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芹

(1.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100875;2.淮北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淮北235000)

弗兰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1561-1626)①旧译为弗朗西斯·培根、法兰西斯·培根、贝根、倍根、柏庚、法兰西士等，现一般译为弗兰西斯·培根。是英国思想史上划时代人物，他开拓了经验哲学的新时代，被马克思誉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1]163就历史学而言，他延续罗马史学重视经验的精神，与继承希腊形而上精神的笛卡尔大异其趣。他认为，历史学以现象界的历史即经验为研究对象，历史(经验)虽然转瞬即逝，人们只要排除认识障碍，以历史(经验)为逻辑起点，借助观察和科学归纳法，就可以得到对于历史的真理性认识。

一、历史学的对象:历史、经验

在培根思想体系中，历史学以历史为研究对象，历史即经验、经历，是人类过去经历的被时间和地点限定的单个事件的集合。听觉、视觉、嗅觉、触觉、味觉是人类把自己外部事物传输进意识的通道，感观传递的正是被称之为经验或历史的东西，这是知识形成过程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则是把自己观察得到的历史(经验)进行分析，探求异同、规律，以指导下一步行动。

培根认为，历史(经验)有内在的因果关系，所以史家在撰述历史时，既要注意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空间顺序，也要致力于历史事件的背景及各事件间因果关系的探讨。在对塔西佗和苏埃托尼著作的比较中，培根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在塔西佗的著作中，对尼禄和克劳狄行为的描述要比苏埃托尼好，因为塔西佗给出了“那时候的背景、人物的动机、事件的场合，”所以觉得“那些行为并不奇怪”，而苏埃托尼对同样的事件描述时，只是把“他们的行为堆积在特定的标题之下，而没有按照时间的顺序进行叙述”，因而，读起来觉得“荒谬，难以置信”。[2]94其实践之作《亨利七世在位时期的英国史》在这两个方面做了努力。在编纂体例上，该书以编年史的方式对亨利七世的统治逐年、纵向展开论述，同时他还注意对同时期欧洲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横向编排。比如培根在记述“1487年11月25日，皇后的加冕典礼”和“1488—1489年，议会和立法”两个章节之间，用专门章节穿插记述了“1489—1490年，布列塔尼和法国的战争”;在记述“1491年，英国和法国的战争”和“1491—1499年，沃贝克假冒约克家族的理查德公爵谋反”两个章节之间，用专门章节穿插记述了“1492年，西班牙对格拉纳达的征服”;在记述沃贝克的谋反活动中，则穿插了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及法国贵族对该事件的态度及变化过程的描述等等。培根“并未追随严格的依时间先后顺序记载的方式，而是根据论述的需要决定要谈论的具体内容。”[3]274培根对国内外事件的自由安排使《亨利七世在位时期的英国史》在结构上更加严谨、统一。

培根也致力于历史事件的背景及各事件间因果关系的叙述和探讨。例如他细致分析了沃贝克假冒爱德华四世之子的可能性:第一，两人年龄相当;第二，沃贝克年轻貌美，并且具有唤起别人同情和信任的独特魅力;第三，从孩提时代起，他就居无定所，所以，很难确定他的家庭和父母，也无法通过与他的相处和交流确定他究竟是谁，他不间断的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第四，他可能是爱德华四世的教子。[4]96—97

再如，培根认为性格是一把理解人的本性和政治行为的钥匙，在《亨利七世在位时期的英国史》中他多处把亨利的政治行为归咎于性格的作用，比如他认为亨利七世之所以能够妥善处理布列塔尼事件，因为他“谨慎而有勇气”。[5]43—44在著作的最后，培根设立专章描述亨利七世的性格，其性格主要有三个特点:有远见、多疑和贪婪，这是培根分析亨利政治行为的基础。它昭示了培根探求历史事件中因果关系的尝试。

在培根看来，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 (经验)，历史(经验)是一系列在时空延展中前后相续、因果相循的事件集合，即色色流转的现象界。

二、历史学的性质:知识、科学①此处的知识指希腊时期的知识，此处的科学和知识同义。

在《学术的进展》中，培根写到:“人类的理解能力是人类知识的来源，人类知识的区分正对应于人类的三种理解能力:历史对应于记忆，诗歌对应于想象，哲学对应于理智。”这就明确把历史学纳入知识的版图，接着，培根把历史学再细分为“自然史、社会史、宗教史、学术史”[3]64，然后又逐一具体划分为许多子目。

