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学宝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北京海淀100091)

试析西汉梁国政治、经济及文化特征*

彭学宝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北京海淀100091)

西汉梁国作为强大的诸侯国，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在汉代颇具特色。芒砀山泽是汉兴圣地，梁国政治地位显赫;梁国地理条件优越，是西汉经济重心地区;梁文化是汉文化的一个缩影，梁国文学、经学、艺术对汉代及后世影响深远。

梁国;政治;经济;文化;特征

西汉梁国从公元前202年初封，至公元8年王莽篡权，废掉梁国，历14王，长达210年。梁国是西汉最为强大的诸侯国，疆域广阔，经济繁荣，文化璀璨。汉初诸侯国“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梁文化是西汉文化的缩影和杰出的代表，梁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在汉代颇具特色。

一、梁国在汉初诸侯国政治方面的重要地位

1、梁地成为汉兴圣地。

汉高祖多次“军砀”、“将砀郡兵”。公元前209年，“陈胜葬砀，谥曰隐王。”汉高祖对他非常敬重，“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砀，至今血食。”［1］(P241)梁国地理位置优越，“梁起于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阳包陈以南揵之江，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梁足以扞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2］(P374)北宋文学家秦观曾经说过，“归德足以鞭弭齐鲁，遮蔽东南，中天下而立，以经营四方，此其选矣。”［3］(P320)芒砀山地势险要，高祖“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在此斩蛇起义，当时流传芒砀山泽有“天子气”之说。《史记·高祖本纪》载，“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芒砀山泽从此成为汉兴圣地，刘邦多次军“砀”，率“砀兵”与秦军作战。如“(沛公)引兵攻砀，三日乃取砀。因收砀兵，得五六千人”;“吕臣军彭城东，项羽军彭城西，沛公军砀”;“(楚怀王)以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汉王从之，稍收士卒，军砀。”［1］(P51－54)西汉开国功臣中，“从起砀”者就有 10多人，如博阳侯陈濞、颍阴侯灌婴、蓼侯孔藂、费侯陈贺、隆虑侯周灶等等。建城侯彭越在梁地也曾为汉兴立下汗马功劳，楚汉对峙时，“彭越将兵居梁地，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1］(P55)

2、梁国政治地位显赫。

梁王“出入游戏，僭于天子。”梁国第一代梁王是彭越。前202年，高祖封建城侯彭越“以魏故地王之，号曰梁王，都定陶。”［2］(P8)前 196 年，“梁王彭越谋反，废迁蜀;复欲反，遂夷三族。”［1］(P57)高祖立次子刘恢为第二代梁王。前181年，吕后“徙梁王恢为赵王，吕王产徙为梁王。”［1］(P60)第二年吕后病死，吕产因作乱被杀。周勃、灌婴等功臣徙济川王刘太为梁王，后来称刘太不是汉惠帝之子，将他杀害。前178年，汉文帝封少子刘揖为梁王，前168年刘揖“因坠马死”，文帝于是徙淮阳王刘武为梁王。梁孝王迁都睢阳，在位期间是梁国历史上最强盛时期，“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皆多大县。”［1］(P270)

汉文帝时，刘姓诸侯王势力膨胀，已对西汉王朝构成威胁。景帝继位初，御史大夫晁错上《削藩策》，为景帝采纳，中央与地方矛盾激化。前154年春吴、楚等七国反，“先击梁棘壁，杀数万人。梁王城守睢阳，而使韩安国、张羽等为将军以距吴、楚。吴、楚以梁为限，不敢过而西，与太尉亚夫等相距。三月，吴、楚破，而梁所杀虏略与汉中分。”［2］(P366)此次平叛，梁国战功赫赫，“吴、楚以故兵而不敢西，而卒破亡，梁之力也。”［2］(P395)梁孝王是太后少子，非常受宠，赏赐数不胜数。又因有功，“得赐天子旌旗，从千乘万骑，出称警，入言跸，拟于天子。”前150年，梁孝王入朝，“景帝使持乘舆驷，迎梁王于关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则侍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上林中。”［2］(P366)由此可见，在西汉诸侯国中，梁国享有尊贵的政治地位和无与伦比的特权待遇。“梁王以至亲故，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戏，僭于天子。”［2］(P395)

