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谷

“钱锺书60年前曾对我说，他志气不大，但愿竭毕生精力，做做学问。60年来，他就写了几本书。本《集》收集了他的主要作品。凭他自己说的‘志气不大，《钱锺书集》只能是菲薄的奉献。我希望他毕生的虚心和努力，能得到尊重。”这是杨绛为《钱锺书集》所写的序。这序，有个很有意思的标题：钱锺书对《钱锺书集》的态度。

在三联书店地下二层的那间读者服务部，翻阅十大册的《钱锺书集》，钱锺书先生穷其一生的思考与学问，就这样被读者如我轻轻捧在手里。在那个逼仄，四壁皆书的小间里，翻开有着淡淡油墨香的这套大书，难免感慨万千。

知识的积累、文化的传承以及文明的养成——出版业，尤其是一家出版机构在这个过程中，功用与价值何在？10年前，在三联书店读者服务部里的感慨，现在演化成了一个疑问。在纪念三联书店成立80周年之际，如果我们以这家书店的历史为线索，我们将会发现什么样的答案呢？

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三家出版机构1948年在香港联合，这就是“三联”书店的来由。只是，我们稍加前溯，追索这三家出版机构的前身，其共同点一目了然——它们都是由杂志演化而来。《生活》周刊创办6年后，有了生活书店（1932）；而《读书生活》杂志独立一年后，就诞生了读书生活出版社（1935年）——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情报》与《中国农村》的主持者薛暮桥、孙冶方……成立了新知书店。

韬奋先生对自己的定位是要做一个“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新闻记者，这是当年《生活》周刊能够销售15.5万册，可以跟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日报不相上下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