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维吾尔族教育改革运动（一）

2012-08-15热合木吐拉艾山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12年3期

关键词：经文维吾尔族新疆

热合木吐拉·艾山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政史系新疆和田 848000）

清末维吾尔族教育改革运动（一）

热合木吐拉·艾山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政史系新疆和田 848000）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在我国开始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下，受影响的一些新疆维吾尔族资本家也开始学习内地，仿效欧洲教育，尝试对原有的经文学校教育进行改革。以“扎吉德”为名的教育改革，在北疆以伊宁为中心，在南疆以喀什噶尔为中心开展，既是近代维吾尔的教育运动，同时，也传播了民族主义，特别是近代一些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思想多源于此。本文以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最新成果为依据，试对此期维吾尔族开展的教育改革运动给予较全面的阐述。

清末；维吾尔族；教育；改革；运动

一、清末维吾尔族教育改革运动产生的动因

到中世纪后期，世界各国普遍沿用历来采用的个别施教的教学制度，称为“旧式教育”。后来，工商业的发展对教育提出了迫切的改革要求。旧式教育已不能适应新情况新发展。所以，17世纪中期，在西欧开展了一场空前的教育改革运动。夸美纽斯适应了社会形势这样的迫切要求，确立了班级教学制度，传授大量的科学内容。[1]由于班级教学制度与旧式个别施教的教学制度相比较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它日渐完整下去，不久在欧洲各地得到普及。西欧工业化时期的此种教育属于教育发展的近代教育阶段，它对社会发展起的作用是空前的。

欧洲教育改革在班级授课制度的实施和大量科学内容的讲授中所取得的成功，对世界各地的教育改革树立了榜样。从此，在世界各地模仿“欧洲式”教育的改革运动相继涌现。其中与新疆的教育改革有直接关系的有两个改革运动，其一我国的“洋务运动”，其二俄国鞑靼人的“扎吉德运动”。

西欧近代教育蓬勃发展的时期，正是中国封建传统教育走向衰败没落的时期。封建教育的衰败，不能应对国门被强迫打开后西方文化教育的挑战，也难以对维护封建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继续发挥作用，改革已势在必行。[2]于是，19世纪中后期，在国内产生了为期 30年的洋务运动，其核心内容是改革传统的科举制度和模仿日本兴办学校教育。在洋务运动过程中，洋务派确立了“中体西用”的教育改革思想，目的在于培养为洋务运动所需的科技和各类实用人才。这种情况下，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学堂—京师同文馆于 1862年创办。从此以后，全国各地相继产生各类新式学堂，主要有外国语学堂、军事学堂和科学技术学堂三大类。根据《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记载，1862年到1895年间出现了25个的新式学堂。[3]教学内容以“西文”、“西艺”为主，教学方法注重理解和强调实践环节，采用班级上课和制定分年课程计划等近代教育组织形式，均不同于传统封建学校。此外，这一时期产生了留学教育，成为新式教育的重要内容。为了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文化、培养新式人才，洋务派从 1872年开始向欧美国家派遣大批留学生。自1872年到1875年，每年一批30人，四年共120人赴美国留学，开我国近代留学之先河。[4]同时，出现了仿效日本和西欧兴办的各类新式学校。1878年，张焕纶在上海创办了第一所小学，“初办时学生四十余人，分大中小三个班级，课程有国文、舆地、经史、时务、格致、数学、诗歌等。”1895年，盛宣怀在天津创办第一所中学。1896年 10月，他又在上海创办我国近代最早的师范学校。[5]《奏定学堂章程》公布后，全国的各级各类教育有很大的发展。根据 1909年的统计，初等教育阶段各种学堂数50083所，中学堂数438所，各种师范学堂数415所。[6]

