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翠

(百色学院 政法系，广西 百色 533000)

农业在人类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对农业生产攸关的雨也变得极为重要，因此原本作为宗教活动的祈雨行为不断仪式化、规范化成为，一种政治性行为。而有宋处于灾害频繁的气候变迁期［1］23，故官方祈雨活动空前活跃。通过对宋代官方祈雨行为主体的考察，可以明了宋代官方祈雨活动所蕴含的政治及文化意味。与祈雨行为相关环节甚多，本文拟从最核心要素活动主体着手分析。

根据组织与参与者的不同，祈雨活动可分为官方祈雨活动与民间祈雨活动两大类。本文仅以官方祈雨活动的行为主体为考察对象，即由不同级别官方主持的祈雨活动。

一、中央有司组织和主持的祈雨

古代中央有管理祭祀礼仪的专门机构。由中央有司组织和主持祈雨始于周代，即雩祀。这时有司已经取代巫师主持祈雨仪式，巫的地位明显下降，但仍扮演重要的角色，据《周礼·司巫》:“若国大旱，则率巫而舞雩”。具体过程则常为皇帝或王室履行，通过盛大礼仪表现，意义远超一般的官方祈雨活动。

关于雩祀的举行目前学界存在不同意见:主流意见认为雩祀分两种，一为每年孟夏四月的例行祭祀，即“常雩”;一为因天旱不定时举行的“大雩”也称“旱雩”。但也有人认为雩祀并非“例行之祭”，而是有条件的。只有春旱或长久的天旱持续到春播时才举行“诸雩旱不雨”;即使旱灾形成，也不立即举行雩祀，而是根据旱灾的地点和严重程度，依次举行不同形式的祈雨活动，然后因时依势，根据旱情及预后决定雩祀与否［2］72。

管理祭祀礼仪的专门机构在宋代为礼部与太常寺。据《宋史·职官三》礼部“掌国之礼乐、祭祀、朝会、宴飨、学校、贡举之政令。祭之名有三: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庙曰飨”［3］卷163。据《宋史·职官四》太常寺“掌礼乐、郊庙、社稷、坛壝、陵寝之事”且祭祀时充当主祭人皇帝的助手。祈雨是其职责之一。宋代为旱灾多发期，故宋人对祈雨祭祀更加重视。宋初便定孟夏雩祀为国之大祀，故中央有司部门每年都要循唐旧例进行雩祭“皆以始封受命创业之君配神作主”［3］卷100。

在这种祈雨行为中主持活动的中央有司官员不具有神性和特殊的沟通能力，只是作为礼仪的组织者和主持人。换言之，只是一种职业性行为，是这些官员作为皇帝的臣子需要履行的工作职责。但值得注意的是，巫在祈雨活动中的角色不断被分解，其神圣的角色部分逐渐被国家的象征——皇帝所取代;其职能的角色则越来越被中央有司官员所取代，自周代产生固定的祈雨仪式之后，他们就取代了巫主持雩祀，并且越来越取代巫的其他职能性作用。所以对于宋代的中央有司官员而言，组织和主持雩祀是其所管理的祭祀礼仪的一部分，是职业性行为。

此种级别的祈雨祭祀不仅是国家规定的一种法定仪式，更是国家政治行为。虽然由王室或皇帝本人履行，但本质而言并非皇帝的个人行为而是国家行为。所彰显的是以皇帝为首的朝廷或者说整个国家的政治指向，故而其政治意味浓厚。常规的雩祀可以表明国家对神祗的虔诚、对祖先的敬重、对农业的重视及对国民的关爱。这可以向官员与民众传达不同的信息。对官员而言，这表明国家权力体系运作基本正常，政治大体平稳，国家具有掌控的能力。对民众而言，这表明国家有上天庇佑，顺承天意，关注民生。前文有述，宋代旱灾频发，吴地谚语有“田怕秋旱，人畏老贫”、“夏旱修仓，秋旱离乡”，并流传从处暑到白露不雨，则稻麦不收，是年大饥的说法［4］28，可见旱灾可能引发饥荒、瘟疫、流民、盗贼甚至民变等危及社会稳定秩序甚至国本的问题。因此灾变发生之际的祈雨首先向所有国民——不仅是正遭受旱灾困扰的农民，也包括官员及国家治下所有其他人——表明朝廷是关心民众的。通过这一行为安慰受灾民众心理，给他们希望。调和矛盾甚至力图在统治面临麻烦的时候进行补救甚至藉此时机提高威信，巩固统治。其次，此时的祈雨是安抚民众，稳定秩序的手段，不仅可以缓和不同阶层间的矛盾，更是民众不满心理的疏导与发泄，而统治者的失误不但被掩饰，甚至可以伪装为急民所急。

