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伟林，唐迎欣，谢婷婷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桂林541004)

受访者:潘 琦

采访者:黄伟林、唐迎欣、谢婷婷

录音整理:谢婷婷

访谈时间:2012年10月24日晚

访谈地点:桂林正阳街玉茗堂

黄伟林:潘主席好，您写过大量散文随笔，也写过一些小说，是一个作家;您也写过不少歌词，您作词的歌曲《三月三九月九》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首届中国音乐金钟奖，是一个作词家;您还出版过多部书法作品集，如《潘琦书法作品集》、《墨海探笔》、《唐诗墨韵长卷》，是一个书法家。今天我想了解的是，作为一个生长在罗城的仫佬族人，您是什么时候接受的书法教育，从什么时候学习书法的?仫佬族生活环境中，有怎样的书法学习氛围?我想问的是，您在童年、少年时代，曾经学习过书法吗?当时的罗城，有怎样的书法教育环境?

潘 琦:我生长在仫佬山乡的一个很偏远的地方。人们对仫佬族不是太了解，其实仫佬族是非常崇尚文化的。我的祖辈都是读过书的。我的曾曾祖父，他的字写得非常好，我小时候看过他抄的诗词、他的书法作品，可见我们家族就是一个非常崇尚文化的家族。我父亲这一辈因为贫穷，文化水平不太行。到了我们这一辈，我大哥、二哥的书法都非常好，我爱上书法，就是受了他们的影响。

黄伟林:这说明你的家乡是有练书法氛围、练书法传统的。

潘 琦:对，有这个传统。村里的老人对我们说，字不好，别人就说你写字像鸡扒一样，看不起你的。我大哥当过兵，字写得很好，他在部队时经常出墙报，他写给我们的信字很工整。他退伍回来的时候，我读小学。我问他:“你的字为什么写得这么好?”他说:“一个人，字是外才，其他知识是内才，通常人们看一个人先看外才，字不好，首先给人的感觉是这个人没有多少文化，所以我决心把字练好!”从那以后，他就要求我跟他一起学书法，但是当时没有好条件，笔墨纸张都没有，用水在石板上写，用树枝在沙地上写。我开始正规学书法是在初中，当时我曾拿给他看，他说:“这个不叫书法，写得乱，不成字。书法要一笔一笔写，讲究章法、笔法。练书法时笔要拿稳，你写字的时候，我从后面抽你的笔，抽不掉才是稳的，证明你手有力量了”。所以我当时先练悬腕。

对我刺激最大的一件事是，1964年，我上大学以后回家过年，当时村里人就说:“你上大学了，字应该写得不错，你来帮写幅对联，看看你的书法怎么样?”当时我一口气写了十多幅对联，我大哥看了，说只有一幅过关。这事对我刺激很大。我自己练这么多年书法，还不行。后来，看了村里几位老人写对联，写的很不错的，我读书开蒙时的那位老先生，姓吴的，也是书法非常好的。我自愧不如，决心继续苦练。

还有一件事对我刺激也很大。大约是1965年吧!在大三的时候，我们到三江县某个寨搞“四清”。寨里要立个碑，我们同行的一共8个人，只有我会写点字，他们就推荐我去写。后来我写来写去，寨子的人都感到不满意，我没信心写下去了。我说，算了吧!还是请别人写吧!后来请一个中学老师来写。我说:“老师，还是请您来写，这个碑是要流传下去的，我书法功底不够，要出洋相的”。后来这位老师写了，他写隶书，写得挺好。我负责立碑这个事，一直看他写，跟他学隶书，大约20天。现在我还保存着他教我时写的偏旁部首。

这两件事让我觉得没有书法真是不行，进一步坚定了练好书法的决心和信心。

黄伟林:我曾经读过您的一个短篇小说《不凋谢的一品红》，里面写了一个艺术学院毕业的女教师，这位女教师是一位画家，她曾有意无意地给小说的叙述者留下了两幅画，一幅是她的油画自画像，另一幅是水彩风景画，这幅画的核心景物就是一株寒冬中傲霜雪、顶朔风的一品红。读这个小说，我感觉到您对美术颇有研究，不知是否如此?您什么时候对美术史、美术理论发生过兴趣?

潘 琦:我们家族是没有人会画画的，但是我们仫佬山乡风景非常美，对我美感的培养有很大关系。当时没有照相机，我对着这么好的风景就想，如果我能画画就好了。我高中的时候曾经学过画花鸟，自学的，画得不是很好。通常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美好的风光对人的心情有非常大的感染力，可陶冶情操，净化心灵，提高素养。我们仫佬人心不浮躁，很平静，邻里关系、族人关系都很和谐友好，这与仫佬山乡秀丽的风景有关系。我对美术的兴趣和后来文学作品塑造的人物也是受这方面的影响吧!