二、梁国在西汉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1、梁国农业发达，是汉代重要的粮食产区。

汉初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梁国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尚书·禹贡》中说豫州“导菏泽，被孟猪。厥土惟壤，下土为坟垆。”兖州“厥土黑坟，厥草惟繇，厥木惟条。”梁国地处兖豫平原，湖泊众多，土壤肥沃，非常适合农业生产。铁农具已在梁国普遍使用，梁国王室墓葬出土的铁器不仅种类繁多，而且质量很高，有臿、镢、锄、镰、斧等。河南中牟发现了铁犁壁，这是耕犁改革中的一个重大发展，犁壁可以起到碎土、松土、起垅作亩的作用。汉昭帝时，贤良在盐铁会议上说:“农，天下之大业也;铁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则用力少而得作多，农夫乐事劝功。”［4］(P213)说明当时西汉王朝非常重视铁器的使用和推广。梁国耕作技术也有显著改进，汉武帝末年赵过为搜粟都尉，推行代田法，“用耦犁，二牛三人。”［5］(P63)

“睢水又东南流，历于竹圃。水次绿竹荫渚，菁菁实望，世人言梁王竹园也。”［6］(P362)竹子性喜温湿，温暖湿润的气候丰富了梁国农作物品种，梁国农作物以稻、麦、粟、豆为主。“汉五年秋，项王之南走阳夏，彭越复下昌邑旁二十余城，得谷十余万斛，以给汉王食。”［1］(P387)公元 76 年，秦彭迁山阳太守，“兴起稻田数千顷。”［7］(P1066)这两个史料说明梁国是汉代重要的粮食产区。梁国经济作物种植规模比较大，主要是桑、麻、萩等。“沂、泗水之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淮北、常山以南，河济之间千树萩。”［1］(P542)

2、梁国手工业相当发达，商业及城市繁荣。

梁国的手工业主要体现在冶铁业和纺织业上。梁国的冶铁技术相当发达，《汉书·货殖传》记载，“宛(南阳)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后，在山阳、东平、沛、彭城等处设置铁官，在河南永城发现有汉代砀县城冶铁遗址。梁国是汉代丝织品的重要产地，陈留襄邑(河南睢县)设立有大规模的官营作坊，作坊的织工常达数千人之多。“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8］(P189)睢阳也是重要的丝织品产地，西汉开国功臣灌婴，“睢阳贩缯者也。”［1］(P405)此外，“齐、陶之地，盛产缣;兖、豫之地，多产丝、絺、紵。”［4］(P7)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早在春秋时期，越国政治家陶朱公范蠡认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西汉时期，东都洛阳是商业重心，“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1］(P541)台湾历史学家劳干认为，“当时天下之财富在关东，关东之财富凑于齐梁，而道路之中枢，实在梁国。”［9］(P70)商业的兴盛带来了城市的繁荣，“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2］(P366)“夫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阳亦一都会也。”［1］(P541)

梁国“好农而重民”，“好稼穑，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致其蓄藏。”［1］(P541)再加上梁孝王“以爱亲故，王膏腴之地”，梁国“百姓殷富”。［2］(P368)“孝王未死时，财以巨万计，不可胜数。及死，藏府余黄金尚四十余万斤，他财物称是。”［1］(P271)《曹操别传》记载，“(操)引兵入砀，伐梁孝王冢，破棺收金宝万斤。”在汉武帝即位之初，“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1］(P134)梁国殷富是“汉家隆盛”［2］(P368)的雄厚基础。

