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秀梅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我”的出走与回归*
——晚清新小说女性形象分析

朱秀梅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晚清新小说塑造了众多与传统迥异的女性形象，集中呈现了晚清女性生活的新因素，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女性对自我的体察与感悟。从“我”之初现，到被“大我”淹没的“我”，到歧路上畸态的“我”，再到对“旧我”的皈依，晚清新小说的女性形象对作为个体的“我”的认知走过了艰难的探索之路，具有深刻的时代印记。

出走;回归;晚清;新小说;女性形象

近代中国，伴随着思想界由维新到革命思潮的风云激荡，妇女解放日渐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话题。在妇女解放的议题之下，女性生活出现了不缠足、女学堂、女报、女子团体、婚姻自由等新气象。所有这些新气象新因素中，最引人注目也最具有革命意义的无疑是女性对自身的意识的苏醒，女性开始体察和领悟自己作为个体的存在价值。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女性除了是父亲的女儿、丈夫的妻子(男人的女人)和孩子的母亲之外，还有“我”自己的存在理由和意义。对“我”的体察与感悟构成了晚清妇女解放进程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

但由于大时代对个体的要求与个体对时代的自觉认同与追随，由于女性自身历史积重的阻滞，也由于女性自身对个体解放意义理解的偏差与歧义，这一时期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女性解放都呈现出异常丰富与复杂甚至自相矛盾的景观:

无论是归因于西方文化的传入与激发，抑或如陈东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中所言，乃是对于“到了清代，算是‘登峰造极’了!‘蔑以加矣’了”的“中国妇女的非人生活”的反拨，近代中国妇女的生活中已经出现了诸多新因素，这确是无可怀疑的基本事实。显示了无限生机的初发轫的新思想、新事物，与不肯退出已盘踞在人们头脑及生活中数千年的旧观念、旧势力的抗争、消长，使中国妇女生活史在晚清迸发并生成异彩纷呈的奇妙景观。［1］(P249)

晚清新小说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奇妙景观”，通过一系列与传统小说女性形象完全不同的形象，把晚清女性在“新思想”、“新事物”与“旧观念”、“旧势力”之间的矛盾、挣扎与抗争呈现给读者。通过这些形象，我们可以真切体会晚清中国女性解放运动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历程。

一、“我”之初现——傅彩云的意味

霍小玉、杜十娘、刘秋痕……，妓女往往是古代言情小说的女主角。小说家为她们安排的爱情结局无非是从良、从良而不得、被欺骗、被遗弃等，而其中妓女从良所适得人是所有言妓小说可以想象的最为圆满的结局。但傅彩云(《孽海花》)的横空出世却彻底打破了这一写作套路。

《孽海花》以金雯青与傅彩云的婚姻生活故事为情节主线，表现同治中期至光绪后期30年政治和文化的变迁史。主人公傅彩云以妓女的身份，不仅嫁于状元，而且俨然命妇，代表大清帝国出使西洋，以自身的魅力让整个西方世界为之倾倒，享受到无限荣光。传统的言妓小说到此大可以圆满收束。但对《孽海花》而言，有意味的故事还刚刚开始。作者一再一再安排这个状元公使夫人红杏出墙，从乘船的船长，到身边的小厮，到德国的将军，再到最后的戏子，直到最后把金雯青活活气死。至此作者仍意犹未尽，傅彩云请求金夫人放她出去的话语可谓石破天惊:

何尝不想给老爷争口气，图个好名儿呢?可是天生就我这副爱热闹寻快活的坏脾气，事到临头，自各儿也做不了主。……若硬要把我留在这里，保不定要闹出不好听的笑话，到那一步田地，我更要对不住老爷了!再者我的手头散漫惯的，从小没学过做人家的道理……我阔绰的手，一时缩不回，只怕老爷留下来的这一点死产业，供给不上我的挥霍，所以我彻底一想，与其装着假幌子糊弄下去，结果还是替老爷伤情面，害子孙，不如直截了当，让我走路，好歹死活，不干姓金的事，至多我一个人背着个没天良的罪名，我觉得天良上倒安稳得多呢。趁今天太太、少爷和老爷的好友都在这里，我把心里的话全都说明了，我是斩钉截铁地走定的了。要不然，就请你们把我弄死，倒也爽快。