参加工作以后，我有更多的机会到处走，看到更多更美的奇山秀水，我觉得我们河池山清水秀，山美水美。风景对人的性格的陶冶是有帮助的，大山人的性格和草原人的性格就很不同，所以我的很多文学作品都写一种大山人的性格，比如《仡佬书记》、《不凋谢的一品红》等作品。我写的人物原型都是从大山出来的人，最底层的人物。这种美术的修养对文学创作非常有好处。所以一直到后来在领导岗位上工作，我对美术都情有独钟。尽管我不是直接去画，但是我对美术的欣赏、美术的鉴别、创作的理念是读了一些书，做过一些研究!

当了宣传部长以后，我就一直在思考广西美术的发展问题。用战略眼光来看，美术应该是广西文艺事业中的一项重要的事业。广西有那么好的山水、那么好的画家队伍，但苦于没有把他们组织形成一个群体。到了1999年，我开始思考打造“漓江画派”的问题。我看过阳老(注:阳太阳)的讲话，他只是提过这件事，没有具体的内容。我也翻阅了岭南画派的一些资料，了解其发展的历史。当时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广西美术不一定要依附着岭南画派，现在我们有条件，有潜力另立门户。另立门户，以什么为支撑呢?我认为漓江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载体，代表着广美术的特点，而且有一大批画家都在画漓江，用漓江这个牌子，凝聚广西画家队伍是有号召力的。所以我就心里有底了，要打造“漓江画派”。第一次跟有关部门领导谈的时候，我说:“你把广西所有的画家召集到南宁饭店，我跟南宁饭店的老总讲过了，吃住三天不要钱，我跟他们谈一谈，他们也可以在那里”。我召集画家去了以后，恰好有其他工作暂时不能参加，请画家们等一两天。结果这个同志叫画家们帮他画了一大堆画就散了。我说:“我是找画家们来开会，研究美术工作的，不是叫他们来画画的!”他说:“我以为你是召集他们来画画的”。我说:“我是想和画家们商讨一些美术理论问题，为了在理论上升华广西的美术事业，不是来画画啊”!

后来我就请广西美协组织画家们开了一个会，这是个务虚会，讨论打造“漓江画派”的问题。当时我第一次提出“漓江画派”这个概念，引起了很多争论，有人说“漓江画派”不是政府打造的，而是自然形成的，用行政的办法打造一个画派行吗?有的说，一个画派怎么打造等等。我听了，笑着对大家说，其实“漓江画派”就像一个金矿，由政府开采出来，然后提炼，慢慢敲打成金戒指、金项链，而靠自然的、民间的打造很难形成。现在画家的群体是分散的，要形成合力，成画派，靠组织起来，政府可做这件事。

这次会议基本达到一个共识，就是广西美术要自立门户，形成派系，打造“漓江画派”是个思路。后来我们在桂林召开第一次“漓江画派”研讨会，请了区外不少美术界的专家、学者，中国美协刘大为主席也来了。我在会上作了“关于打造漓江画派的思考”主题发言，对漓江画派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定义、性质、特点、发展前景等作了全面的阐述，引起到会专家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并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刘大为主席给予了充分肯定。后来他问我:“你学过美术没有”?我说:“没学过”。他说:“你怎么想起这个东西”?我说:“我只是对广西文化有爱好，就做了些研究，笨鸟先飞嘛。我看了很多资料，做了一些调查研究才得出这个概念，可不是一拍脑袋说出来的”。他说:“你真是外行人讲内”。

黄伟林:你当时讲的要另立门户，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文化自觉。

潘 琦:对，文化自觉!因为岭南画派已经名存实亡了。你再依附人家，靠不住了。不能吊在一棵树上等死，必须另找出路，另立门户，求人不如求己。就这样，漓江画派慢慢做成今天这个样子。在这里我想说明一下，漓江画派的诞生，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不是一个人的功劳，是广西美术界广大画家的共同努力结果，众人拾柴火焰高嘛。

黄伟林:上世纪60年代，您主要在大学求学，经历了一个动荡的年代，您在大学时代，有过书法训练吗?大学生活对您的书法有什么影响?

