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福，王洪兴

(襄阳市博物馆，湖北 襄阳 441021)

三、襄藩王室墓葬规制

从目前发现的襄藩王室墓葬看，墓室除个别砖室外均为石室，墓室前设有甬道，极少量亲王墓葬设有前、后室，其总体规制是由爵封不同决定的，这也对应了《明史》记载的有关规定。

1．兆域

通过对文物调查发现的整个襄藩王室墓葬，特别是亲王墓分布的位置和较多明代墓地(其中可能有襄王室墓葬)的分布状况结合地理环境分析，所有王室墓葬均葬于藩王府所在襄阳城西原襄阳(今襄城区，下同)、谷城、南漳县域，分布在原襄阳县西部、谷城县东南部、南漳县东北部东西长约36公里、南北宽约15公里范围内的低山中。其下葬、祭祀路线是出襄阳城西，沿古鹤子川(今肖家河，下同)河谷西行，部分中途分路进入各墓地，相对集中的是到达鹤子川的源头七里山后，再分路沿其他河谷进入各墓地。

距离藩府襄阳城最近的是陨城温裕王和镇国将军平川墓，其西侧的冲沟自南向北注入鹤子川;西行不远就是隆中山南麓的简王墓，墓东不远的广德寺冲沟也是自南向北注入鹤子川;再西行到鹤子川中段有赵冲上游两侧的宁乡庄献王墓和泉水垴墓群;进入上游中、南支交汇处东侧不远就是徐家长冲墓，其南支源头向南翻越一道山岭，进入渭水(东南流注汉江)上游中、南支交汇处之间就是恭王墓;走到鹤子川中支源头西侧为绵羊山墓，往北为姚河源头，宪王墓就在其南北支之间;姚河上游南北支交汇处北侧为东西相距不远的高桥墓和胥家冲墓;姚河北支上游有惠王墓，下游近汉江处东侧不远有怀王墓;鹤子川源头西去不远为泗堵河上游(东南流注清凉河)，干或支流东岸自西北向东南依次分布着康王墓、定王墓、庄王墓、补岭坪墓、井沟墓，均相距不远;最远的是从泗堵河源头翻越山岭进入高桥河(北流注入汉江)上游青安河，其中段东南埋葬着靖王，或许还有忠王墓祔葬。

亲、郡王墓的兆域从大环境而言，依七里山主峰及周边下葬的墓葬相对集中，包括宪、定、康、庄、靖王及追谥的恭、惠王墓等，他们应在一个大的范围内，不过，有的实际距离还较远，甚至相对独立，如靖、惠、恭王墓。其他亲、郡王墓独立性更强，基本不在一座山体范围内，如怀、简王及宁乡庄献王、郧城温裕王墓。而可确定的1座镇国将军即“平川公”墓与郧城温裕王墓基本处同一兆域。其他可能属襄王室成员的墓葬要么单独埋葬，要么与上述亲王或郡王墓同一兆域。可以说，襄王室墓葬的兆域情况较为复杂，既有同兆域，又有异兆域，而这一点并不完全以上下代直接的昭穆关系为基础，而似乎跟兆域的选择有关，时代最晚的靖王墓(或包括祔葬的忠王墓)埋在最远的青安河畔就是例证。

2．墓区布局

尽管所有襄王室墓葬的墓区建筑均已被毁，墓区布局难以明确，特别是墓区的面积无法统计。但7座亲王墓和1座追谥亲王的郡王(惠王)墓从残存遗迹仍可大致看出墓区布局的轮廓。

这8座墓葬均位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簸箕形山地中，背靠一座主峰向南或东南分出的小山包，两侧稍远处各有一条山岗，前隔一条小河或溪沟与一山峰相对，墓区建筑顺地上逐步向上延伸。这种选择墓区的理念与明代皇陵相同，深受东晋郭璞所纂《葬书》“风水”理念的影响。

墓区一般由神道、享堂和墓冢组成。7座亲王墓中，宪、怀、庄王墓前可见到神道残迹，简王、康王原有神道，但因被毁而不存，只有定、靖王暂未发现神道痕迹。不过，从追谥惠王的阳山荣康王墓发现一块“皇明襄惠王神道”石匾情况看，亲王墓在墓区的最前端应均设有神道。

这8座墓在神道后、墓冢前都有多层拜台或祭台，有的前部陡坡处用条石砌成护墙，祭台上散置较多的泥质灰陶筒、板瓦和青砖，证明这里原有地上建筑，应该就是祭祀用的享堂。

享堂后即为墓冢，一般凿山为穴，上有封土堆多半是山体本身，有的其上另行覆盖封土。

宪王墓冢前残存宫墙，怀王墓冢后有残条石墙基，推测其原分别有内、外城。若如此，亲王墓很可能有内、外罗城卫护。

宪王墓在神道后还有一座砖砌单拱桥，怀王墓神道后、享堂前现为一座堰塘，或许这里原本也有一座小桥。

从上述残存的种种迹象分析，襄藩亲王墓区布局基本呈中轴线对称布局，整个墓区为外城环绕，进入墓区有石质牌坊，其后为长约500～1 000米的神道，神道两旁未见石像生，神道后设有小桥，小桥后为享堂门、殿，或许还有配殿，其有内城环护，最后为墓冢，一般凿山为陵。这种布局与其他明藩亲王墓的布局较为接近，也正是部分仿照了明帝陵的陵园布局。

其他王室墓葬中，墓区的布局就相对简单，大多只有墓冢，墓冢一般靠山南坡，面临山冲，仅少量山冲有溪沟流过，但两侧并无山岗。可确定墓主人的郡王墓中，只有宁乡庄献王墓前有祭台，其南侧现为水库，是否有神道就不得而知了。