在傅彩云眼中，所有女性的传统生活准则都被彻底颠覆。面对现世的快乐，身体的快乐，甚至“天良”与“报应”也不再值得考虑。在女性历史上，如此酣畅淋漓而又理直气壮地宣称“我”活着只为“寻自己的快活”，傅彩云是先行者，通过傅彩云之眼中国女性第一次发现了“我”。

傅彩云形象的最有意味处却不在她的放诞与大胆，而在于文本间透露的作者对傅彩云的微妙态度。仅就荡妇形象而言，中国传统文学作品其实也并不少见，但她们无一例外都被安排悲惨收场，作者往往借以表明自己的正义立场。但对于傅彩云这样一个淫荡至极的女人，《孽海花》全书自始至终口不出恶言，不仅没有大加讨伐，甚至不乏了解的“同情”。在她与家中仆人偷情被抓之后，她这样对金雯青说:

那可又是一说。你们看着姨娘本不过是个玩意儿，好的时抱在怀里、放在膝上，宝呀贝呀的捧;一不好，赶出的，发配的，送人的，道儿多着呢!就讲我，算你待我好点儿，我的性情，你该知道了;我的出身，你该明白了。当初讨我时候，就没有指望我什么三从四德、七贞九烈，这会儿做出点儿不如你意的事情，也没什么稀罕。你要顾着后半世快乐，留个贴心伏侍的人，离不了我!那翻江倒海，只好凭我去干!要不然，看我伺候你几年的情分，放我一条生路，我不过坏了自己罢了，没干碍你金大人什么事。这么说，我就不必死，也犯不着死。若说要我改邪归正，阿呀!江山可改，本性难移。老实说，只怕你也没有叫我死心塌地守着你的本事嗄!

在这里，傅彩云自认本性放荡，但却“不必死，也犯不着死”，因为“我不过坏了自己罢了”，和别人有什么关系呢?更何况，最重要的是，年长体弱的金雯青显然已经不能满足精力旺盛的傅彩云，是金雯青“没有叫我死心塌地守着你的本事”，那么“我”(傅彩云)的出墙是不是也有一些可以理解甚至体谅的地方呢?

在这里，作者好像一个有耐心的劝导者，从各个方面为傅彩云的行为寻找合法性解释，希望藉此得到大家对傅彩云的原谅，或至少不随便唾弃。

进入近代，铁板一块的女性生活日益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傅彩云形象的出现可以理解成“松动”的迹象之一。作者借傅彩云之口所表达的对女性欲望——这是最基本的人性——的正视，应该是这一形象最积极的意义所在。

二、被“大我”遮蔽的“我”—— 关关等形象的时代寄寓

晚清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这样一个救亡图存、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时代，无论是社会还是女性自身，往往会把女性解放的话题统筹到国家民族解放的大主题下，女性解放与国家民族的解放紧密结合在一起，任何脱离国家民族大义所谈的妇女问题都注定是要被拒绝被批判的。这样的语境促使新小说家塑造出了以关关(《自由结婚》)为代表的女英雄群像。

关关、黄祸上学途中相遇、相识、相知进而相爱。此中伴随且促进二人感情进展的最大因素，是二人面对国族沦亡的危境，有同仇敌忾、志同道合的契心。两人的携手同游，促膝长谈“就不单单是幽期密约，儿女情长，而是处处讨论国是，时时发扬民族主义……”。当黄祸之母有意缔结婚姻时，关关自己作主，表明“从前曾经发过一誓，说一生不愿嫁人，只顾把此身嫁与爱国”的报国心愿，然后一方面答应婚姻，一方面又约定待爱国光复之日才完婚:“缔姻之事，请自今始，完婚之期，必待那爱国驱除异族，光复旧物的日子。”黄祸也有相似的想法:“你我两人，只要用寻常儿女的情，做那英雄的事已经够了。”“爱国独立，你我完婚。”小说中，把国族光复大业与儿女终身大事，两件事合成一件事。

