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纪梅

（潍坊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

苏维埃制度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俄国人民建立的全新的政治制度。在制度创立和建设过程中，列宁赋予其丰富的内涵和深层的意蕴，使得这一制度具有多重涵义。厘清列宁对苏维埃制度内涵的认识和界定，我们才能正确理解苏维埃制度的精神实质，准确把握苏维埃制度的历史意义，从而为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指引方向。

一、苏维埃制度是一种特殊的民意代表制度

苏维埃制度首先是一种代议制度。列宁虽然崇尚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但从来没有笼统地否定过代议制度，而是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问题、从不同角度给予代议制度以公正的评价。他充分肯定代议制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进步意义，并认为代议机构是实现无产阶级民主的必要组织形式，指出：“摆脱议会制的出路，当然不在于取消代表机构和选举制，而在于把代表机构由清谈馆变成‘工作’机构。”[1](P151-152）即代表机构中的议员必须亲自工作，亲自执行自己通过的法律，亲自检查实际执行的结果，亲自对选民直接负责。所以，在由“清谈馆”变为真正的工作机构后，代表制度仍然存在，只是代表们所享有的特权地位不再存在。苏维埃制度就是列宁所设想的这种理想代议制的现实模式。在苏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被选举出来的苏维埃代表既是立法者，又是法律的执行者和检查者，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苏维埃制度实行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的原则。地方苏维埃代表由工农兵群众直接选举，上级苏维埃由下级苏维埃推举的代表构成，而不是由选民直接选举。选民和选举单位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罢免或者撤换自己选出的代表。可见，苏维埃制度实行的并不是完全由人民自己管理国家的直接民主。它结合了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的做法，而且间接选举在一定程度上占据了主导地位，由此我们可以断定俄国的苏维埃制度属于典型的代议民主制度。只不过苏维埃制度与西方议会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是超越了资产阶级议会制的代表制度。

作为代议制的一种形式，苏维埃制度与西方国家议会的角色和功能具有相同之处，都是民意机关和立法机关。但苏维埃制度创造了代议民主制度的特殊形式。首先，苏维埃制度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原则。在西方国家，议会是政党活动的核心场所，政党则是议会开展活动的核心动力。但在苏维埃俄国，政党与苏维埃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各级苏维埃及其执行委员会必须接受俄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苏维埃制度必须坚持的一项重要原则。党对苏维埃的工作和活动进行全局性的政治指导，而不是琐碎的、经常性的干预。这就意味着党和苏维埃是政治领导关系，而不是组织上的上下级服从关系。因此，共产党领导苏维埃，但不能包办代替苏维埃的工作，不能对苏维埃发号施令。凡是国家重大事务的决定，只有经过苏维埃按照法定程序审议通过形成决议或法律后，才具有普遍约束力。同时，各级党组织在遵守宪法和法律方面必须接受苏维埃及其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也就是说，党对苏维埃实行政治领导，苏维埃对党进行宪法和法律监督，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党政关系的新型模式。可惜的是，列宁的这一理想构思后来发生了异变，党的权力变得无所不包，而苏维埃却逐渐失去了对党的监督。其次，苏维埃制度实行“一院制”。西方国家议会一般分设两院，两院都具有立法和监督行政的权力。与此不同，苏维埃制度实行以独立的代表大会行使立法职权的制度，制度内部采用代表大会和委员会的两元组织结构，委员会是代表大会休会期间的全权代表。这一制度的优点在于代表机构单一，责任明确，立法和决议程序的通过较为简便，更能代表无产阶级意愿，体现无产阶级民主，减少立法机构本身的纠纷与冲突。再次，苏维埃制度体现了民主与集中相统一的精神。西方国家议会是按照三权分立的指导原则建立起来的，而苏维埃制度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建立起来的。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人民代表苏维埃统一行使国家的一切权力。其他一切国家机关受人民代表苏维埃的监督并向其报告工作。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在讨论和表决各项决议时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实行绝对多数原则，即由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赞成才能通过。