潘 琦:我上大学读的是政治系，跟艺术不沾边。上课我的笔记非常工整，也在练字。后来搞“文革”，抄大字报，写大标语，对提高我的书法水平很有好处。功底以及后来的发展，就在这个时候奠定了基础。我在“文革”是“保皇派”，不去打砸抢，自己在宿舍里看书，抄大字报，你们写好了我帮你抄，抄了一年多的大字报。后来我们几位同学搞了一个长征队，到了江西井冈山瑞金，住了半个月，采访当年的红军，写了文章，出的第一本册子《毛主席在红都瑞金》，是一个很薄的油印本，大概有万把字吧，全是我刻钢板印出来的。刻钢板也是练字啊!这个对我书法功底的训练也非常有好处。

黄伟林:整个70年代，您主要在河池地区从事行政工作，这十来年时间，您的书法才能对您的工作有过什么样的帮助或者积极的影响?

潘 琦:影响很大。我在县里工作5年，有3年是搞报道的，我全用毛笔写稿。我的第一篇稿子送到《广西日报》，一个女编辑说:“哟，这个人奇怪了，人家用钢笔写，他用毛笔写，字迹非常清秀”。后来她见到我就说:“你的字写得很不错，看到你字，就想用你的稿子”!

因为我的字写得好，文章也写得可以，所以当时被地委办公室看中了。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自治区办公室工作会议，我当记录员。记录本被秘书组收回去，他们一看就问，“这个人是哪个组的”?后来有人说是河池罗城的某某人，他们说，“哟，从来没有人连记录都写得这么认真”。所以我从罗城调到了河池地委办公室，在那里工作了五年。写所有材料都坚持用毛笔;特别是给领导写讲话，毛笔字又大，领导不用戴老花眼镜，很喜欢的!

上世纪70年代后期，覃应机老主席(注: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主席)每年都带着几个人回河池视察调研，每次都要写个调查报告。有一次他带着五个人搞调研，结果写调查报告人手不够。有人提议“河池的潘琦能写，叫他参加”，于是我就参加了。报告一共三个部分——基本情况、基本经验，提出要求。他们把主要部分给我来写，就是写经验部分，我第一次给自治区的大领导写稿子，很紧张，怕写不好。我写了三天三夜，终于写完了。应机主席召集我们写稿的人一起讨论，他开始就问:“第二部分谁写的”?自治区的同志就说:“是河池的小潘写的”。我当时的心就吊在那里，怕领导批评。应机主席说:“看来人家地区的人比你们自治区的人写得好”。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下来了。这样，在领导的印象中，我这个人文章写得不错，字也写得可以。

有些事情就是那么巧，叫人意想不到。1979年，应机主席的秘书超生，按政策规定被处分了，于是政府办公厅给主席配新的秘书。人事部门推荐了四个人，应机主席都不要。他说:“把河池那个小潘调来就得了”。就这样，我第二天就去南宁报到了。上班的第一天，我到主席办公室报到，说:“覃主席，我来报到了，您有什么指示”?他说:“当好秘书就六个字:老实、勤快、保密，就这些”!后来这六个字让我受用一辈子。

黄伟林:80年代以后，您调到南宁，长达30多年的时间，仍然是从事繁忙的政务工作。不知您是用什么时间学习书法?在这漫长的半个世纪中，您是否有过较宽裕的时间从事书法创作?

潘 琦:在南宁地区工作那段时间是我书法最低谷的时候。1988年到南宁地区当副书记、副专员，1990年到区党委宣传部当常务副部长，1992年回到南宁地区当书记。这几年工作非常繁忙，没有时间练书法了，写材料就用钢笔，来不及用毛笔了。所以这几年就荒废了。1995年到宣传部当部长以后，就开始拿回自己的毛笔了，但是时间是不宽裕的，办公室也没条件，没有书法桌，我就偶尔晚上写一写，但总算把书法捡回来了。

我当宣传部长的时候，大概1997、1998年，沈北海同志在河池当书记，那次我到河池，他找了一段很长的话，要写成书法长卷，这是我第一次写长卷，大概有七八米，一气呵成。写完后，北海同志很满意，我也感到我的书法功力回来了。现在这幅长卷他收藏起来了，这是我第一个长卷，是很珍贵的。从那时起，我又重新树立起了练好书法的信心。那段时间我的书法由低谷、荒废到慢慢重新捡回来，到了这个时候，开始有信心了。之后，我便经常练习书法，发展到今天，应当有很大提高。

黄伟林:您长期担任领导工作，同时从事文学写作和歌词写作，那么，您从什么时候开始，用比较多的时间，比较专注地投入书法创作?当时为什么选择了从事书法创作?