许平权(《女狱花》)与黄宗祥的结识、交往，情形也差不多。两人交往的立足点是同以倡导女学为职志，“每当平权愁闷的时候，宗祥又谈些学问，解解忧闷，平权很是佩服。”当黄宗祥渐有欲联婚姻之意时，平权的答复是:“结婚之期，请自今始，完姻之日，且待女学振兴之后。”——简直与关关的答复如出一辙。黄宗祥听了，不但不以为忤，连忙拍手赞同。“从此二人欲觉爱亲，每日谈些科学，交换智识。”

不仅仅是关关和黄祸、许平权与黄宗祥，新小说描述了众多“革命加爱情”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女性走出家庭，似乎冲决或部分冲决了“三纲五常”之类的束缚，但是，走出家庭的女性并没有走向“自我”，她们依然被紧紧束缚，只不过束缚她们的枷锁被置换成“国家”、“民族”、“启蒙”等宏大字眼。为了这些宏大字眼背后的内容，这些故事的女主角们自觉放弃了作为女性的“我”的所有个体的、性别的属性，而自愿集结到“大我”的阵营中。

在这个阵营里，女人作为个体的所有性别内涵都没有意义也羞于被论及。在外形上，他们被赋予英姿勃发的阳刚美:高剑尘(《侠义佳人》)是“以容貌而论，及其秀逸，以神采言之，甚觉英冷”;许平权(《女狱花》)“虽艳如桃李，却冷若冰霜，另有一番刚强气概”;一飞公主(《自由结婚》)尽管“眉清目秀，却带有三分丈夫气概”;金瑶瑟(《女娲石》)“额阔面圆，目如丹凤，举止大方，气宇轩昂”;……

在这个阵营里的爱情关系中，私情爱欲被淡化到几乎没有，而被刻意张扬、夸大的是国家社会的共同使命与事业。这些谈情说爱的男女完全没有“私人生活”，没有日常日子的柴米油盐，彼此之间的相处非但少见柔情蜜意，甚至也几乎感受不到丝毫烟火气息。

就这样，“我”消融在“大我”里，无声无息。

每当危急存亡关头，社会总是渴盼揽辔澄清的英雄拯急救困，在关关等形象身上所寄寓的，正是这样的时代声音。与传统所不同的是，女性开始肩负和男人同样的救亡图存的使命，这无疑也有近代社会的深深印痕。

三、“我”之畸态——赵素华的反讽

如果说傅彩云对自我的认知、对自身欲望的正视更多的还是出自本能，对所谓妇女解放她是懵懂和隔膜的，赵素华(《未来世界》)则完全不同，作为留过洋、受过正规新式教育的“文明”新女性，赵素华是从“文明”、“开化”的视角去看待“自我”的，“自由”、“平等”不仅被她挂在嘴边，而且也被贯彻到实际生活中。

在一次群众聚会中，赵素华与英俊的黄陆生一见钟情，随即相约吃饭看戏，很快互订了终身。但婚后不久，赵素华发现黄陆生既没有留学经历，又没有实际的才华，是一个道地的绣花枕头。因此，赵素华毅然决定休夫:

原来你竟是这样的一个人物，我算是有目无珠。像你这样的学问，哪里有和我结婚的资格?惟我偶然大意了些，受蒙混上了圈套。但现在是文明的世界，就是好好的结了婚姻，也有个不合断离的条例，何况你是有心哄骗呢?我这样的一个人，难道受了你的哄骗，就是这样的罢了不成?……像你这样的的人，怎配做我的夫婿，从此以后，你也不要认我，我也不来认你，只算是个路人一般。老实说，我今天却要少陪了。

曾几何时，女性被夫家遣送回家还是奇耻大辱，被遣女子一生的幸福甚至生命都往往就此被毁掉，赵素华却主动休夫，很让人感叹时代的变迁。从赵素华的恋爱、结婚到休夫，晚清女性似乎确乎自由了，但自由之后呢?

