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国建，李 桦

(蚌埠学院 文学与教育系，安徽 蚌埠233000)

自新诗诞生以来，在如何发展中国新诗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争议，其中最大的争议是如何处理新诗与古典诗歌的关系。从胡适倡导诗歌革命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始终有人主张否定和抛弃古典诗歌，彻底斩断新诗与古典诗歌的关系，以便白手起家，用白话写自由诗，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或者一味模仿西方诗歌，使新诗沦为西方诗歌的复制品或附庸，其结果直接导致新诗的艺术特性、民族特征的丧失，让新诗跌入背离传统的误区，造成了新诗越来越不像诗，越来越失去读者的严重后果，以致季羡林先生在总结百年新诗成败时发出沉重的感叹:“至于新诗，我则认为是一个失败。”[1]

事实上，自新诗开创以来，一直有人反对割断新诗与传统诗歌的关系，主张新诗要借鉴古典诗歌的长处，加强新诗的形式建设，恢复新诗的艺术特性。尽管由于种种非诗因素的干扰，这些主张未能形成诗的主流认识，但却对部分诗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他们注意学习和研究古典诗歌，把握古典诗歌的艺术精髓，在创作中注意采用古典诗歌的艺术手法，大大提高了新诗的艺术质量，增强了新诗的艺术魅力。他们的探索和实验，为中国新诗提供了代表性作品，极大地提升了新诗的地位和声誉，增强了人们对新诗的信心，同时也有力地证明让新诗与古典诗歌接流，汲取古典诗歌艺术智慧来全面提升新诗的艺术质量，是切实可行的，也是拯救中国新诗、再创民族诗歌辉煌的唯一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