三、梁国文化对汉代后世影响深远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梁孝王“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东游士莫不至。……天下文学之盛，当时盖未有如梁者也。”［10］(P41)梁国的文化成就主要表现在辞赋、《易》学和《礼》学等方面。

1、在汉初诸侯国中，梁国词赋之盛无与伦比

“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11］(P65)梁国有许多著名的辞赋家，《西京杂记》卷四记载，“梁孝王游于忘忧之馆，集诸游士，各使为赋。”梁国最富盛名的赋家是枚乘、司马相如。枚乘起初仕吴王刘濞，以文辩著名，后来被景帝召拜为弘农都尉。而枚乘“不乐郡吏，以病去官。复游梁，梁客皆善属辞赋，乘尤高。”［2］(P391)枚乘的代表作是《梁王菟园赋》和《七发》。《梁王菟园赋》记述了梁孝王率宾客游览赏乐的生动场面，开汉赋夸张、渲染、铺陈之先河。刘勰认为“枚乘《菟园》，举要以会新。”［11］(P69)《七发》对后世汉赋创作的繁盛有着深刻的影响，刘勰夸赞“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自《七发》以下，作者继踵。观枚氏首唱，信独拔而伟丽矣。”［11］(P121)

梁国另一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2］(273)相如初为武骑常侍，后来“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1］(P483)《子虚赋》的主要内容是张扬大国风采、帝王气象，汉武帝“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蜀人杨)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上许，令尚书给笔札。”［1］(P483)于是相如作《上林赋》。《上林赋》又称《天子游猎赋》，是《子虚赋》的姊妹篇，作品构造了具有恢宏巨丽之美的文学意象，是表现盛世王朝气象的第一篇鸿文，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全面体现汉赋特色的大赋。

梁国文学之繁盛，令历代文人心驰神往。李白“平台为客忧思多，对酒遂作《梁园歌》”;杜甫“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白居易“梁王旧馆雪蒙蒙，愁杀邹枚二老翁”;王昌龄“梁园秋竹古時烟，城外风悲欲暮天”;侯方域“驱车荒城隅，昔是梁王园。”

2、梁国在传播《五经》方面，成就卓越

梁太傅贾谊修《春秋左氏传》，为《左传》训诂。刘歆认为“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12］(P1504)刘歆特别强调了梁太傅贾谊在西汉前期传播经学的重要地位。

梁国《易》学和《礼》学非常兴盛。《易》学大家主要有丁宽、田王孙和焦延寿。《汉书·儒林传》载，梁人丁宽初从田何受《易》，后从周王孙受古义。景帝时，丁宽“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宽授同郡砀田王孙，王孙授施雠、孟喜、梁丘贺，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梁人焦延寿，字赣，“赣贫贱，以好学得幸梁王，王供其资用，令极意学既成。”［2］(P516)焦延寿的《易林》由4960条卦文组成，具有很高的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唐代王俞认为“其辞假出於经史，其意雅合於神祗。但率洁精专，事无不中，而言近意远，易识难详。不可渎蒙，以为辞费。后之好事如君山者，则子云之书为不朽矣!”［13］(P4688)北宋文学家黄伯思也夸赞焦延寿所著“文辞淡雅，颇有可观。”［14］(P103)汉代《易》学流变为术数，焦延寿是始作俑者。焦延寿传《易》于京房，“由是《易》有京氏之学。”［2］(P590)京房以《易》干政，在当时声名显赫。

