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智汪

(淮北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戴震“血气心知”的教育理论

王智汪

(淮北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清代学者戴震一生从事教育和学术活动，积累了丰富的治学和教育经验。在教育实践上，戴震贵“知”。他认为“知”是人教育中必不可少的因素，戴震的“知”并非先验论的“良知”，而是偏于“知识性”的“知”，其实质是“心知”，这种“知”是依附于身体的“血气”而存在的，“有血气，斯有心知”。“心知”论表明了只有在后天学习的基础上，才能认识到真理，认识自我。

戴震;“知”;“心知”;后天学习

戴震(1723－1777)，字慎修，安徽休宁人。他是清代著名的考据学者，但鲜为人知的是，他同时也是一位教育家。从其成长的经历来看，戴震少年时即勤于学习，博闻强记，过目成诵。年青时，由于家贫，曾随父客居南丰等地，给人当塾师。17岁时，对《十三经注疏》已完全精通;20岁，从师乡贤硕儒江永，学问有了更大的长进;33岁，游学京师，结识了纪昀、王鸣盛、钱大昕、卢文弨、王昶、朱筠等学者，备受京师学者的推崇;40岁时中乡试;53岁时，戴震奉命与当年进士同赴殿试，赐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晚年除从事四库馆的著述外，还从事教学工作，曾在山西寿院书院和浙江金华书院讲学。他的弟子很多，著名的有姚姬传、王念孙、王引之、段玉裁等，这些弟子后来都成为清代很有影响的学者。

一、戴震论“知”

戴震自私塾读书开始，在学习上“终日矻矻，不以为倦”，[1]拜当时的大家为师，如理学名儒程恂教其《三礼》，方朴山教其制艺，戴瀚教导时文，江永传授其天文、历算、音韵、训诂及地理等知识。在求“知”的过程中，戴震除了向名家求学外，还向穷巷僻里的普通百姓虚心求教。据李开在其《戴震评传》中记载:

戴震有一次见到一位卖姜老者晴天带着雨伞，就上前好奇地询问。老人说:“今天有雨”。当时万里无云的天气，但果不其然，当天中午刚过，天上下起瓢泼大雨。戴震非常敬佩这位老人的自然知识，于是，他便拜这位卖姜老人为师，向他学习天文。[2]

后来戴震成名后，他仍一直怀念这位卖姜老人，并继续向其请教。老人去世后，戴震还特地为他题刻了“卖姜老人之墓”的墓碑。这种求知的精神，在当时传为佳话。

在教育思想上，戴震贵“知”。他认为“知”是人教育中必不可少的因素，“辨于知者，美丑是非也，而因有好恶。美丑是非之知，极而通于天地鬼神……是皆成性然也。”[3]40－41“知”是人的一种理性的认知能力，也是人和禽兽区别的根本特征。戴震说:“知觉云者，如寐而寤曰觉，心之所通曰知，百体皆能觉，而心之知觉为大。”[3]28“人之心知异于禽兽，能不惑乎所行，即为懿德耳。”“人之心知异于禽兽，能不惑乎所行之为善。”[3]29“人之异于禽兽者，虽同有精爽，而人能进于神明也。”“心之神明，于事物咸足以知其不易之则。”[3]7“虽古今不乏下愚，而其精爽几与物等者，亦究异于物，无不可移也。”[3]9戴震认识到，即使每个人的自然禀赋不同，但只要通过学习就能把这种能力提高到“神明”的阶段。戴震在其所著的《原善》中说:

人之血气心知本乎阴阳五行者，性也。如血资饮食，其化也，即为我之血气，非复所饮食之物矣;心知之资于问学，其得之也亦然。以血气言，昔者弱而今者强，是血气之得其养也，以心知言，或者狭小而今者广大，昔者暗昧而今也明察，是心知之得其养也，故曰:虽愚必明。[3]52