潘 琦:我觉得一个领导有三种威信，一是职务威信，二是文化艺术威信，三是人格威信。我们过去只重视第一种职务威信，而忽视了文化艺术威信和人格威信。我觉得我们应当强调后两个威信。职务威信是暂时的，而文化艺术威信和人格威信是永远的。作为一个领导，需要培养自己的文化素养、艺术素养。我觉得自己在文学上已经有一定的成就了。艺术方面，我喜欢书法，应当也可以捡回来并有所造诣，这也是我的优势，是我提高艺术威信的侧重点，比较容易，不需要重头再来。若是要我去搞美术、摄影、唱歌等其他的艺术，我没有功底，就很困难，还是发挥自己的特长吧!

2002年我当副书记以后，可以抽一些时间专门练书法，在办公室有个书法桌了，开会前，会议结束后的闲暇之际我就练书法，下乡晚上没事也练习书法，节假日很少出去玩，就在家练习书法。后来到人大，时间更充裕了，天天坚持练书法。经过一年时间努力创作，2006年，我搞了第一次个人书法作品展。至今已先后举办了8次个展，书法成了日后的重要事业。

黄伟林:我发现您比较喜欢书法长卷创作，是受谁的启发?您觉得长卷创作有什么特点?您为什么喜欢长卷创作?

潘 琦:很多书家都写过长卷创作，像现代的沈鹏，古代的黄庭坚、王羲之等人。我觉得长卷创作有三个好处。第一，可以锻炼一个人的毅力，写几米几十米，字迹都要一样，没有毅力不行。第二，可以审视一个人的书法功力，整个长卷的布局、内容、结构、章法和笔法都体现在这里，它是一种综合性的书法艺术。第三，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审美观，因为长卷的字不是千篇一律的，要考虑布局的错落有致。长卷字体的选择等等，都要给人一种美感，养眼，舒服。如果整个长卷黑麻麻一片的，就有失美感。因此，在长卷的结构要抑阳顿挫，高潮低潮结合，这样才让欣赏者看得下去。第四，书法长卷是一种珍贵高雅的艺术作品，创作长卷，对提高自己书法水平，作品艺术品味以及作品的价值都有很大的好处。

我现在已先后创作了40多幅长卷，最长的是《宋词》128米，还有《唐诗》108米，《毛主席诗词》60米，《百龙》25米，其他的都是二三十米、十多米。

黄伟林:作为书法家，您主要受哪些书法家的影响?您最欣赏的书法大师是哪些?

潘 琦:我说这话不是自高自大，我从来没有去故意临摹谁和崇拜谁，但是我集百家之长来融合成自己的风格。如果总是临摹人家的，不融合成自己的，练来练去，还是别人的东西，有什么用呢?所以有句话叫作“大胆地走进去，勇敢地走出来”，进去是人家的，出来一定要是自己的，这就是书法成功之道。

我非常尊敬中国古今的书法家，但是我绝对不会去专门临摹某个人的书法。我主张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创新。因为中国古代给我们留下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几千年的传统，我们为什么不在前人的基础上创造出有我们现代元素的书法?为什么不在前人的基础上创新?但是我又反对一些现代人乱广的书法，根本不成其字，谁也看不懂，看不清什么字，不是写字，而是画字，这就失掉了碎法本身的意义了。书法应当既有传统的基因，又有现代的元素，还有现代的人文精神融合在里面，这才是真正的现代书法。

黄伟林:作为一个文艺领域的多面手，您能否说说文学创作、歌词创作，甚至行政工作对您的书法创作有什么影响?

潘 琦:作为领导，你字写得好，人家看得懂，为群众写幅对联什么的，就拉近了跟群众的距离，群众就更尊敬你。你如果字写得草，人家看不懂，会有一种畏惧感。通过参加一些书法笔会，也结交了很多书家，画家朋友。我到哪里去，跟文艺界(包括书法界)都有共同语言。对做好宣传文化工作很有好处。

黄伟林:你的文学创作、歌词创作对你的书法创作有什么积极的影响?

潘 琦:其实音乐对书法是有影响的，音乐有节奏感，讲轻重平仄，书法也讲轻重和节奏。你看一幅书法，也有听觉在里面，有音乐在里面的。比如“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寒”这个字就大，对整幅字的布局是有影响的。古代诗词比较好写成书法，因为它有形，山啊云啊，有形。书法最怕写没有形的字，像“了”字、“一”字、“不”字就很难写，字型上不太好写，还有现代一些政治词语也不好写。“观海听涛”、“云鹤游天”，有形了，一写就能写出气势。所以我们创作的诗词、歌词一定要有形，没有形，不感人。书法讲究先有形，后有字。“飞”、“凤”、“鼎”这三个字就非常难写，但写好了，你的书法就基本过关了。有句话叫“好手难写飞凤鼎”，所以一开始练字就写“飞”、“凤”、“鼎”。

黄伟林: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倡导“八桂书风”的?能否说说“八桂书风”这个名词的由来?