欧洲教育的近代化对俄国鞑靼人也有影响。但是，这种影响首先在俄国境内伊迪尔-乌拉尔一带的鞑靼人中得到反映。因为伊迪尔-乌拉尔作为俄国的欧洲部分，其社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同时各种文化与社会思潮都积聚在此地。鞑靼人在同改进后的俄罗斯以及欧洲文化的接触中，发现鞑靼现存文化教育的落后状况。此时，他们的教育还是传统的伊斯兰经文教育，几乎在每个村落开办一所迈克泰甫或者被称为“迈克泰甫”的教学场所，在较大的乡村和城市开办迈德力斯。经文学校的开办和管理由当地伊玛目操心，伊玛目被称为“毛拉”。由于这些毛拉大多数赴布哈拉接受传统经文教育，因此在教学制度与方法上沿袭着布哈拉中世纪的经文教育制度与方法。他们在经文学校的读写教学中主要采用的是单一的教学法，就是字母教学法（乌苏尔·伊·哈尔菲亚）。用此教学法编写的有名而最早的字母表是《信仰的必要条件》。字母教学法在读写教学中费时的一个方法，按此方法学生首先背诵全部字母的名称，然后将字母名称拼合在一起形成音节，最后读词语和课文。这里遇到的困难，就在使用已被背诵名称的字母拼合成音节时无用的部分被剔除中产生的。因此，正如穆扎帕肉所说的一样，一个教徒学习 16年也成不了合格的毛拉。[7]而且，在这些经文学校的毛拉及其教养的学徒满脑充塞伊斯兰教和东方哲学的教条，排斥和敌视来自西方的任何新影响。他们阻碍着任何前进的运动。这就决定鞑靼民众的极端的文化落后性。在这一背景的影响之下，自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期开始，鞑靼人中出现了种种反应鞑靼资产阶级新的精神状态的教育改革思想。首先在伊迪尔-乌拉尔一带的鞑靼人中产生经文教育改革思想，进而波及到克里米亚鞑靼人，并产生了“扎吉德”教育改革思想。

“扎吉德”在鞑靼教育改革史上一次卓有成效而成功的改革，它的产生和实践，在俄国所有的鞑靼聚居区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引起了一次空前的教育改革运动。如到1905年，整个俄国穆斯林大约5000所学校开始使用“乌苏尔·伊·扎吉德”。同时，“乌苏尔·伊·扎吉德”为其他穆斯林地区也树立了榜样。那时，“乌苏尔·伊·扎吉德”已波及到中亚和中国新疆地区。

国内外新式教育的发展使在维吾尔族社会中从公元10世纪以来一直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经文学校教育面临了严峻的变革考验。经文学校教育是一种个别施教的教学制度，分为高低二级，高级的被称为“迈德力斯”，作为伊斯兰教的高等教育一般开在较大的城市，数量不多。低级的被称为“迈克泰甫”，作为伊斯兰教的初等教育一般开在村镇和居住区的中小清真寺内，也有的开在教师家中。它们在历史上被统称为经文学校教育。由于经文教育的教学内容多为宗教知识，所以教师在课堂上很少讲或者不讲世俗内容，而且很多内容是以死记硬背为主，不注重理解。[8]尤其是在初等教育中这种现象特别严重，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虽然学生学习几年除了读写认字和宗教知识外，学不到其他知识，在教学中不允许学生有独立思考，加上盛行体罚，致使整个教学过程缺乏生气。曾亲历新疆的清末诗人萧雄对此作了描述：当地人“俗亦重识字，以识字诵经为出众，皆童时肆习之。传教者曰阿浑，师傅之谓也。讲舍必傍树阴，室中无椅案，师徒席地而坐，旁设短桌一二张。夏日则环坐树根，捧书诵读。凡入学者，各执木简，或牛羊版骨一片，趋谒阿浑。阿浑为之书字于上，即读书也。小儿不率教者，则以红柳木条笞其脚心”。[9]这种教育体系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下半叶。

历史发展到近代社会，随着时代的发展，维吾尔族传统经文教育的缺陷日益明显，其历史局限性也日益显露。虽然它在维吾尔族教育史上教授读写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起启蒙教育的作用，但是它已不能适应科技快速发展的新要求，改革已势在必行。

二、清末各种教育改革思想对维吾尔族的影响

近代的新疆社会像全国一样处于急剧变革和转型时期，各种社会思潮风起云涌般地积聚在新疆。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从我国内地传来的“中体西用”的教育改革思想，成为近代维吾尔族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从中亚传来的以“扎吉德”为名的教育改革思想，成为近代维吾尔族教育改革的效仿榜样。