故戴震在《原善》中对血气心智进行了总结:“自得之，则居之安，资之深，我立心知，极而至乎圣人之神明矣。”[3]53这就是说，只要“慎习”、“贵学”“贵其化”，人的认识就能由“不知”到“知”，由“暗昧”到“明察”。戴震这里所强调的“知”，相当于现代心理学意义上的人的感知能力，“它是物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这接近科学的曙光”。[4]用现在教育学理论的观点来看，这种感觉能力随着神经系统的发展而不断达到“知”的阶段。

从教育学理论上来看，戴震的“知”并非阳明学所谓的“良知”，而是偏于“知识性”的“知”，它是指经过某种知识经验积累而成的“知”，用戴震的话讲就是“心知”，“心知”并不难理解，它其实是依附“血气”而存在的，戴震常说:“有血气，斯有心知”。[3]19而“血气”来源于自然界“气”的运动。把它上升到哲学高度就是，“人之血气心知，原于天地之化者也”。[3]108故戴震肯定地说“人之血气心知，本乎天者也”。[3]181这种运动的逻辑过程是这样的:人有形体之后，则有心、口、耳、鼻、体肤等感知之能，如目好声，耳好声，口好味等，都统御于心。故戴震指出:“如血气资饮食以养，其化也，即为我之血气，非复所饮食之物矣。心知之资于问学，其自得之亦然。”[3]58也就是说，“血气心知”来自“人物受形于天地”，是由物质构成的形体的感知能力，它们的作用在于取资于“事物”以养于身心。这表明人的认识能力依附于人的身体，而人的身体物质那部分又是自然界物质的一部分，受到自身的“本然之气”与大自然本事所具有的“所资以养者之气”互相相生相克的矛盾运动着，发展着。现实中，由于每个人所禀受“气”的清、浊、偏、全不同，导致了人的智力高低差异，“人之生也，禀天地之气，即并天地之德有之，而其气清明，能通夫天地之德。”[5]

二、戴震论“才”

在教育上，“知”的目的还是要培养人才。“才”本是个象形文字，上面一横表示土地，下面象草木的茎(嫩芽)刚刚出土，其枝叶尚未出土的样子，本义是指草木初生。如“才，草木之初也”(《说文》)。“才”无论指何种含义，它的形成与教育有密切关系，大都表示有才能、有本领的意思:如“试使斗而才”(《聊斋志异·促织》);“任人之才”(《淮南子·主术》);“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后汉书·张衡传》);“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资治通鉴》)。又比如:才郎(有才学的郎君);才哲(才智卓越的人);才雄(杰出的人才);才英(指才华杰出的文人);才杰(杰出的人才);才伐(才力门望);才格 (才能高低的程度);才望 (才能与名望);才理(才力和思路);才笔(写作的才华);才义(才思和义理)等等。如何理解人与人之间“才”的差异性呢?戴震认为这关键是后天求“知”的途径不同而造成的。

在人才的成长过程中，戴震否定了成才的关键不是人的自然性的“血气”上，而在社会性的“心知”上，即求“知”上。后天的学习是人成才的必然契机。故每个人都要接受教育，依据戴震的看法，教育在“才”的形成中的作用就是“去私去蔽”。如果说“私”是出自于情欲，那么“蔽”则来自心知，所以主要的工夫是在于去除情欲上的“私”使得情欲能够回到本然面貌，去除心知上所蔽之物，则能使心知纯然清澈，能如此，就是“智”。“心知”本然纯净，却因为有了不好的念头，掩盖了其本然面貌，这就是“蔽”。什么是“扩而充之”?戴震说:“人省弗学而能，学以扩而充之耳。”[3]179在戴震看来，凡血气之人，“虽明昧不同，不出乎怀生畏死者同也。人之异于禽兽不在是。禽兽知母而不知父，限于知觉也”。[3]197在这些本能中，包含了“仁义礼智”的四端。戴震还在其《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中，论述了人的才智重要性，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应当以培养“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的贤才:“人之初生，不食则死;人之幼稚，不学则愚。”[3]41很明显，人“不食则死，不学必愚”，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简单道理。在求知成才的道理上，单纯的求贤求知求全都是不可取的，只有把德与才结合起来，做到“德性资于学问，进而圣智，非复其初，明矣”。[3]14古人有“肤发受之父母”之说，它朴素地道出了人的自然物质生命由人的形骸、血肉、精气所构成，人之“形”为人“生之舍”。对人之“形”的亵渎和侵害，就是对人的尊严和生命的亵渎和侵害。教育和学习可使人的“智”更加完善，达到“神明”的境界。

