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伦

（潍坊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

《律吕正声》是明代律学家王邦直所撰。关于王邦直的生平及此书的成书过程，历史文献记载不多。清初，王士禛的《池北偶谈》卷九中就有如下记载：

王邦直，字子鱼，又字东溟，即墨人。以岁贡官盐山丞，上疏罢归。殚精声律之学，聚书千百卷，坐卧一小阁二十年，成《律吕正声》六十卷。其说谓君声最清，管以三寸九分，本《吕氏春秋》，其数配之，扬子云《太玄》，缕析比合，而以诸家九寸之说为非是。万历甲午，诏修国史，翰林周公如砥上其书史馆，深为大学士南充陈公所叹赏。周公云：“班固《律历志》载即墨徐万且氏治太初历第一。而子鱼追配之于千载之后，其外孙黄御史宗昌序刻之。”康熙十八年，予在明史馆，亦上其书。[1]（P209)

万历甲午年是1594年。《即墨黄氏家乘·黄宗昌墓志铭》曰：

（黄宗昌）大父讳作孚，嘉靖癸丑进士……。父梅山公，讳师善，增贡生，以子爵赠文林郎、山西道监察御史。娶乡贤东溟公女，于万历丁亥十二月八日生公于里第。[2](P29)

王士禛说王邦直“又字东溟”，则此处的“东溟公”即王邦直，而他的外孙黄宗昌出生于“万历丁亥十二月八日”，也就是说他1587年腊月初八（公历是1588年1月5日）才出生。如果中华书局此处的点校无误，那么《池北偶谈》记载周如砥于1594年上此书于史馆，且此书是黄宗昌所刻，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一年黄宗昌才七岁，他不可能在七岁前就为他外祖父刻印书的。王士禛1634年才出生，他记载的1594年这一周公所云之事，可能是具有一定的传说成分。事实上，《池北偶谈》是一本笔记小说集，里面记载了一些清代典章胜事、明清人物传记、诗文评论采撷和神怪传闻故事。

周如砥上《律吕正声》国史馆，在其他资料中也有记载。例如下面是雍正版《山东通志》、乾隆版《莱州府志》、同治版《即墨县志》中的相关记载：

王邦直，字东溟，即墨人。以岁贡官盐山县丞，辞疾谢归。殚精声律之学，聚书千百卷，坐卧小阁二十年，成《律吕正声》六十卷。万历间诏修国史，翰林周如砥上其书，诏史馆采用之。[3]

王邦直，字子鱼，即墨人，岁贡。任盐山县丞，耿介自持，会直指行部为奏记风俗奢靡，自上坏之，请减驺省供，以清化源。因应诏陈十事，皆议行之。后罢归。殚精竭虑声律之学，成《律吕正声》六十卷。万历间翰林周如砥上其书，诏国史馆采用之。[4]

王邦直，字子鱼，号东溟，岁贡生。嘉靖间任盐山县丞，耿介不阿，因应诏条奏十事，有“勿以官卑废言”之旨。后罢归，殚精声律之学，坐卧小阁二十年，成《律吕正声》六十卷。万历间，邑人周如砥上其书，诏国史馆采用之。祀乡贤。[5]

上述三则资料，都说周如砥上《律吕正声》国史馆、王邦直曾任盐山县丞，并且《律吕正声》是在他辞官之后在家乡写成的。至于写作《律吕正声》所耗费的时间，《山东通志》和《即墨县志》都说是二十年（这两则史料非常相似，当是同源），但这二十年的具体起止时间并没有交代。而在这三则资料中，除了《即墨县志》中记载了王邦直任盐山县丞的时间是“嘉靖间”，其他具体时间一概没有出现。其实这里的“嘉靖间”也是很模糊的，明世宗在位45年，王邦直具体是哪一年“应诏条奏十事”呢？王邦直是在条奏十事之后，被“罢归”而著书的。因而，只有明确了他上疏罢归的具体年代，才能确定他开始著书的具体时间。

王邦直上疏的时间，李维桢在《律吕正声序》中说他“与修肃皇帝实录，见盐山县丞王邦直上书言事，世宗善之”，这里的“肃皇帝”、“世宗”，都是指嘉靖帝。李维桢仅比王邦直小三十多岁，是属王邦直同时代的人；而他又自叙己事，似乎言之凿凿；而且李维桢此处的叙述与上述史料的记载相吻合，因而王邦直于嘉靖年间上疏似乎毋庸置疑。