（一）“中体西用”思想对维吾尔族的影响

如前所述，在 19世纪后期的洋务运动过程中，我国内地产生了一系列新思想、新风气。这些思想对新疆的传入有以下两种途径。

一是政府的引导。从阿古柏被驱逐到新疆建立行省，新疆地方当局统筹新疆善后时，特别强调兴办民族教育，而且这一举动的倡导者则是洋务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左宗棠。1878年，他在《复陈新疆情形折》中说：“官与民语言不通，文字不晓，全恃通事居间传述”。[10]1880年，他在《办理新疆善后事宜折》中又说，“新疆勘定已久，而汉回彼此格格不入，官民隔阂，政令难施，……将欲华彼殊，……非分建义塾，令回童读书识字，通晓语言不可。”[11]左宗棠的改革思想对新疆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针对维吾尔族汉学教育的兴办有所作为。新疆南北两路收复以后，左宗棠“便嘱各善后局，各防营广设义学，招收回民（维吾尔族）子弟，先用《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教他们识字；并用楷书仿格，教他们写字。[12]当时所建义塾，“吐鲁番八、乌苏、精河、拜城、焉耆、沙雅……各以次建设。[13]共计37处。1883年，共立义塾77处。[14]虽然左宗棠兴办的义塾教育是内地科学的老样子，[15]其实际收效甚微，但维吾尔族子弟接受义塾教育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了解内地汉族思想文化的一个过程。

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建省，为保政令畅通，采取语言沟通方面的措施，继续推进针对维吾尔族的汉学教育。“刘锦棠主新政，继续左氏之教育政策，增设义塾，并颁奖励办法，能读一经者呈请赏以顶戴”。[16]省政府的教育政策在统一机构的引导下带动了维吾尔族的语言学习，从而使维吾尔族的汉学教育前进了一步。

1905年，清政府推行“新政”，宣布废除科举，设立学部兴办新式学堂。于是全国各地迎来了一场兴办学堂之风。在全国办学之风影响下，新疆也设立了各级兴学机构。1906年，设立提学使，由日本留学的杜彤担任并负责各地兴学工作。同时，在各地设立作为提学使下属机构的劝学所。1907年，各地的劝学所达 33处。在兴学机构组织下，新疆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1908年新疆各地为维吾尔族子弟学习汉语而设置的学堂达 80多处。1910年，新疆共有初等学堂 597所，学生15458人，教师 713人。其中初等小学堂 104所，汉语学堂 205所，简易识字学堂 64所。[17]这一时期新疆的学堂教育得到快速发展原因有二：其一，教育的主持人具有先进的教育理念。新疆首任提学使杜彤曾在日本留学时受到西方教育的影响，并且很熟悉我国沿海地区的近代教育情况，因此，他就职后，考虑到新疆经济与观念落后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发展新疆教育的很多独创思路。他很重视初等教育的普遍设立，同时注重内地教师的聘用，如大中学校教师多从内地聘用。内地来的教师借助学堂教育传播国内外先进教育理念。其二，注重维吾尔族语言教学。如省政府下令“师范中学班学习维吾尔族语言，各级官吏教习不得轻视维吾尔族学生”。1906年，在省会迪化建立一所维吾尔族师范学堂，招收新疆南路各郡县送来的维吾尔族子弟。为鼓励维吾尔族子弟就读学堂，采取免除维吾尔族学生徭役的奖励措施。这些措施一方面保证了维吾尔族学堂教育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推进了内地先进教育思想的传播步伐。