因此未雨绸缪的例行祈雨活动，如雩祀，是统治者向天下表明态度的政治行为;而旱灾发生时候的祈雨行为则是维护政权的政治行为。

二、皇帝亲自祈雨

在政权形成初期，作为部落首领或国家统帅的王不但掌握行政权，而且兼具祭祀求雨的法力，这是世界范围内早期社会所共有的现象。弗雷泽在《巫师兼国王》中列举了大量有关早期君王兼为巫师的事例，君王的行政权力也主要来源于君王具有通过法术祈雨的能力。中国也不例外，《吕氏春秋》中记载了“商汤祷雨”的故事。已被释读的甲骨文中也有大量商王求雨记载［5］。这种“王求雨”传统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宋也不例外，京城或地方发生严重旱灾时，皇帝会亲自为庶民祷雨。只是与有司祈雨不同，这种祈雨活动的仪式性与规范性要稍逊一筹，其形式、对象、地点不尽相同。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载，淳化二年(991)三月“己巳，上以岁旱蝗，手诏吕蒙正等曰:‘元元何罪!天谴如是，盖朕不德之所致也。卿等当于文德殿前筑一台，朕将暴露其上，三日不雨，卿等共焚朕以答天谴’。蒙正等皇恐谢罪，匿诏书。翌日而雨，蝗尽死”。即宋太宗为旱灾蝗灾祈雨。不通过正常途径向礼部或太常寺传达举行雩祀或祈雨仪式的意愿，而是以私人承受谴责的方式、在文德殿这一皇宫内皇帝主要政务活动场所进行，显然其中有太宗的政治意图。向官员摆明自己对待民生的态度，更向吕蒙正等高层官僚传达了多层信息，如吕氏等人辅政的效果不佳，不仅是对宰辅小集团的不满与指责，也暗含皇权与相权的博弈。

据《宋史·真宗本纪》，宋真宗咸平元年(998)京畿等地共四十六军州大旱，故五月甲子“幸大相国寺祈雨，升殿而雨”。咸平二年闰三月戊子，“幸太一宫、天清寺祈雨”。咸平四年二月又连续到大相国寺，上清宫祈雨［3］卷6。几次祈雨宗教意味浓厚，祈雨地点皆为宗教场所，大相国寺、太一宫与天清寺，皇帝以祈祷而非请罪的姿态出现，祈求的对象从天地等神祗转变为宗教偶像。这与真宗的继位方式有关。如果说宋太祖是国家的开创者，太宗则是塑造者，两人或武功或文治，均有可以昭告天下以之为天授君权的资本，而真宗则只是因为他是太宗所剩无几的儿子，因此他需要树立爱民勤政形象，也需要表现他作为君王的神性代表性质。加之其个人对于宗教的热情，故而真宗的祈雨活动异常频繁且相对宗教意味更浓。

