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童大焕

冒着被网友拍砖的风险去了一趟蒙牛，写了一篇和蒙牛高层对话的准现场记录《网络时代企业惟有坦诚面对监督》，有新浪网友私信留言：

“我天天喝牛奶，好多产品都入肚了，虽然老出事情，我还在喝，但说良心话，还是有点忧虑。没有在蒙牛爆负面（消息）后一下扑到外国进口产品上，是因为我觉得比一部分消费者理智点，不过还是挺担心，挺纠结，你去了凭感觉来说，蒙牛究竟如何，靠谱不？期待你能回复，因为我的家人都喝牛奶！”

说实话，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就像有人问：你觉得中国的粮食还能吃吗？中国的空气还能呼吸吗？都是让人难以回答的问题。

但这又是一个每个中国人天天都要面对的问题，因此不仅我必须回答，每一个中国人也必须回答。

是的，我去了蒙牛总部，看到了奶牛，看到了挤奶，看到了极其现代化的全封闭生产线。但是，我也可以说我什么都没有看到，因为我没有看到牛奶进入生产线之前是怎么样，出了生产线之后又是怎样。即使这一切你肉眼看到了，你也可以说什么都没有看到，因为你的肉眼，根本无法分辨，你看到的牛奶和奶品到底够不够营养、够不够安全！到底会不会出现像光明乳业刚刚曝出的类似这三种偶然情况：牛奶中渗入了少量清洗液体、婴幼儿奶粉中含有不该含有的乳矿物盐以及在运输过程中出现挤压受损加上销售环境不稳定导致菌落总数超标。

更何况，即使你是企业的质检员，或者你是担负国家监督职能的国家质量监督检查人员，每一批次的牛奶你都进行了严格细致的检查和检验，不合格者被排除在外，合格者才允许流入市场，你仍然不能很肯定地说，某一品牌的奶品，是绝对够营养、够安全的！因为，你所检验的，哪怕是每一批次都不放过，你最多能掌握一个生产线的一端，在其它生产线，你不知道哪一个厂、哪一批次会不会出问题。哪怕是合格产品出了厂，在运输和销售过程中会不会出问题，你也不敢百分之百保证。比如颠簸可能导致包装破损，堵车和冷链温度不达标可能导致腐败变质。甚至于有没有牛生病了却没有被发现、有没有饲料变质了却仍然被牛吃掉、哪一批饲料中会不会有少量的农药残留，等等，都会最终影响奶品的品质。

所以，如果你作为一个记者，看到了一个现代化的流水线，看到了某一批次的产品安全，是否就可以宣布：蒙牛的产品都是绝对安全的，请放心使用！

我想，这样的记者肯定是不合格的记者。今天的我就面临这样的困境！我该到底如何来回答信任我的网友的提问？而对于蒙牛的生产者、管理者和消费者来说，他们每天都要面对同样的疑问！它每天都要面对7 000 万消费者，面对300 万奶农，面对200 万学生，还有3 万员工。它，以及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每天，有无数批次的牛奶和奶制品，从他们遍布全国的47 个工厂里源源不断地进进出出，对蒙牛而言，有一个批次出问题，可能就是全蒙牛的问题；对消费者而言，一生中只要遇到一次蒙牛的不合格产品，可能就是他健康的极大损失以及对蒙牛信任的全部崩溃。

但是，这只是社会信任心理和人类健康的一个基本特征，却不是问题的全部实质。

这里有一个偶发性风险和系统性风险的问题。

比如一个企业在短时间内接二连三出问题，质量监督检验系统形同虚设，对奶牛、饲料等的前端管理和运输销售过程中的后端管理也没有或者名存实亡，这样的企业就随时有可能构成系统性风险；但如果这些管理都按部就班、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出了问题及时处理相关人员，能够不断改进，那就只是偶发性风险。只有偶发性风险而没有系统性风险的企业，基本上还是可以信赖的。在此过程中，有一些东西可以容忍有一些东西完全不可容忍，区别点在于“有意的主观的风险”和“无意的客观的风险”。比如添加不该有的添加剂、修改出厂日期、乳品蛋白质含量不过关，等等，我认为属于“有意的主观的风险”，必须坚决杜绝。“无意的客观的风险”，比如现有检测手段检测不出来的问题，饲料有时不够稳定，保质期内的产品出现腐败导致消费者利益受损，等等，出了问题多数是事后补救，比如下架和召回、通过保险或自有资金足额甚至超额赔偿消费者等等。

最后要讲一个至关重要的“全局性风险”问题。我在《网络时代企业惟有坦诚面对监督》中提到：“中国的环境问题，必然首先集中到食品安全问题上来。这是时代必然。”也就是说，中国环境问题的总爆发，最先一定集中到食品安全，尤其是大企业的食品安全上。

过去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国社会最大的矛盾是通货膨胀几倍于普通百姓收入的增长；最大的问题是环境、道德、规则、信用等真正社会财富的破坏远大于货币和GDP的增长。货币增长和GDP增长都是数字增长，我们用真正宝贵的财富换来了一堆没用的数字。而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无时不刻不反映到食品安全问题上来。各级政府把招商引资视为第一要义，各种化工污染等环境破坏和污染不断向农村转移，最终又通过粮油、食品、水果和蔬菜等“反哺”到城市的餐桌，“反哺”到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胃和血液里！

平时很多散装的甚至各种你说也说不清品牌的粮食和蔬菜、水果，源源不断地进入我们的口和胃，你根本不可能检测，也不可能监管。但这些东西，以及与这些东西有关的副产品，只要进入蒙牛等大型食品企业的工业流水线和销售链条，它就有可能被检测出来；或者即使没有被检测出来，而以产品质量问题的形式暴露出来，就会“冤有头债有主”。从这个意义上说，“蒙牛还能不能喝”可以有一个较为清晰的答案了：只要它不存在系统性的风险，那么，即使它不一定比我们平时的餐桌更安全，却也不会比我们平时的餐桌更不安全。

从公民和消费者的角度，关心每一个品牌的食品安全天经地义也至关重要，但关心整体的经济模式，关心我们全局性的食品风险与安全更为根本。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哉？假如我们的整体环境像悉尼一样，哪怕是闹市中心的渔人码头和悉尼歌剧院，下面的海水里捞出来的生蚝（假如那地方就有生蚝）都可以立即生吃的话，我们不用那么多的检测，也不必担心食品安全。反之，即使国家质检人员在每一条食品生产线的前后端都时时刻刻检测每一批次的产品质量（纳税人将承受不起那么高的行政成本，转嫁到企业，企业同样难以重负），也都不能百分之百保证食品安全。在和蒙牛高管们座谈的时候，来自丹麦投资方、负责质量监督的来福谈到，丹麦的婴儿奶粉是抽检，我们的是每批次都要检验。

但是，这就能保证我们的产品质量超过丹麦吗？请深思。我们的食品企业和行政监管都付出了比国外同类企业昂贵得多的成本，却未必能够收获同样美好的果实。环境使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