总之，晚清时期，清政府在新疆兴办教育，重点放在汉学教育上，但是得到汉学教育的人数有限，广大维吾尔族群众的教育仍然停留在经文教育的层面上，还没有摆脱宗教的束缚。然而，清政府在新疆所兴办的教育在客观上促进了维吾尔族与汉族的思想文化交流，为维吾尔族近代教育格局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是新疆商人同内地商人在新疆与内地之间的频繁往来，促进新疆与内地的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清朝统一新疆后，采取一系列经济措施，积极恢复商贸，倡导物资流通。这就对内地商人来疆经商提供有利条件。据《平定准噶尔方略》载，内地商人经驿站大路或地方农民的村落，进行贸易活动，彼此相安，行旅并无阻滞。[18]到洋务运动期间，内地商人在新疆的商业活动迎来了一次高潮。1876年，左宗棠受命进军新疆时，称为“赶大营”的大批商民自愿应招随军入新。此外，由于内地政局动荡，民族及族群冲突频繁等原因，内地来疆谋生者日渐增多。清军收复伊犁及建省后，这些行商也定居下来，纷纷以迪化为中心，在伊犁、塔城、古城、焉耆、阿克苏、库车、喀什、莎车、和阗等地开设铺面或摊点，成了坐商。这些商人能勤俭经营，加上支军有功，得到官方关照，所以清末就形成了迪化有名的“老八大家”。他们在新疆行商的过程中，把内地各种商品带到新疆，同时也把一些社会新风引入了新疆，使新疆人民更多地了解内地。而且，由于他们与内地人民的接触较广泛，见多识广，内地的“学习西方”“工业救国”“教育救国”等新思想、新风气被他们无意识地带入了新疆，不自觉地成为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者。

综上，内地传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对新疆的影响颇大。此时，新疆的一批维吾尔族商业资本家和开明人士在先进思想的激励下，认识到了现存教育与经济基础的落后状况，并悟出了只有发展教育才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于是，维吾尔族社会迎来了像内地那样空前的改革机遇。这种改革体现在发展工业化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冲破宗教的束缚及旧习的阻碍，引进先进教学方法及找出适合本民族特点的教育模式，改革经文学校教育等方面。在改革中全力以赴开展国际贸易并致力于民族教育的一批维吾尔族资本家相继涌现。

（二）“扎吉德”教育改革思想对维吾尔族的影响

“扎吉德”教育改革思想的产生，是不同时期的教育家为改革经文教育而提出的种种思想积累发展的结果，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经文教育改革思想的萌芽。主要对现存迈德力斯情况、课程的开设、课本及其内容等方面形成批评性看法。生活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阿布杜热伊木·欧吐孜曼（1754-1834）和阿布纳思尔·艾里·库尔萨维（1776-1812）等人是在该阶段中独有改革思想的知识分子。其中欧吐孜曼特别批评布哈拉迈德力斯的缺陷和社会上的异端邪说，并认为：“迈德力斯必须要传授对生命有利的课程，同时将学习俄语看待应尽的义务。”与欧吐孜曼同时代的库尔萨维的看法更有条理，他认为：“现存迈德力斯需要更新教学用书，因为现存课本被显示为好像信仰与做到在宗教中本身没有的东西是必要的，让学生长期忙于其根本不懂的争论，从而阻碍学生对古兰经与逊奈的直接利用，骗学生像迷信和异端派那样生搬硬套的理解。”作为“扎吉德”思想先驱者的两位学者的批评与思想，当时在伊斯兰教黑暗势力的中心——布哈拉举起了反对伊斯兰教占统治地位的经院哲学和神秘主义旗帜，引起了伊斯兰教反动分子的剧烈抵抗。但是，他们的看法不管是对学生还是对扎吉德来说成为一个转折点，对以后鞑靼扎吉德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这一点通过什·玛尔扎尼的实践可以证明。