二、苏维埃制度是一种崭新的国家治理体系

与西方的议会不同，苏维埃不是简单的立法部门，而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生成者和规定者。列宁对苏维埃这一意义的认识是以对西方议会制度的结构性弊病的分析和批判为前提的。在列宁看来，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结构性缺陷主要表现在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立以及议会脱离群众。一方面，在议会制下，民主制被“局限于民主选举，局限于有权把代表人民和镇压人民的人送进议会。”[2](P286）选举结束后，人民的民主权利也就随之结束。另一方面，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离使得议会变成了“清谈馆”。列宁指出：“任何一个议会制的国家，从美国到瑞士，从法国到英国和挪威等等，那里真正的‘国家’工作是在幕后做的，是由各部、官厅和司令部进行的。议会专门为了愚弄‘老百姓’而从事空谈。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甚至在俄罗斯共和国这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里，在还没有来得及建立真正的议会以前，议会制的所有这些弊病就已经显露出来了。”[1](P151）本是民意代表机构的议会，随着资产阶级政权的巩固逐渐失去了革命性，沦为官僚主义的牺牲品。苏维埃制度深入发展了资产阶级民主进步性的一面，即居民参加对公职人员的选举，使劳动群众得以广泛、经常、普遍、简便地行使选举权。同时摒弃了资产阶级民主制消极的一面，即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的议会制，把两种权力合而为一，使国家机构接近劳动群众，由此建立起一整套全新的国家治理体系。

苏维埃制度这一新型国家治理体系包含三点最基本的规范：第一，苏维埃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在整个国家政权系统中占据首要的和全权的地位；第二，全国和地方苏维埃由公民通过直接或间接选举方式选出的各级苏维埃代表组成；第三，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相统一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虽然苏维埃制度在列宁之后的不同历史时期都有所变化，但上述规范性的内容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议行合一”的权力建构原则反映在具体的苏维埃政治体制上，主要体现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之中，即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是苏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一切政府权力的唯一来源和归宿；由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派生出来的各种政府机构都位于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之下，受其领导和监督，不得与之平行或抗衡，更不得超越其上。在列宁时期，这一体系具体表现为，在苏维埃制度下，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由它选出并向它负责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全国的最高立法、执行和监督机关；最高行政机关人民委员会由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全俄中央执委会批准成立或任免，由其监督，对其负责。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全俄中央执委会的职权是处理一切具有全国性的问题，其中包括批准、修改和补充宪法；批准和约；确定与变更国界；同外国发生交往、宣战与媾和；批准成立和罢免人民委员会；批准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制定全国性的法律，等等。在这些职权中，前两项专由苏维埃代表大会行使；第三、四项只有在无法召开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情况下，才由全俄中央执委会行使；而其余各项职权，全俄中央执委会均有权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不超过200人，参加各人民委员部和地方国家机关的工作，或执行全俄中央执委会的各项特别委托。人民委员会总揽全国的一切行政事务。这样的国家治理体系，在制度原理上完全超越了西方式的三权分立，体现了立法权与行政权相统一的原则。

三、苏维埃制度是一种有效的社会管理系统

苏维埃制度不仅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政权组织形式，还为当时的俄国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控制手段。20世纪初，俄国资本主义虽然有所发展，但现代化程度还非常低，仍然保留着大量的封建残余。整个社会处于新旧制度剧烈碰撞的动荡和变革时期。传统的沙皇专制制度和移植于西方的议会制度都无法有效控制社会，“在政府的愿望和其控制全体人民的能力之间一直存在着一条鸿沟。”[3](P142）革命中自发产生的苏维埃囊括了一切劳动者，从最基层的厂苏维埃、矿苏维埃乃至车间苏维埃到区或市的工人代表苏维埃，苏维埃组织遍布俄国，成为组织群众的一种有效形式。布尔什维克执掌政权后，进一步完善了苏维埃组织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个从中央到最小村落的权力机构网络。苏维埃承担起了社会动员、社会控制和社会管理的职能。在中央层面，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它组织政府、管理着国家；在共和国和各省市，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为地方各级最高权力机关，同时，各执行委员会又是地方的行政机关，接受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双重领导；在县、乡等基层，最高权力机关是县乡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行政机关是执行委员会，村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它们的全体选民会议。基层苏维埃既是国家政权的神经末梢，同时又是把基层的人民群众组织起来的一种有效的自治组织。这样，苏维埃既控制着其辖区内的社会资源的管理和有效调配，同时又作为一个子系统融入到国家的整体中去。