3．玄宫

目前所见可确认的襄藩亲、郡王墓葬和镇国将军墓葬玄宫除简王墓为砖室外，其余均为石室，大多为单室，少量为双室。

可大致看清玄宫形制的墓葬有8座，包括宪、简、怀、康、庄王等5位亲王和追谥恭王的阳山恭和王、陨城温裕王等2座郡王墓葬，以及镇国将军平川墓，其中康、庄王墓室玄宫为双室，其余为单室，前部均设墓道和甬道。康、庄王玄宫分前、后室，平面分别近“日”、“土”字形，前、后室均由石门封闭。单室墓则只有一道石门，位于甬道和墓室之间。甬道前端一般以砖墙封闭。

墓葬规模与封爵和时代有关，爵秩愈高，规模愈大，亲王墓葬较郡王墓葬大，郡王墓葬较镇国将军大;时代居偏中后者规模最大，较早者相对较小，较晚者暂不明。如分别薨于嘉靖二十九年(1 550年)、四十五年(1566年)的康、庄王墓通长各有11．8米、15米，而更早的简、怀王墓仅内空长 6．2米、通长8米左右。这一点似乎与其他明代藩王玄宫由大到小的变化有别。

上述8座已知玄宫形制的墓葬中，庄王墓后室有较宽的棺床，很可能是为放置双棺或多棺所用，该墓出土庄王和王妃墓志各一合就是明证;而据阳山恭和王(追谥恭王)次妃严氏墓志铭载，阳山恭和王朱件淓薨后与正妃周氏合葬;坐落在隆中山的简王与王妃墓则是并列分葬。由此推测，亲王墓葬中宪、定、简王可能是王、妃分葬，怀、康王不明，庄王、妃合葬，靖王不明;郡王墓中阳山恭和王与正妃合葬，次妃祔葬，其他郡王、妃分、合葬情况不明。同时，无论是亲王或郡王墓葬，有父子关系者均未葬于同一小的墓区，仅宪、定王墓葬相距较近，其他均较远。

可见，无论是墓葬规模的变化，还是王、妃的合葬及子孙的从葬，均与明天顺二年(1458年)的王妃合葬、弘治五年(1492年)的子孙从葬等降低墓葬规制的诏令有所出入，并非严格按照诏令执行。

4．祭祀设施

调查发现7座亲王墓和1座追谥亲王(惠王)的郡王墓均设有享堂，应是祭祀的场所，但享堂残存的筒瓦、板瓦均为灰瓦，并非规制所定的绿色琉璃瓦。

而宪、定、怀、靖王等4座亲王墓前有致祭碑，其中怀王墓前碑已被埋入墓室或外迁河南，靖王墓前碑残甚，仅可辨形制为圆首，但碑文不清;宪王墓前1通“御制”碑保存完好，螭首趺座，1通仅存趺座;定王墓存“御制祭文”碑2通，均圆首，实为碣，而清同治四年《南漳县志》载定王墓前原有祭文碑5通，3通已不知去向。这印证了《明史》卷五十九关于“亲王郡王薨逝，皆遣官致祭”的礼制规定，且宪王墓前致祭碑形制与《明史》卷六十所载一品螭首龟趺座相同，不过，实际尺寸与规制有所出入，规制螭首、碑身分别高三尺二寸、九尺，按明尺一尺约当0．32米计算，分别折合为1．02米、2．88米，但实际为1．1 米、3．6 米，有“逾制”现象。而定、靖王墓前祭祀碑实为圆首碣，与其身份有较大出入，因碣为六品以下所用。

此外，庄王圹志记，王薨后，皇帝遣官谕祭;宁乡王妃李氏圹志记，王妃在去世后、下葬前，皇太子特遣人拜祭。

5．圹志

根据《明史》卷五十四的记载，亲王、郡王被册封时，均由册宝，其死后葬入墓中，估计由于几乎左右墓葬均遭到严重破坏，随葬品不存，册宝也遗失或被毁，仅有少量的墓葬出土表明墓主人准确身份的圹志，包括康王、庄王、庄王妃和陨城温裕王和宁乡庄献王妃、阳山恭和王次妃及镇国将军平川等。其中，康、庄王及庄王妃圹志均为皇帝御制。

6．守护设施

目前仅见于亲王墓区，可明确的有宪王墓旁的千峰庵和怀王墓旁的乐善寺。

据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重修千峰庵碑记载，该庵堂始建于明成化年间，正是宪王薨逝之时，很可能为守护宪王陵园额设施。而乐山寺的营建目的更为明确，明万历《襄阳府志》卷四十七襄王所作《敕赐乐善寺碑记》载:“弘治甲子，襄怀王薨……，襄王暨妃上请乞寺护持，皇上俞兄，赐额名乐善”，该寺正是为守护怀王墓而建，这也间接证明了千峰庵的作用。康王墓所葬山名柏香山，山上建有柏香寺，也可能与守护康王陵园有关。而宁乡庄献王墓北不远有明代的灵泉寺，二者是否也有关联值得研究。

襄王只是明代众多藩王中的一支，目前尽管通过调查已对其全部亲王、部分郡王和个别镇国将军墓葬的位置和规制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也大体弄清了基本形制，但由于各个墓区和墓葬本身破坏严重，加上未能进行科学发掘，墓葬资料还不完善，期待将来通过更多手段取得更大的收获。

(续完)

［1］ 白 颖．襄阳明代王府建筑初探［J］．华中建筑，2008(4):27－31．

［2］ 襄樊市考古队．明襄阳王墓调查［J］．江汉考古，1999(4):93－96．

［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昌龙泉山明楚昭王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3(2):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