第二阶段，经文教育改革思想的初步发展。主要对现存迈德力斯的教学秩序、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条件等方面形成批评性看法，同时在实用课本的编写、讨论式课堂教学的试用、世俗内容的引进等方面产生初步尝试，更重要的是产生了经文教育改革的操作性方案。生活在 19世纪的什·玛尔扎尼（1818-1889）、胡塞音·法伊孜汗诺夫（1828-1866）和卡尤木·纳赛罗夫（1825-1902）等人是在该阶段对教育改革独有见解并有一定贡献的学者。其中什·玛尔扎尼于 1835年（年仅 17岁时）在其父亲的迈德力斯开始自己的教学生涯时，曾几次在学生面前批评过现存教学方法与课本的难度和缺陷性，甚至，他经父亲同意编写部分课本授课，如编写简单的阿拉伯文小册子取代以前印在波斯的阿拉伯语法和句法使用教学中。他将循序渐进的教学法列入议程，并要求学生学习俄语的必要性。后来，他在布哈拉迈德力斯就读期间（1839-1844），同样发现了很多问题，如这里的迈德力斯让学生长期致力于不必要的言论与逻辑问题，只在对课本里一些词的注释的讲授上花几年时间的现象，因此特别批评课程设置的不合理和教学方法上的不得当现象。此外，他对迈德力斯没有将古兰经、圣训、教学法、阿拉伯文学、物理、地理、历史等课程列入为必修科目的问题也表示不满。他返回喀山后，开始按照其以前的改革思路组织教学活动，如与布哈拉迈德力斯相反，跟学生进行讨论式的教学

从玛尔扎尼的思想不难看出，掌握俄罗斯和欧洲式教育的重要性。他的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则是在当时和此后从鞑靼穆斯林中涌现出受俄罗斯和欧洲文化影响的一大批人物。其中玛尔扎尼的学生胡塞音·法伊孜汗诺夫（1828-1866年）对教育改革有独创看法，将什·玛尔扎尼的教育改革思想迈上新的台阶。胡塞音·法伊孜汗诺夫是一个受过欧洲教育的人，早在19世纪50至60年代，就开展自己的教育改革活动，坚决主张以欧洲方式改组迈德力斯，并调整授课内容和改善课堂条件。为此，他曾写题为《改革麦德里斯》的一文，首次阐述其经文教育改革的思想，同时提出了在迈德力斯的课目中应有精密学科（指数、理、化），采用欧洲教学模式施教的看法，[19]给沉闷的伊斯兰中世纪社会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值得一提的是，他曾在 1860-1864年间，致玛尔扎尼的一封信中提出了经文教育改革的操作性方案：“1.整顿迈克泰甫和迈德力斯的无规则现象。2.授课内容应从易到难分级。3.引进考试制度。4.用母语编写课本，在教学中用母语授课。5.教学大纲应设有科学内容和俄语。6.课堂的设施应符合保健条件。7.课程上应有培养专业技能的内容。”[20]

在鞑靼教育改革运动的名实相符的先驱者中，还有自学成才的著名学者卡尤木·纳赛罗夫（1825-1902）。他是 1855年毕业于喀山伊斯兰教经文学校，他冲破当时的传统，没有去当毛拉，而去喀山俄罗斯教会学校当鞑靼语教员，从此时开始，由于同喀山大学师生交往日渐密切，他开始为建立真正的鞑靼文学语言而奋斗。从1871年开始，纳赛罗夫首先用鞑靼语出版历史、地理、几何、算术、卫生、物理等学科的书籍，民众皆可习读的这些书籍的印行，为实现玛尔扎尼的要求创造实际条件。鞑靼文学语言的建立，为在广大民众中迅速传播欧洲文化成就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从该阶段教育改革思想家的活动看清一点，就是“启蒙”是他们关注的中心，因此认为必须改革经文学校，舍此则不能实现任何转变。他们倡导的思潮表明了鞑靼社会中已开始了经文教育改革运动。什·玛尔扎尼和卡尤木·纳赛罗夫是实际上扎吉德之父。

第三阶段，“扎吉德”教育改革思想的形成。几十年来，伊迪尔-乌拉尔一带鞑靼开明人士针对传统经文教育的批评，并且提出的改革思路，到 1880年以后逐渐得到成效。此时，克里米亚鞑靼人伊斯玛仪·加斯普林斯基（1851-1914）在前人所取得的改革成果为基础，提出了名曰“乌苏尔·伊·扎吉德”（意即“新的教学法”）的改革思想。