在成才的方法上，戴震提出了除“蔽”的观念，目的是为了能对真理更好地认识。“蔽”分为“人蔽”与“己蔽”:“凡出于欲，无非以生以养之事，欲之失为私，不为蔽。自以为得理，而所执之实谬，乃蔽而不明。天下古今之人，其大患，私与蔽二端而已。私生于欲之失，蔽生于知之失;欲生于血气，知生于心”。[3]7“夫事至而应者，心也;心有所蔽，则于事情未之能得，又安能得理乎！”[3]9为此，在学习上应当力求“十分之见”。道听途说，食古不化，都会导致“以己自蔽”，甚至进而在实践中去“蔽人”，所有这些“皆未至十分之见也。以此治经，失‘不知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识者之辨之也”。[3]141故，戴震进一步提出，要做到“不以己自蔽”还要在心灵上不为外物所迷惑，不为一时之名所动，真正做到“求其真”。“求其真”就要看清事物，看清自己。“求其真”精神成为戴震了对教育的一贯追求，如著名的“戴震难师”故事记载道:

戴震十岁在私塾读《大学章句》，先生告诉弟子:《大学》的第一章的“经文”，它是曾子记述孔子的话;其余的十章的“传文”，它是曾子的弟子，孔子的再传弟子记述孔子的思想。

戴震于是问道:“先生，这种说法的根据是什么？”

先生答曰:“这是根据朱熹的注解。”戴震:“朱熹是什么时代的人？”先生答“南宋人”。

戴震又问:“孔子、曾子是什么时代的人？”

塾师答“东周人”。

戴震问:“东周和南宋相隔有多久？”

先生答曰:“将近两千年罢。”

戴震又问:“朱熹生活在孔子、曾子两千年后，那他又怎样得出上述结论来的呢？朱熹注释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此时，先生无言以对。[6]

可见，在教育上的“求其真”，就是要踏踏实实做到不盲目崇古，不株守旧闻，主张有根有据，实事求是，不偏重一家，这是戴震在天文、地理、音韵、训诂、考据和哲学等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的原因。“求其真”的教育思想是戴震教育观的精髓，它的原则是批判虚伪、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求真、求实、求是的教育思想，即使在今天，这种思想“在全党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的今天尤有借鉴意义”。[7]

三、强调后天的学习

孟子认为“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8]这说明修养工夫不在乎后天之学习，只需寻回本然之心。而戴震认为只有后天的学习才能认识到真理，才能“求其真”。他说:

美丑是非之好恶以分，志虑从违为之也;是皆成性然也。有是身，故有声色臭味之欲;有是身，而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具，故有喜怒哀乐之情。唯有欲有情而又有知，然后欲得遂也，情得达也。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之得达，斯已矣。[3]197

戴震“追求理性的自我约束，显然更容易让人理解，也显然更容易把对人的行为的道德价值的判断原则导向个人的完全自主，对打破极端强调‘理具于心’而导致绝对化的‘理’禁锢人的思想具有重要意义。”[9]马克思说:“不管是人们的内在本性，或者是人们的对这种本性的意识即他们的理性，向来都是历史的产物。”[10]戴震强调了学习的作用，在于学习能了解客观事物的规律，避免了个人以随心所欲的个人“意见”取代“真理”的可能性。

问:孟子之时，因告子诸人纷纷各立异说，故直以性善断之;孔子但言相近，意在于警人慎习，非因论性而发，故不必直断曰善欤?

