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伟

(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一、引言

翻译理论研究中对翻译的定义各不相同，但不管何种定义，都不会否认翻译是在两种文化之间进行的，因而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有学者指出，“文化翻译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翻译文化”［1］，但实际上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中时时处处面临着文化因素的处理，正如王佐良所说，“他处理的是个别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要处理”［2］。实际上，对于翻译中文化要素的处理，尤其是中国传统典籍中文化因素的处理，目前国内绝大多数学者都主张异化，反对归化，认为要采用直译的方法，通过添加注释的方法来传递其中的文化因素，但遗憾的是，许多相关的研究中，异化与直译，归化与意译，经常混用。笔者以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没有将它们的适用对象区分清楚。异化与归化只是对于翻译文化的态度，或者说，是翻译文化时译本呈现出的一种倾向。它是针对译本而言的。直译与意译是翻译的策略。它才是译者可以选择与掌握的。归化或异化只不过是这种具体选择的结果而已。异化时可能采用直译的技巧，但运用直译的不一定都是文化翻译中的异化。异化派往往把意译等同为归化，认为没有传递文化，结果往往是过度直译带来的“异而不化”［3］。其实，异化与归化并不是绝对二元对立的，二者是互补的。真正上乘的译本往往是异化与归化的融合，或者说是“异归均衡”［4］。典籍英译中的文化要素处理，从观念上与技巧上看，都不能过于偏向一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