《邵氏闻见后录》则记录了仁宗与王素为祈雨地点与时间发生争执的故事。“仁皇帝庆历年，京师夏旱。谏官王公素乞亲行祷雨”，宫廷术士预测将于下月二日降雨，仁宗便准备于二日之前到醴泉观祷雨，王素则坚持第二天就要去西太乙宫，经过激烈讨论，仁宗依王素之谏而行［6］3。仁宗的祈雨完全是国家层面的政治行为。正如雩祀中皇帝履行的职责一样，仁宗是以皇帝，国家最高行政权力的拥有者，同时也是天授神性代表者身份去祈雨的。而在北宋的仁宗时代，政治以“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名义平稳运行，作为士大夫阶层精英代表的王素显然充分认可“共治”理念，因此仁宗虽然是祈雨活动中不可缺的重要参与者，其行为却又不仅代表皇帝个人，而是代表国家的政治行为，该行为所传递的信息需要各方治理者的协商与平衡。具体来说就是祈雨行为的每个细节，从时间到地点，都不能仅凭皇帝的个人好恶而定，而是必须作为一个政治事件由士大夫阶层参与决定。最终这次祈雨的地点定在远郊的西太乙宫，时间是第二天，这种安排的目的是通过时间的紧迫，地点的偏远表达皇帝对当前灾情的焦虑与关注以及此次祈雨的虔诚。这种相互间的协商与妥协已经不只是前文太宗时代皇权与相权间的博弈，而是当时文人士大夫阶层参与政治的体现。是一种新型政治运行模式的体现。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1记载了司马光力劝英宗出宫祈雨的奏折“伏见权御史中丞王畴，建言乞陛下循真宗故事，幸诸寺观祈雨……今春少雨，麦田枯旱，禾种未入，仓廪虚竭，闾里饥愁。陛下为民父母，当与同其忧苦，祈祷髃神，岂可晏然视之……近在京城之内，亦何必拘瞽史之言，选拣时日，忘万民朝夕之急……臣愚伏望陛下车驾早出，为民祷雨，以副中外颙颙之望……甲午，祈雨于相国天清寺、醴泉观。”此次祈雨为韩琦、司马光、王畴等人力请，祈雨地点为相国天清寺与醴泉观①。英宗的祈雨则是以夺权为目的政治权谋行为。英宗即位后一直患病且与皇太后不睦，使得朝野不安，官员力请皇帝外出祈雨是为了让百官百姓安心，平息流言，而英宗更是藉此收回权力。因此可以说这是一场与雨关系不大的祈雨祭祀。

总体来说不同皇帝的祈雨行为掺杂了更多的个人色彩，政治意味亦有偏颇。祈雨绝非单纯的为求雨而进行，总是伴随各种政治、宗教与文化的因素，是当时政治环境的体现。

由中央层面组织的祈雨活动中还有一种是由宰辅或百官主持的，这种祈雨并非循例，通常发生于两种情况。

第一是来自于皇帝的命令，如宋太宗至道元年二月“甲申，命宰相祷雨”。至道二年“三月丙寅，以京师旱，遣中使祷雨。戊辰，命宰臣祀郊庙、社稷祷雨”。同年十二月，“命宰相以下百官诣诸寺观祷雪”［3］卷5。上述情况可视为皇帝祈雨的变形。宋代自然灾害极其频繁，故朝廷视灾害具体规模确定祈雨的等级。作为国家最高象征的皇帝不可能逢旱则亲自祈雨，故其替代者的规模与等级也不尽相同。宰相、宰相与百官、宰相以下百官则是不同规模灾情发生时替代皇帝祷雨的主体。

第二种则是出于宰辅群体的请求或台谏官员的弹劾。在宋代宰辅的任命和去职与天象密切相关。薛居正拜相制词有“燮理阴阳者，冢宰之权”［7］24。之说，即宋代宰辅理应有调和阴阳，天人关系的责任。宋琪罢相的官方理由就是他不能做到“上所以燮理阴阳，下所以康济黎献”［7］44。时人相信统治者的治理不当会导致天降灾害。作为皇帝最高级助手的宰辅则时常成为皇帝过失的承担者。所以当出现大旱等灾难的时候宰辅群体可能将祈雨作为一种应对灾害和政治失责的手段，如果他们不主动提及，台谏官员可能以此对其进行弹劾。

总体来说这种祈雨方式并非循例，因此其规范性与仪式性不仅大大逊色于中央有司所主持的祭祀也逊色于皇帝主持的各种祈雨活动。

二、各级地方官员主持的祈雨

地方官员负有关注农业收成，汇报地方晴雨旱涝之责的传统可以上溯到汉代。在宋代，各级地方行政长官每年要及时上报辖区情况，雨水丰沛与否是必报内容之一。而旱灾时候的祈雨不仅是应对灾害的手段，也是地方官员任职履历中的必填项，因此不管是出于上层的命令、关心百信疾苦还是体现政绩的原因，各级地方官员普遍参与该活动［8］。