加斯普林斯基是在莫斯科、巴黎和伊斯坦布尔等地受过欧洲式教育，早就懂得报刊与学校在启蒙教育中的作用。因此，他最初的目标是创办报刊来在国内外传播其扎吉德思想和形成社会舆论，进而创办学校。为此，他于 1879年准备创办报刊，但是没有获得批准。到1881年，他在《塔瓦日达》报纸上发表其有名的俄文文章《俄国穆斯林》，提出了其起初的改革思想。在文章中他要求：“1.创办民族学校和改革教学法。2.设立伊斯兰慈善机构来操办民族学校事务。3.用突厥通用的书面语创办报刊。4.现代化穆斯林的生活方式。5.实现穆斯林女性获得自由。6.培养民族知识分子队伍。”[21]加斯普林斯基的这些看法为后来“扎吉德”思想的产生打下了理论基础。

到了 1883年，他创办《译文报》，传播其“扎吉德”思想，并在社会上赢得了一定的群众基础。1884年，他在巴赫其萨莱的喀伊塔泽阿伽村创办作为模范的第一所“乌苏尔·伊·扎吉德”（usul-I jadid或 usul-I savtiye）学校，[22]并在教学中使用了按照音素教学法的要求编写的字母表《孩子们的老师》，[23]学生们在短时间内达到识字的水平。采用音素教学法施教的成功，为俄国穆斯林教育体系的变革树立了榜样。三年后，也就是 1887年伊迪尔一带的罕·奇尔曼城开办第二所扎吉德学校。从此以后，他的扎吉德方法开始得到社会的认可。此时，他对“乌苏尔·伊·扎吉德”的定义是如下：“1.学校脱离于迈德力斯。2.初级学校要有专职教师。3.教师要得到月薪，而不是施舍。4.读写教学要按音素教学法（扎吉德）实施。5.开办专为女人的学校。6.教学要按照大纲实施。”[24]

1890年代后，扎吉德教育在加斯普林斯基的努力下得到快速发展，从伊迪尔-乌拉尔一带来到巴赫其萨莱的求学者学完扎吉德方法后，带回其家乡大力实施。[25]1893年，夏克尔江·塔依尔又编写了字母表《拜读提·塔利木》，印在喀山。[26]“乌苏尔·伊·扎吉德”也得到更加完整。根据他在1894年第37期“译文报”上发表的定义，乌苏尔·伊·扎吉德的基本要素是：“1.读写教学中使用新方法，也就是将音节教学法改为音素教学法。2.引进旧迈德力斯中没有的新式考试体系。3.确定学制，一学年分为两个学期。4.给学生教授母语，保证读写一致使用母语。5.教学大纲中除了必要的宗教知识外，还要有大量的科学知识。6.准备有分级的专门的教材。7.学校要具备内部分班的基础。8.迈克泰甫和迈德力斯的保健条件要达标。”[27]

加斯普林斯基的以上定义，可以说是适合穆斯林改革经文教育的有效方法，是较先进的教育模式。它解决了穆斯林包括鞑靼经文教育改革面临的三大根本问题：其一在读写教学中音素教学法取代音节教学法；其二迈克泰甫和迈德力斯的教学大纲引进大量科学内容；其三教学语言与课本语言的母语化。其中音素教学法的创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在经文学校中以死记硬背为主的教学方法带来很大的变化，它给学生提供在短时间内识字的可能。这一切都表明扎吉德教育思想最终形成。

扎吉德教育思想在其各阶段的发展中对新疆有一定的辐射作用。但是，其对新疆的影响早在 19世纪中期开始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从俄国迁到新疆的鞑靼移民，同时在新疆与俄国之间进行贸易往来的维吾尔族与鞑靼商人的作用有关系。

