公众身份，是北京大学东语系与季羡林并驾齐驱的印度学学者。不太为人所知的是，金克木还是30年代新诗坛的重要一员，和戴望舒、徐迟等人相契相知，晚年还写作了大量古体诗。此外，他还可算作翻译家，精通梵文、巴利文、印地语、乌尔都语、世界语、英语、法语等多种外国语言文字，翻译的语种和内容都驳杂，抛开梵语著作、散文小说不谈，甚至译过两部天文学普及著作《通俗天文学》和《流转的星辰》。而金克木真正“成名”，可说是自古稀之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开始的，从1979年《读书》创刊到金克木2000年辞世，是他生命的“晚年”，但思考和写作却正处“壮年”，发表随笔杂感100多篇，成为《读书》前20年最高产的作者。

三联书店编辑吴彬回忆，1979年《读书》创办时，发现经过10年的中断，青黄不接，能找出来的都是三四十年代就奠定学术根基、时已60多岁的老先生。不但要学问好，还得文笔好，算来算去就那么几位，金克木、张中行、李慎之、费孝通、钱锺书……既然脚下都是禁区，那就从打破“八股”文体开始，不“穿靴戴帽”，不说官话、套话，老先生们成为拓荒者。

“为什么晚年忽然多产？”金克木自问自答，“我在信和疑之间翻腾，在冷和热之间动荡，过了70多年。这恐怕是我在生命的最后年月里不得不将思想化为文字的内在原因。像蚕吐丝作茧使自己僵化并将自己埋葬一样，我也是倾吐衷曲使自己僵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