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 岩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510420)

一、通识教育内涵的演变

自1995年原国家教委在华中地区召开“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会”以来，我国许多大学都在以不同方式推动“大学本科通识教育”的发展。问世之初的中国通识教育（“文化素质教育”）直接针对中国大学过分专业化而导致学生视野狭窄的弊病，片面追求通选课程的范围和数量，但大多没有严格的教学要求和学术训练要求，通识教育课程往往被学校和学生当作主课外的附加课，最终导致学生的知识面没有扩展，反而耽误了专业学习和训练。此外在教材方面，虽然国内一些高校推出了诸如“哲学概论”、“中国文化”、“中国现当代文学”、“影视欣赏”等一系列人文素质教材，其中许多可以归为“概论”、“通史”类。此类教材的编写，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大学生的知识视野，引导并培养了大学生的学习兴趣；但其不足也被研究者、师生所诟病：蜻蜓点水、泛泛而谈的内容很容易让大学生养成走马观花、不求甚解的毛病。结果是，通识教育变成了“通通都是”或“通通都识”的鸡肋，成效不甚理想。

这一进程正如有学者总结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加速进步和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对‘专才’的要求始终更为强烈，数量远远超过‘通才’。但为弥补专才教育的缺陷，‘通才教育’的呼唤应运而生……的确，我们一直在‘通才’和‘专才’的对立矛盾中，挣扎于对‘通识教育’的梳理。”[1]“博通”与“专精”是中国大学通识教育面临的一对突出矛盾，可在具体分析上却碰到几乎是难以逾越的困难，即“博通”与“专精”本身并无明确界定，更无统一固定的理论尺度，以致通识教育研究难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