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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讲真话的身体力行者

2012-08-30吴琪

三联生活周刊 2012年29期

吴琪

《随想录》的痛苦解剖

巴金虽然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可是他晚年却好几次在公开场合说:“我不是作家。”上海市作协副主席赵长天从1985年从事作协行政工作后,开始和巴老有了接触。“怎么作协主席会说自己不是作家呢?”赵长天告诉本刊,一开始他感到很奇怪,但是慢慢开始明白巴金的说法。“老人家并不是在自谦,他写作不是冲着作家这个职业来的,而是他一直想到达内心追求探索的理想社会,只不过写作成为他最好的表达方式,终生未变。”

巴金不善言辞,性格内向,一口四川话说起来讷讷的,外人初听起来有些费劲。或许正是因为不善言辞,他特别珍视文字的表达。在“文革”中,巴金无法提笔创作,翻译文章也不可能发表,但他每天翻译几百字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

1977年能够重新开始写作时,巴金已经73岁。他给自己订了一个写作计划:一、每年写一本《随想录》;二、写两部反映知识分子在“文革”中遭遇的小说;三、写一本《创作回忆录》;四,把一百几十万字的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翻译完。侄子李致对巴金的计划有些不同看法,他劝巴老,应该抓紧时间创作,翻译的事情可以往后放放,甚至让别人去做。巴金很少争辩,却依旧没有放松翻译。直到后来李致看到巴金的《一封信》,里边提到他每天翻译几百字,“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19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尼古拉一世那样咒骂‘四人帮横行的法西斯专政,我相信他们横行的日子不会太久……”在《〈往事与随想〉(第一册)译后记》中,巴金说道:“我的经历虽然简单,但是我的心里也有一团火,它也在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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