梁国《礼》学代表人物是戴德和其侄戴圣。“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苍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2］286二戴根据后苍所传习的古《士礼》选编了《大戴礼》和《小戴礼》，这就是《五经》之一的《礼记》。汉宣帝时戴氏叔侄之《礼》学皆立为今文经学博士，人称大、小戴之学。后来，“大戴授琅邪徐良斿卿，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传业。小戴授梁人桥仁季卿、杨荣子孙。仁为大鸿胪，家世传业，荣琅琊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桥、杨氏之学。”［2］(P593)除《易》学、《礼》学外，梁国在传播《尚书》、《春秋》、《诗经》方面也有很大贡献。济南人林尊跟欧阳高学习《尚书》，后来“授平陵平当、梁陈翁生，当至丞相，自有传。翁生信都太傅，家世传业。由是欧阳有平、陈之学。翁生授琅邪殷崇、楚国龚胜。”［2］(P591)汉武帝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太子既通，复私问《谷梁》而善之。其后浸微，唯鲁荣广王孙、皓星公二人受焉。广尽能传其《诗》、《春秋》，高才捷敏，与《公羊》大师眭孟等论，数困之，故好学者颇复受《谷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庆幼君、丁姓子孙皆从广受。”［2］(P593－594)梁国蒙人夏恭，“习《韩诗》、《孟氏易》，讲授门徒常千余人。”［7］(P1136)

3、梁国夯歌流传至今，墓葬文化也极其丰厚

梁国《睢阳曲》是“役夫流唱”的劳动歌曲。据《宋书·乐志 》记载，“筑城相杵者，出自梁孝王。孝王筑睢阳城，方十二里，造倡声，以小鼓为节，筑者下杵以和之。后世谓此声为《睢阳曲》，至今传之。”《睢阳曲》作为筑者夯歌，具有娱乐和鼓劲功能。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所说，“讴癸倡，行者止观，筑者不倦。”

梁国墓葬文化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为研究汉代建筑、青铜冶炼技术、雕塑艺术、陵寝制度等等提供了珍贵资料。芒砀山西汉梁王陵墓群是目前中国所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汉墓群。墓群“斩山为廓、穿石为藏”，结构复杂，气势恢宏，宛如地下宫殿群。墓内所出土的汉代壁画、金缕玉衣、鎏金车马器、骑兵俑及大量精美的玉器等堪称稀世之宝。梁孝王王后墓是迄今国内发现的最大石室陵墓，墓室顶部有大型彩色壁画—《四神云气图》，比敦煌壁画要早600多年，被誉为“敦煌之前的敦煌。”

梁宋“中国膏腴之地，邻民之所处也，与其得百里于燕，不如得十里于宋。”［15］(P274)梁国作为西汉一个非常强大的诸侯国，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显赫的政治地位以及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巨大成就，对西汉王朝及后世都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梁国文化的璀璨与丰厚，势必会得到更深入地研究与开发。

［1］司汉迁.史记［M］.北京:线装书局，2006.

［2］班固.汉书［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3］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4］乔清举，注释.盐铁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5］班固.汉书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王先谦校.合校水经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7］范晔.后汉书(上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4.

［8］王充.论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9］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六本)［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10］鲁迅.汉文学史纲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11］郭晋稀，注译.文心雕龙［M］.长沙:岳麓书社，2004.

［12］马端临.文献通考(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3］董诰，等.全唐文(第5册)［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

［14］黄伯思.东观余论［M］.北京:中华书局，1991.

［15］刘向.战国策［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

An Analysis on Liang Kingdom’s Political，Economic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PENG Xue－bao
(Party History Research Department，Party School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Beijing 100091，China)

Liang Kingdom，as a powerful kingdom in the West Han Dynasty，has its own political，economic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Mangdang Mountain，the holy land of Han Dynasty，protrudes Liang Kingdom’s political eminence;Liang Kingdom，with its superior geography condition，is an economic center in Han Dynasty;the culture of Liang Kingdom is the epitome of Han Dynasty culture，and the literature，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and arts has a great far－ reaching influence on later generations.

Liang Kingdom;politics;economy;culture;characteristics

K 234.1

A

1673－2103(2012)03－0047－04*

2012－04－10

彭学宝(1970－)，男，河南光山人，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博士，商丘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共党史和中国文化史。

(责任编辑:李瑞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