曰:然。古贤圣之言至易知也。如古今之常语，凡指下愚者，矢口言之，每曰“此无人性”，稍举其善端，则曰“此犹有人性”。以人性为善称，是不言性者其言皆协于孟子，而言性者转失之。无人性即所谓人见其禽兽也，有人性即相近也，善也。论语言相近，正见“人无有不善”;若不善，与善相反，其远以县绝，何近之有!分别性与习，然后有不善，而不可以不善归性。凡得失得养及陷溺梏亡，咸属于习。[3]186

人类是通过劳动而诞生的，教育是在人的劳动过程中形成的，“君子慎习而贵学”，[11]故能改变“心知”的方法只有一种，那就是“学习”，先天的不足能够倚赖后天的学习改变，所谓极其聪明的“上智”及愚笨的“下愚”都是可以通过学习来得到改变的，“下愚”之人若能够不断学习，让“心知”除去一切心灵上的一切弊端，那么“下愚”也能达到所谓圣人境界:

人与物，成性至殊，大共言之者也;人之性相近，习然后相远，大别言之也。凡同类者举相似也，惟上智与下愚，明暗之生而相远，不因于习。然曰上智，曰下愚，亦从乎不移，是以命之也。“不移”者，非“不可移”也，故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次也;困而不学之，民斯为下矣。”[3]24

也就是说，通过后天的学习，人是可以由精爽进于神明，即由蒙昧进而达到圣智的。芸芸众生，只要“加之以学”，都可以“日进于智”，“虽愚必明”，故“君子慎习而贵学”，“惟学可以增益其不足而进于智，益之不已。”[3]25是生知还是学知，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戴震认为人如果具有“不学而能”、“不虑而知”，教育也就成为无稽之谈;只有承认人是学而知之者，才会有学习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人人可以“现成良知”，“满街都是圣人”，这无疑是非常荒谬的，一个人生下来就能通晓各科知识的“生知”几乎是不可能的。礼义虽然人人都可以知，可以能，但这仅仅是可能性，前题必须是:“我非生而知之也，好古敏以求之者也。”[3]292学然后知是符合教育规律的，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生而不知者，是因为“不如丘之好学也”。

戴震认为教育的作用就是解“蔽”，人皆有“蔽”，有“蔽”并不可怕，它完全可以通过学习来克服。故戴震虽然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但他也反对那种忽视学生个性、填鸭式的教育。为此，戴震强调要因材施教:“言乎其具谓之材，因材而善之”。戴震之所以如此强调因材施教，是因为“材”是人的形成和发展的基础，而人的“材”质又往往不齐，这种差别能通过学习来克服，并不妨碍人的成长，通过学习也能达到圣人的境界。总之，人不是生而知之，只有“学”然后“知”，戴震否定那种认为每个人天然的就具有“良能”、“良知”道德先验论的说法。

[1]赵尔巽，柯劭忞，等．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九·儒林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7:1482．

[2]李开．戴震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版社，1992:108．[3]戴震．戴震全书:卷六[M]．合肥:黄山书社，1995．

[4]赵士孝．戴震论人、物的起源和人、物智力差别的产生[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6):12．

[5]印光大师．人道大纲，人禀天地之正气以生[M/OL]．http://www．zhihuisky．com/news/china/15538．html．

[6]赵忠心，周玲．讲故事谈学习[M]．沈阳:辽宁少儿出版社 ．1993:72．

[7]王智汪．论戴震的实事求是思想[J]．昌吉学院学报，2010(5):25．

[8]孟子(第1版)[M]．北京:中华书局，2006．

[9]吴宣德．戴震“理欲”说对宋明理学的继承与改造[J]．哲学与文化，2001(5):451．

[10]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67．

[11]张殿奎，王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纵横[M]．北京:红旗出版社，2011:272．

B249．6

A

2095－0683(2012)04－0010－04

2012－07－03

王智汪(1971－)，男，安徽枞阳人，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校文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