早在 19世纪上期，为摆脱沙俄的兵役制，不少鞑靼人迁往新疆北部地区。[28]1851年，俄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伊塔通商章程》，在伊犁、塔城设立了贸易圈与侨民区，迁入了大批俄商和侨民，其中有许多鞑靼人。条约签订后，俄国对新疆的贸易额急剧增长，1850年为21万卢布，到1854年增加65万卢布，4年间增长2倍多。1854年双方贸易总额达到了225万卢布。巨额的贸易在双边社会经济中己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29]鞑靼人由于善于经商，且通晓当地人的语言，逐渐成为俄罗斯商人的“商总”。他们同当地人通婚、创业，由俄罗斯人的商总变为富商。一些鞑靼富商在迪化、伊犁、塔城开办洋行——“鞑靼洋行”。影响大的鞑靼洋行有天兴洋行，是俄国七河省鞑靼商人伊不赖巴依、阿热甫阿吉和伊斯哈克巴依兄弟合伙经营。早在 1851年他们便到塔城经商。1860年伊斯哈克巴依到迪化办天兴洋行，该行资本达 50万卢布。此外，还有俄国籍乌兹别克人设立的仁忠信洋行和德和洋行，仁忠信洋行是俄国塔什干乌孜别克商人台吉鄂斯满，于 1852年到塔城创设，资金额达 50万卢布。德和洋行是俄国塔什干乌兹别克商人热依木江巴依和木沙尔沙里巴依于 1881年在塔城设立，资本达100万卢布。其营业在新疆洋行内可列为二等。各洋行逐渐形成以贸易圈为据点的贸易经销网。俄国的商品进入中国境内后，首先停留在伊犁、塔城、喀什噶尔各贸易圈内，后分销或转运到其他地区。

1881年签订的《伊犁条约》是继《伊塔通商章程》后，对新俄贸易产生巨大影响的又一不平等条约，据俄国统计资料，1884年俄国与新疆的贸易总额为210万卢布，1893年跃增至582.8万卢布，1903年为1456万卢布，1908年为 1798万卢布，其态势是逐年上升的。[30]“伊犁条约”签订后，俄国的影响已达喀什地区。1884年，仅喀什噶尔一地年度的贸易额就达到了 380万卢布。[31]鞑靼人对新疆南部的影响应运而生。

无疑，在俄国与新疆之间行商的鞑靼经商者，在文化与思想方面对新疆的影响很大。一批维吾尔族青年在他们的影响下赴俄国鞑靼地区求学。

受过教育的一批鞑靼青年来到像塔城那样一些经济中心进行学术活动。1874年，喀山鞑靼人库尔班阿里·哈里迪（1846-1913）来到塔城，并在此地担任伊玛目和哈孜职务，[32]同时，从事历史文化研究。1897年，俄国哈萨克斯坦鞑靼人古兰旦木·阿碧斯泰（1887-1972），随家里人来到新疆塔城。于 1911年在塔城开办女子学校。[33]总之，鞑靼人在新疆的学术活动对扎吉德在新疆的传播有一定影响。

此外，“译文报”在扎吉德教育思想的传播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译文报创办不久就传入新疆，从目前我们所得到的资料来看，自 1883年开始出版的“译文报”，首次由喀山鞑靼人库尔班阿里·哈里迪传入的。[34]他为了扩大“译文报”在新疆的影响而付出大量心血，作为记者长时间在“译文报”上发表文章和新闻。[35]可见，“译文报”通过鞑靼人之手传入新疆的。1889年 3月 12日，加斯普林斯基在致玛合买提·艾敏·玉尔达库尔的信中写道：“……译文报为建立共用书面语而尽力了，……伊斯坦布尔的搬运工与船工，中国新疆的维吾尔族骆驼主人与牧人通过译文报了解此种语言。”[36]从这段内容可看到，“译文报”对新疆的影响 1889年以前已开始的。但是，我们也要理性地看到“译文报”的负面影响。因为，“译文报”传播先进教育理念的同时也向新疆传播政治与民族主义思想，它们给新疆人提供俄国境内的情况，甚至奥斯曼帝国和欧洲各国的局势，同时对新疆民众生活中的种种事件给予回应。国外的双泛思想也开始趁机在新疆传播。

综上所述，鞑靼人在俄国较早接受近现代文化教育，其近现代过程先于俄国其他穆斯林民族。18世纪末19世纪初，早期的鞑靼教育家提出了“扎吉德”教育改革思想。到19世纪80年代，鞑靼教育家加斯普林斯基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扎吉德”教育改革思想，不仅为本民族，而且为其他民族经文教育的改革树立了榜样。鞑靼人早在19世纪50年代在新疆开始活动。他们在新疆是扎吉德教育的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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