潘 琦:2009年书协的一个总结会，我去讲话，我就提出了“八桂书风”的概念。当时提出“八桂书风”，一是广西的书法要像“漓江画派”一样，要有一面旗帜、一张名片;二是广西书法家要团结起来，同心协力发展书法事业，不能各自为战，一盘散沙。“八桂”是广西的统称，“八桂书风”不是指某个人某个书体的风格，而是指广西书法的整体风格、风范、风尚，容纳广西四面八方的书法家的字体、风格和创作经验。是对广西书法的一种概括，总的代名词;三是广西书法事业发展靠广大书法爱好者共同的努力，因此要组建一支专业、业余结合，城乡结合，老中青结合的队伍，这件事要靠文联来组织起来。当时我提出来，得到广西书法界都赞同。他们说:“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品牌，有了一面旗帜了”。在“八桂书风”的旗帜下把广西的书法家云集起来，有一个展示的平台。

2009年8月，沈鹏老先生来广西，我作为文联的领导，在跨世纪大酒店会见沈鹏先生，讲了关于“八桂书风”概念的想法。沈鹏先生当时马上肯定，说:“你这个想法是中国书法界的一个创新”。他说:“现在很多省份的书法都没有办法集合在一起，各人各展神通”。我说:“我就想用八桂书风来凝聚大家，形成一种整体力量，就像集装箱”。他说:“这个好，我支持你们搞这个”。我心里就有底了。后来他几次来南宁都问我搞得怎么样。2010年，“八桂书风”精品晋京展，这是广西书法界第一次以整体的形式到北京首府展出。建国60年了，广西书法才在北京露面，引起很大的反响。很多人，特别是在北京的广西人，感到非常震撼。我们开了一个“八桂书风”研讨会，很多专家都肯定，广西搞“八桂书风”是一个创新，能够集合那么多书家参与，“八桂书风”包容性很大，这是了不起的。这时候我觉得心里踏实了。

黄伟林:那你觉得“八桂书风”有什么价值?

潘 琦:“八桂书风”的价值，一是有了一面团结广西所有书法家的旗帜，能为广西书法发展贡献集体力量。二是通过这个不断提高广西的书法文化水平，可以利用这个平台、品牌，广泛开展书法艺术的研究和交流，推动书法事业发展。三是通过这些年的努力，出现了“八桂书风”的新现象。

这个“八桂书风”新现象有三个方面的表现。

第一，广西八群众性书法创作活动普遍开展，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八桂书风”的塔底铺宽了，基本打牢了;第二，专业书法家队伍不断扩大，水平不断提高，冲向全国大奖的人数不断增多;第三领导层爱好书法的人数增多。一个省，有十几二十个省级领导喜欢书法是不多见!我们举办了9个省级干部专题书法展，引起很大轰动。中国书法家协会的赵长青书记讲“八桂书风”，呈现广西书法新现象，容纳百家、各种群体，群众的、专家的、领导的都全动起来了，是个好现象。过去广西是70天没有一个书画展，现在是一天7个展。而且，我们广西这么一个贫困的地区敢于申办全国第十届书法国展(书法国展相当于书法界的奥运会)，我们和上海合办，这是难能可贵的!

黄伟林:历史上，书法曾经是中国文人安身立命的最基本的技能，是传统中国的国粹，您对书法这一中国传统文化有什么看法?

潘 琦:五千年来，书法作为国粹，对推进中国文化是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也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应该继续弘扬。但是，现代电脑、网络的使用，对书法的冲击很大，会书法的人少了。所以有的人担心书法到哪一代就毁灭掉了。好在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都重视，文化建设重视书法艺术发展。现在书法已经进入中小学的课堂，而且有些大学已经有了大批的书法研究生来从事书法研究和发展事业。所以，书法要继续抓下去，采取老中青三结合传帮带的方法，中国的书法国粹还是会发扬光大的。对广西当前的书法发展形势，我充满了希望，也充满了期待，充满了信心。相信“八桂书风”若干年后会在中国书法界占有它应有的位置，立于书法之林。

黄伟林:目前您在您个人的书法创作上还有什么新的计划?与文学创作、歌词创作相比，书法在您个人生活中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作用?

潘 琦:现在我退休了，在文学创作上可能会慢一点，但我今后将会用三分之二的时间进行书法创作，三分之一的时间搞文学创作。我现在就是做这四件事:练书法、喝油茶、写文章、讲笑话。练书法是第一，书法可以养身、养心、养神、养颜、养家。我将会尽心尽力为广西文化的发展继续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