但笔者查《明实录》，发现王邦直上疏闲废的皇帝并非明世宗，而是明穆宗；因此王邦直上疏闲废的时间，当然也非嘉靖年间，而是隆庆年间，其确切时间是隆庆元年12月22日。

成书于万历二年的《大明穆宗庄皇帝实录》卷十五“隆庆元年十二月”下有以下记载：

壬寅……沧州盐山县县丞王邦直应诏陈十事：一减赋役以招流移，二实仓廪以备凶荒，三戒有司以去奢儧，四清驿递以革冒滥，五禁势豪以除横暴，六正仕途以塞奔兢，七重功绩以明考课，八慎作养以剔繁冗，九严简练以修武备，十振纪纲以励风俗。上以其言多切时弊，令该部勘议以闻，勿以官卑废言。[6](P419)

隆庆元年是1567年，可见，此年王邦直还任盐山县丞；这年的十二月壬寅日即12月22日(公历1568年1月20日)，王邦直向皇帝上《陈愚衷以恤民穷以隆圣治事》疏；王邦直上疏后才被罢归，那么他回到家乡的时间当为1568年。这一年应该是王邦直开始著书的时间。

那么《律吕正声》成书于何年呢？

《律吕正声》的前面有王邦直为《律吕正声》所作的总叙，这篇序言的落款是“万历丙戌年夏四月十有八日即墨王邦直谨叙”，这里的“万历丙戌年”是1586年，此年当是《律吕正声》的成书时间。在这篇叙中，王邦直说自己“不惮劳苦，竭力研穷，几二十年，乃敢会众说而折衷之，分为六十余卷”，也就是说他写作此书用了将近二十年；而从1568年到1586年，为19个年头，恰为“几二十年”。

综上所述，王邦直写作《律吕正声》的时间应为：始于1568年，成于1586年。

从时间上看，各种资料中所载《律吕正声》由周如砥上书国史馆，是完全可能的。《律吕正声》1586年成书，周如砥于1589年（万历十七年）才考中进士入京做官，那么他把自己乡贤的著作上于国史馆，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律吕正声》1586年才写完，那么，入馆是何版本？它是何人、何时刻印的呢？

《池北偶谈》中说《律吕正声》为黄宗昌在1594年前所刻，固然不可信；而今出版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对《律吕正声》的版本说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六年黄作孚刻本”，也是有误的。因为万历三十六年是1608年，而在此之前22年黄作孚就去世了——据《即墨黄氏族谱》，黄作孚去世于1586年。

进士出身的黄宗昌是王邦直的外孙，说他刻印《律吕正声》确实很容易叫人相信；而黄作孚是何许人也？为什么也说他刻印《律吕正声》呢？

黄作孚是即墨黄氏家族中第一个考中进士者，他跟《律吕正声》的关系更为密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出版的《律吕正声》六十卷，每一卷卷首署名都有：

明即墨王邦直子魚甫著

明即墨黃作孚汝從甫校

这两行字明确了《律吕正声》是王邦直著，黄作孚校。而且巧合的是，王邦直于1586年写《律吕正声总叙》，证明此书已经完成；而黄作孚恰好是在此年去世。也就是说，《律吕正声》是王邦直一边写，黄作孚一边校的；王邦直写完了，黄作孚也去世了。既然是边写边校，且黄作孚去世太早，他对《律吕正声》的校对有不太精善之处是可能的。

王邦直和黄作孚的关系非常密切。从上文所引《即墨黄氏家乘·黄宗昌墓志铭》可知，黄作孚之子黄师善娶“乡贤东溟公女”而生黄宗昌，此“东溟公”即王邦直。因而黄作孚跟王邦直既同居于即墨县城，又同为当地贤达，而且还是儿女亲家。关系如此亲密，且黄作孚又校对过《律吕正声》，那么说黄作孚刻印《律吕正声》也不算是空穴来风。

