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虹，范寒冰，罗 英

(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湖北武汉430072)

一、问题的提出

政府的质量管理是一个社会质量安全得到有效控制的重要因素。不同的体制设计与运行，又是政府质量管理有效性的基础。近年来，尤其是2008年爆发的“三聚氰胺问题奶粉”事件，一直到2012年4月爆发的“铬超标问题胶囊”事件，都暴露出我国政府对质量安全缺乏有效的控制。更值得分析的是，“铬超标问题胶囊”事件，是发生在2008年后我国政府不断强化质量安全监管行为，包括制定更为严格的法律，加大政府质量安全管理部门的机构、人员、技术装备的投入，实施更为密集的专项治理等多项措施之后的。即使如此，我国的质量安全问题及其隐患，并没有得到遏制。基于这一现实可以判断，只是一味地加强政府自身的监管行为，而不着力于研究和思考行为背后的质量体制问题，并不是解决我国质量安全现实压力的有效路径。与我国主要以加强政府质量监管行为不同的是，美国食品与药品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Consumer Product Safety Administration，CPSC)等几个主要的联邦政府质量安全管理部门，2010年所配备的总人数仅26727人，尚不及同一年份我国质量综合管理部门全系统21万人的12.7%.。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和进口市场，其监管的产品数量、进出口的总量都要远大于我国，但监管的有效性却明显更优。导致这一差距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但是决定行为背后的根本原因还是制度设计(North，1980)［1］。美国的政府质量管理体制，无疑是决定政府监管有效性的最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