通过苏维埃，每一个村镇、每一个城区的人民都进行着自我管理的伟大试验。在政治上，苏维埃依靠它的层层组织把广大劳动群众组织起来并卷入政治领域。为了使选举能更好地代表人民的利益，列宁明确提出用苏维埃的生产单位代表制代替地域代表制，即在苏维埃制度下，选举单位和国家的基层组织不按地域划分，而是按经济和生产单位(工厂等)划分的。这种选举办法可以使苏维埃同各个行业和生产单位、经济单位建立密切的联系。此外，苏维埃的多级选举制也保证了广大群众与代表之间和政权机关的紧密联系，因为劳动者与基层苏维埃之间、基层苏维埃与上级苏维埃之间及各上下级苏维埃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相互依赖关系。在经济上，苏维埃是苏俄经济生活的主导者。在以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苏俄经济体制中，苏维埃机关一直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各机关的工作效率和本身所具有的权威是规范经济行为、政策行为和正常的经济秩序、政治秩序、社会秩序的重要保证。列宁曾指出，通过苏维埃可以在全民范围内实现最精确的、最认真的计算和监督，即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工人监督，“没有苏维埃，这个任务至少在俄国是解决不了的。”[1](P298）在思想文化上，国家通过苏维埃机关对思想文化领域进行统一调整和管理。如对于出版事业，苏维埃规定所有出版事业被置于国立出版社的统一管理之下。国立出版社隶属教育人民委员部，由编辑局领导。编辑局制定并批准所有出版计划及预算，下设各编辑部门、出版（技术）部门和普及部门。对于创作活动，列宁主张国家政权在保证创作活动自由的同时对艺术创作过程进行有计划的指导。十月革命后，他在同克拉拉·蔡特金的谈话中这样论述苏维埃政权与创作活动的关系：“革命已使苏维埃国家成为艺术家的保护人和赞助人。每一个艺术家和每一个希望成为艺术家的人，都能够有权利按照他的理想来自由创作，不论那理想结果是好的还是坏的。这样你就碰到激动、尝试和混乱了。但自然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决不可以把手插在衣袋里，听任混乱随意滋长起来。我们还必须有意识地努力去引导这一发展，去形成和决定它的结果。”[4](P10）总之，苏维埃制度是一种卓有成效的社会管理系统，它“为先锋队即被压迫工农阶级中最有觉悟、最有毅力、最先进的部分提供了组织形式，所以它是被压迫阶级的先锋队能够用来发动、教育、训练和领导这些阶级全体广大群众的机构，而这些群众向来都是完全处在政治生活之外，处在历史之外的。”[1](P296）

四、苏维埃制度是一种全新的国家制度类型

苏维埃制度是在本质上完全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种国家制度的全新的国家类型。资产阶级曾宣称他们的国家是最民主的国家，列宁对此进行了深刻剖析，认为只要存在着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就只是少数人的民主。他说：“凡是存在着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资本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不管怎样民主，都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资本家用来控制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机器。至于普选权、立宪会议和议会，那不过是形式，不过是一种空头支票，丝毫也不能改变事情的实质。”[5](P37）列宁还考察了资产阶级民主的结构，认为无论是在与选举权相关的居住年限、妇女被排斥等微小细节上，或者是在代表机构的办事手续上，还是在行使集会权的实际障碍上，到处都存在对民主制度的重重限制、排斥和阻碍。这些阻碍和限制看似微小，但加在一起就把穷人排斥和推出政治生活之外，使他们不能积极参加民主生活。通过分析，列宁指出了议会民主的实质：“极少数人享受民主，富人享受民主，——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1](P189）在对资产阶级民主本质进行剖析的基础上，列宁对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民主制度作了设想。他认为广大人民群众“不仅仅需要民主形式的代表机构，而且需要建立由群众自己从下面来全面管理国家的制度，让群众有效地参加各方面的生活，让群众在管理国家中起积极的作用。”[2](P287）苏维埃制度按其意义和所创造的国家政权类型来说，正是这样一种民主制度。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其根本的意义就在于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欺骗和虚伪，废除了土地和工厂的私有制，把全部国家政权集中在了劳动群众手里，第一次建立了穷人的而不是富人的民主制度。在列宁看来，这是一种更高类型的民主国家。早在十月革命之前，人们普遍地还没有把握苏维埃的实质时，列宁就指出：“工兵农等等代表苏维埃目前还没有为人们所理解，这不仅表现在大多数人还不明白苏维埃的阶级意义及其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而且表现在他们还不明白苏维埃是一种新的国家形式，确切些说，是一种新的国家类型。”[1]P47）这一新的国家类型与旧的国家类型之间的区别在于苏维埃制度打碎并铲除了军队、警察、官吏等国家压迫机器，用民兵代替警察，官员由人民直接选举，随时可以撤换，只领取相当于工人的工资；发挥群众自主的政治生活，让他们自下而上地直接参加全部国家生活的民主建设。苏维埃制度建立后，列宁高度赞扬了苏俄人民在参加管理国家方面所做出的巨大成就，指出：“在吸收工人和贫苦农民参加国家管理方面，苏维埃共和国过去几个月所做的事情，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连十分之一也没有做到的……，是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共和国在几百年内没有做到而且不可能做到的。这就决定了苏维埃的意义，由于这一点，苏维埃就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口号。”[1](P771）

[1]列宁选集（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列宁全集（第 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美]沃尔特·G·莫斯.俄国史（1855—1996）[M].张冰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

[4][德]克拉拉·蔡特金.列宁印象记[M].马清槐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5]列宁选集（第 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