和黄陆生不欢而散之后，赵素华终日在外“自由自便”，日常夜不归宿。当一日与另外的男人在戏院看戏被黄陆生撞上后，因为尚有婚约，黄陆生试图与她理论，她自然又是一番宏论，要求退婚:

你答应也是这样办法，不答应也是这样办法，我们女学生出身的人，是不受别人牵制的……我自有我的自主权，凭你什么再是厉害的人，也不能侵犯我的权限。凭着你这样一个庸奴也想来牵制我!我赵素华说出的话儿，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从没有改过口儿。我就是这样和你退婚定了，看你可有什么法儿!

打着“我有我的自由权”的幌子，过着放浪形骸的生活，没有任何约束，不需要任何检点，以为这就是“文明”。赵素华的形象不是唯一的，新小说为我们呈现了诸多以文明之名行丑陋之实的女性形象。

赵素华形象的出现也是有现实基础的。当社会大转型时代，旧的道德伦理规范统统被打破，新的社会法则还没有建立健全，人们尤其是女性从壁垒森严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自由则自由矣，但也容易失去安身立命之所在，沦为自身欲望的奴隶。在这样的背景下，女性解放走向赵素华的方向也不是完全荒谬的。

小说家通过赵素华等形象寄托的正是对走入歧途的女性解放的担忧和痛心:“女如无德，直同挟瑟之娼;人尽可夫，亦是文明之化!”如果女性对自我解放的体认仅仅停留在以文明之名行丑陋之实，如果所谓的女性自由仅仅是放浪的自由，那么作为新女性的赵素华们和傅彩云又有什么区别呢?最多不过良家亦为娼家罢了。

四、皈依“旧我”——张棣华等的救赎

赵素华之流是歧路畸儿，正途在哪里?以吴趼人为代表的一批小说家提出了纠偏救弊之药石，那就是皈依旧道德。

1909年前后，吴趼人连续创作了三部写情小说《恨海》、《劫余灰》、《情变》(绝笔，未完)，小说通过对棣华、婉贞与娟娟、阿男不同际遇、不同结局的安排，实现了女性形象对传统女性——旧“我”——的回归。

被誉为“区区十回，能压倒一切情书”的《恨海》，写的是未婚夫妇在乱世中的悲欢离合。伯和与棣华自小即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为未婚夫妇。在逃“庚子之乱”难途中离散，但棣华玉洁冰清，用情专一，万千心思俱系于伯和一身。闻知伯和堕落，棣华没有埋怨只有自责，亲奉汤药。待到伯和溘然长逝，她即自断青丝，遁入空门，为“夫”守节;与伯和与棣华相对照的是另一对未婚夫妇，伯和的弟弟仲蔼和王娟娟，他们也在动乱的年代里天各一方，但再重逢之时一为妓女一为嫖客，相见之下仲蔼羞愤交加，万念俱灰，很快散尽家产，“披发入山，不知所终”。在这两对男女身上，吴趼人的态度非常明朗，褒贬分明:棣华以自己的贤惠、温柔、体贴和最后的出家为自己找到了女性的自我完善之路;而王娟娟则因没有保全贞洁自甘堕落而被仲蔼也是被作者所彻底抛弃。在这里，没有人在意遁入空门之后的棣华如何在青灯黄卷中凄凉度日，也没有人考虑娟娟这样的弱女子在颠沛流离中除了一死全贞，如何能够苟延生命?

