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耀瑶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浙江金华321004)

虽然一个作家的文化生成受到各个方面的影响,地理环境因素对于一个文学家创作风格和思想内容的形成也不是唯一的因素,但是地域文化的人文历史积淀对一个作家地浸染,经常会潜移默化地从风格、内容、艺术特色上,打造出带有地方特性的形态特征,就像梁任公说的:“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1](P707)徐志摩一生的文学创作自然也脱离不了养育他多年的浙西宝地。诗人的故乡,海宁硖石镇,一个典型的江南小镇,位于钱塘江北部,属于浙西地块,这里环境温和湿润,一年四季雨量充沛,河道纵横,四周流水潺潺,多的是水乡的缠绵。在中国古典传统文化中,“阴”是水的基本象征义,《淮南子·天文训》中提到:“阳气为火,阴气为水。”将女性作为阴的代表,男性作为阳的代表,《秦风·蒹葭》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古诗十九首》云:“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水和女性可以说是一种重叠交替的影子。徐志摩从小生活在柔声细语的江南,当诗人以精雅柔婉之笔创作时,就自然地偏向于带有柔性的女性化表达。

另外,早在六朝时期,江南文化的女性气质就已崭露头角,如南朝的宫体诗,《隋书·经籍志》记载:“梁简之文帝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2](P891)由此可见,女性是宫体诗描写的主要对象,如萧纶的《车中见美人》:“关情出眉眼,软媚著腰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