但依据上面的资料，我们并不能得出黄作孚和黄宗昌祖孙俩刻印过《律吕正声》的结论。那么《律吕正声》究竟是何人所刻印呢？

现有史料证明：《律吕正声》的刻印者，应是黄嘉善。

黄嘉善曾官至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是即墨黄氏家族中官职最为显赫者。他是黄作孚的亲侄子，跟黄宗昌的父亲黄师善是堂兄弟。黄嘉善刻印《律吕正声》的证据，并不在方志、家谱等资料里，而是在《律吕正声》这本著作中。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所影印的《律吕正声》，其正文前除了王邦直的自叙之外，还有一篇李维桢的序。李维桢在序中说：

去之三十余年，丞①指王邦直，他曾任盐山县丞。里中人少司马黄公开府朔方，收其遗草，锓之梓。盖公伯父尝与校雠焉，不欲使丞没没无闻，且负伯父师友之义，而以授不佞叙之。凡数乙数读，而后竟其大致。

此处的“少司马黄公”即黄嘉善，当时他是宁夏巡抚、兵部右侍郎（后来他官至兵部尚书，就成了“大司马”了）。既然他“收其遗草，锓之梓”，可知刻版者为黄嘉善无疑，而不是黄作孚。此处的“公伯父”，就是黄作孚，他是黄嘉善的父亲黄作圣之兄长。黄作孚“尝与校雠”焉，此与《律吕正声》每卷中的“明即墨黄作孚汝从甫校”相符。由序文可知，黄嘉善在刻板前找到了李维桢，让他作序，并修改定稿，此即李维桢序中所说的“授不佞叙之”、“数乙数读”、“而后竟其大致”之意。既然是“竟其大致”，可见，此书应是在李维桢手中才最终定稿。此序的最后，李维桢交代作序的时间是“万历戊申”年，此年即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也即《律吕正声》在李维桢手中成为定稿的时间。

据此，我们可以确定《律吕正声》是王邦直著，黄作孚校，李维桢审校定稿并作序，黄嘉善刻板印制成书的。按照这一结论，此书的刻板成书时间应不早于李维桢写序的1608年，这一版本应是《律吕正声》的第一个版本。因为李维桢序中既然说黄嘉善“收其遗草，锓之梓“，可见，此书在1608年之前应无刻本。

至此，《律吕正声》的成书时间及刻印问题似乎已明确，但其刻板和版本等问题仍存有疑点。

其一，王士禛《池北偶谈》中明确说“万历甲午（1594年）诏修国史”时，《律吕正声》就被“翰林周公如砥上其书史馆”了。周如砥1594年诏修国史确有其事，他与王邦直是同乡，此书由周提议收入国史馆应为可能。那么，1594年进国史馆的《律吕正声》是何版本？难道是稿本？

其二，王士禛在《池北偶谈》中说，这本书是王邦直的“外孙”“黄御史宗昌序刻之”，而不提黄嘉善。王士禛还说“康熙十八年（即1679年）予在明史馆亦上其书”。既然他“亦上此书”，说明他见过此书；而他仍然记载此书是黄宗昌所刻，其根据应该是他所见到的刻本。那么，刻印者会是黄宗昌吗？或者《律吕正声》有两个版本，黄嘉善和黄宗昌都刻印过此书？

其三，《律吕正声》被四库馆臣编入了存目之中，并给它写了提要。提要中有如下之语：“明王邦直撰。邦直，字子鱼，即墨人。李维桢序以为曾官盐山县县丞，林增志序则以为铅山县县丞。二序同时，自相矛盾。”此处提到李维桢序和林增志序。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影印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的《律吕正声》中，却只有李序，没有林序。那么四库馆臣见到的《律吕正声》不是现今的北大版？也就是说此书确实另有一个版本？另，提要还语：考《明世宗实录》言邦直在嘉靖年间上书，且李维桢序中自述己事：见邦直上书，世宗善之。为何与《明穆宗实录》记载不一致？

这些疑问的存在，使得《律吕正声》的版本问题尚有进一步研究的余地。

[1]王士禛.池北偶谈[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即墨黄氏家乘·城里族（卷十四）[M].2008年版.

[3]山东通志·人物三（卷二十八之三）[M].雍正版.

[4]莱州府志·人物（卷十）[M].乾隆版.

[5]即墨县志·人物（卷九）[M].同治版.

[6]明实录·明穆宗实录[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