《劫余灰》的女主人公婉贞，和棣华一样，是作者理想人格的又一个化身。她与耕伯确定未婚夫妻关系未久，刚刚考中秀才的耕伯，就被朱婉贞的叔父拐卖到南洋作奴;婉贞本人也被叔父拐卖进娼家。她后来经过千辛万苦回到家乡，却又听说未婚夫已客死他乡。在道学父亲的支持和鼓励之下，她到陈家为夫“奔丧守节”，从此守身如玉，伺奉翁姑，抚育嗣子。这一守就是十八年，“贤孝之名，著于乡里”，直到青丝成灰鬓萧萧，耕伯方携妇将雏而归，“大团圆”的热闹遮蔽了十八年的孤独痛楚，婉贞欢喜无尽，做了“守贞新娘”。

《情变》则借助于寇阿男、秦白凤的形象，写了情“痴”情“魔”。寇阿男与秦白凤自小耳鬓厮磨，两小无猜，但他们的家长却无意成全，因此寇阿男与秦白凤私定终身并私奔到他乡。作者显然对这种行为是不以为然的:

在他(指阿男)自己，却以为做了这等事(指私奔)，羞得再见人，并且觉得是人人都知道我逃走的一般，所以见了个人影儿，便是惭惶万分。这就是一个天良未泯的凭据。若是丧尽天良的人，他岂但不知羞耻，只怕还要当众宣布他父母的野蛮专制，不容他自由结婚呢!

私奔是应该“惭惶万分”的丑事请，阿男自知羞耻，所以尚属“天良未泯”。但尽管如此，阿男与白凤的“情”仍是“情到极处”的“痴”和“魔”，是“不情”，即不合情理、不合礼教。作为惩罚，作家为这段“非礼越份”的孽缘安排了他认为的惨烈结局:“祭法场秦白凤徇情，抚遗孤何彩鸾守节”，以此“唤醒人间痴迷”。

通过棣华和婉贞，吴趼人实现了自己对中国传统女性进而对中国传统道德的深情呼唤。吴趼人回归旧道德的步履很决绝很彻底，以致我们在棣华、婉贞身上甚至找不到丝毫新时代的痕迹，风云变幻的大时代、沸沸扬扬的女性生活新气象完全被作家过滤掉了，不由让人慨叹她们真“恍若梦中人矣”!面对坎坷艰难、歧路多出的女性解放之途，吴趼人试图通过棣华等形象为大家搭建一个路向指示牌。从棣华出发，吴趼人希望每一个女性都可以踏上他意念中的正大光明之结局。

从傅彩云、关关、赵素华再到棣华、婉贞，晚清新小说的女性形象对自我、“我”的体察与领悟，是沿着多个方向——出走、消融、歧途、回归——展开的，每一个方向上都充满着新与旧的纠缠，每一次探索都仅仅开其端绪，并不断行行止止。

晚清新小说所呈现的女性对自我的认识之所以始终是模糊的、混乱的、懵懂的，首先在于晚清女性解放运动本身的初级性，晚清社会变革在更大意义上是民族革命、政治革命，而不是人的自我革命，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成为压倒一切的时代课题，在这一课题底下，妇女解放注定只是更多更实质的任务留给了将来。同样道理，真正意识到自我意义的女性文学形象也还需要再等十几年，在五四一代，在丁玲、庐隐、石评梅等的作品中才能出现。其次，由于女性形象的塑造者多为男性，晚清女性的新生活是被男性作家的视角过滤之后的呈现，男性视角造成的“隔膜”，也是女性形象不尽如人意的重要原因。

很显然，无论是女性本身，还是女性形象，在走向真“我”的途中，路还很长。

［1］夏晓虹.晚清社会与文化［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2］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3］刘思谦.“娜拉”言说［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

Flee and Regression of“Mine”——An Analysis of Female Images of New Novels in Late Qing Dynasty

ZHU Xiu－mei
(Literature College，Henan University，Kaifeng Henan 475001，China)

New novel shaping many different images of wome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ith tradition，focuses on the new factors in the women’s lif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among which the most important is women’s selfawareness and apperception.From appearing of“me”，to“me”is inundated by“big me”，to abnormal“me”on the forked road，and to the regression regression of“old me”，the female images of the new novel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have experienced a hard exploring way of the awareness of“me”as an individul，and have the profound mark of times.

flee;regression;late Qing dynasty;new novels;female images

I 207.41

A

1673－2103(2012)03－0025－04*

2011－12－22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7BZW044)。

朱秀梅(1968－)，女，安徽六安人，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文学。

(责任编辑: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