绍圣初年，程节知桂州兼经略安抚时“境内仍旱，精祷山川，潭龙为出，见而雨，时年亦大有矣。诏迁直龙图阁学士”［9］76程节以地方大员亲自祷雨见效，得嘉奖升迁。又宣和年间抚州宜黄县大旱，县官组织“做土龙祈雨”［10］78峡州宜都令“盛夏不雨。遍祷诸祀”［10］483;宋孝宗年间，知衢州王悦“以盛暑祷雨、蔬食减膳、忧勤致疾而死”。可见从执掌一方的封疆大吏到官僚之末的县令无一不参与到求雨活动之中。固然其中有职责所在的因素，是一种职务性行为，但未尝不存在其他原因。

宋代的人文环境孕育出了一批如范仲淹般具有高度增值责任感的文人，这些人居庙堂则为国为民谋福祉做事情，在江湖则以清议监督各方施政;加之宋代官僚家族的地方精英化，使各地乡绅在本地公共事务中具有相当发言权［11］213－237;所以，宋代的各级地方官僚并非都是尸位素餐之辈，或出于本心或迫于环境他们中的部分人还是在其位谋其政，希图有所作为的，否则前文所述的知衢州王悦并不必如此虔诚甚至于搭上性命。

当然不能回避的是，目前我们所能得到的有关地方官僚组织祈雨的史料中，有多少是官员本人主动发起组织，又有多少是由地方乡绅或他人发起，只是由地方行政长官作为名义发起者主持进行的，可能很难全部进行准确区分。但是通过几乎全部官方祈雨都是由各级地方行政长官作为主持者这一点，可以推断:在时人观念中，由地方行政长官主持的祈雨活动才更具有官方意味，属于国家行为。因此，除去祈雨行为对官员本身的种种影响，对社会大众也传递了如下信息:第一，囿于时代通讯和行政系统本身的限制，宋代多数民众不可能及时充分的了解皇帝与国家对民众的态度与关切行为，因此作为一级行政组织首脑的地方长官无疑就必须成为中间传递环节，承担上传下达的任务。从这个层面来讲，各级官僚的行为不仅代表自身，更代表朝廷或者说国家对民众的态度。也就成为民众评判这个政权或者这个皇帝的依据之一，因此祈雨行为向民众表明的是整个国家关心民众疾苦的态度，意图解决问题的姿态;第二个被传递的信息是，这个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仍在延续，王朝依然受上天眷顾，皇帝具有天赐神性以及与上天沟通的神秘能力。“天命观”贯穿中国古代，且影响深远，因此上天授命是一个王朝是否合法的关键依据。能通过与神的沟通得到降雨就表明上天仍然认可这个政权，其存在是合法合理的。

以上各种官方祈雨并非完全泾渭分明，互无关联，有时会交叉进行，如宋神宗的熙宁元年正月，皇帝因天旱亲幸寺观祈雨，又令在京差官于本司斋戒三日，然后分祷各处，同时“诸路择端诚修洁之士，分祷海镇、岳渎、名山、大川，洁斋行事，……诸路神祠、灵迹、寺观，虽不系祀典，祈求有应者，并委州县差官洁斋致祷”［3］卷102。这是各种官方祈雨交错进行的典型范例，也就更能体现官方祈雨的政治含义。

注释:

①该事《续资治通鉴》卷二亦有记载，但祈雨地点记为“相国、大清寺、醴泉观”。

［1］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1972(1).

［2］郭宏珍.古代官方祈雨考述［J］.广西大学学报，2012(1).

［3］(元)脱脱.宋史［Z］.北京:中华书局，1985.

［4］(宋)陈师道.后山谈丛(卷3)［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5］王宇信等主编.甲骨文精粹释译［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6］(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1)［Z］.北京:中华书局，1983.

［7］(宋)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校补［M］.北京:中华书局，1986.

［8］许哲娜.两宋理学思想与闽南地区的官方零祀文化［J］.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7(00).

［9］陈柏泉.宝文阁待制程节墓志铭［A］．江西出土墓志选编［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

［10］(宋)洪迈.夷坚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1］梁庚尧.家族合作、社会声望与地方公益:宋元四明乡曲义的源起与演变［A］.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研讨会论文集［C］.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