在自然史方面，培根依据自然界本身的状况划分为普通自然史、变异的自然史和和加工过的自然史三部分。在社会史方面，培根按体裁分为“纪事杂录，完美的历史，古代逸史”。[3]67纪事杂录，也就是准备性的历史，包括回忆录和档案。回忆录仅以时间为顺序记录下发生的事件和行为，而不考虑事件的动机、场合和其它细节、过程。档案记载公共行为，包括国家的法律法规、法院的诉讼、统治阶层的公文往来、名人讲演等，而不考虑事件发生的顺序和叙述技巧。古代逸史，是历史的残余，是对古碣石、逸名、流传下来的语言碎片、传说、古书残文等悉心调查、筛选、考证后，获得的零碎的历史碎片。完美历史，即公正、完备的历史，在培根看来，它比纪事杂录和古代逸史要重要的多，根据它所记录的对象可再细分为三类:记录时间的，即编年史;记录人物的，即传记;记录事件的，即纪事。培根认为这三种历史虽然各有所长，但是由于编年史的完善精致，所以最为人称道。但它的缺陷在于只记述宏伟的壮举，不能发现隐微的端倪。传记却能真实、生动的叙述传主的生平，故以实用性见长。在培根看来，纪事和传记相仿，它也比编年史能够更加真实、严密的反映出事实的本来面目，故以真实可信见长。培根认为在社会史中还有两类历史著作是不能忽视的，一是对历史事件的议论和评论，二是地方志。历史评论零散地记录了一些值得纪念的事件，作者的本意虽是进行政论而不是历史评论，但培根认为陈述历史事件和进行议论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地方志是混杂的历史，它包含有地理、风俗、气候等多方面的记载。

虽然培根时而把历史学划分为自然史和人文史，时而又把它划分为自然史、社会史、宗教史和学术史，在历史学的分类问题上还缺乏逻辑上的严密性，但是足见对于培根来说，历史学的性质是知识、科学，这就明确把历史学纳入科学范畴。学界流行的观点是维科 (Giambattista Vico)首倡史学科学化，他的“真理和事实互相转化”学说第一次论证了历史学在知识画面的合法性，维科认为，“自然界既然是由上帝创造的，那就只有上帝知道;过去哲学家们竟忽视对各民族世界或民政世界的研究，而这个民政世界既然是由人类创造的，人类就应该希望能认识它。”“这个民族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所以它的面貌必然要在人类心智本身的种种变化中找出。如果谁创造历史也就由谁叙述历史，这种历史就最确凿可凭了。……认识和创造就同是一回事。”[5]194，204

对于维科来说，真理和事实可以互相转化，大自然是上帝创造的，所以只有上帝能够认识它，历史是人类意志的产物，所以历史能够为人类认识，因而，历史学是人类知识的一种对象。其实在维科之前，培根已经论证了这个问题。培根对于史学科学化的论述与维科相比较，虽然简单、粗糙，但是“在理论上，他毕竟为历史作为以实际经验为指导的研究——在处理经验和归纳活动上，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基础”。[6]61并且在古典时代，历史学是文学的分支;在中世纪，它又沦为神学的婢女;在培根时代，人们仍然崇尚亚里士多德对于科学的分类方式，把历史学摈弃在科学领地之外。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培根首倡史学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在16至17世纪西方历史思想更新时，影响最广的应推培根的观点和方法。[7]33“他想把‘新归纳法’这种一般科学方法的要求推广于历史编纂学意向的成份。归根到底，正是这一倾向成了所谓史学革命开始的标志”。[10]114

三、历史认识的障碍:四类假象

在培根看来，历史是人类对于自身过去经历的单个事件的记忆集合，历史事实具有客观性特质，它们客观存在着，或者存在过，虽然只是此时此地在它自身的延续期内是存在、有效的，人类只要从客观存在着或曾经存在过的事件 (历史、经验)出发，首先扫除认识过程的种种障碍，再以经验作为逻辑起点，借助科学归纳法就能够得到真理性认识。

培根认识到，得到真知的过程曲折复杂，因为种种假象围困了人类的心灵，要得到真理性认识，首先必须扫除认识的障碍，即围困人们心灵的假象。所谓“假象”，是指阻碍主体获得正确认识的心理障碍。培根根据心理障碍的不同性质，分为四类，“第一类为种族假象 (idols of the tribe)，第二类为洞穴假象(idols of the cave)，第三类为市场假象(idols of the market-place)，第四类为剧场假象(idols of the theatre)”。[8]3此为培根学说中最著名的内容之一。

“种族假象(idols of the tribe)”，是指人们在探寻事物的真相时，常把人类的本性混杂其中，以致形成了错误认识。培根认为“种族假象”的根源在于人性本身。在历史认识方面，人们常常把主观臆断加入历史事实，从而歪曲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洞穴假象(idols of the cave)”，是指个人的假象。培根认为“洞穴假象”的根源或起于此人所固有的独特本性，或起于他所受的教育和人际交往，或起于他所形成的习惯和个性、爱好。在历史认识过程中，人们往往会就同一个问题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其原因恰恰在于此。培根告诫人们，在历史研究中，若有一个心爱的题目占着优势，若对于特定年代有所偏爱，若所思辨之对象偏广偏细，则就要更加注意不要评价过度。

“市场假象(idols of the market-place)”，是指人们在交接和联系中由于语言概念模糊、不严格而产生的理解力混乱。培根认为，这种假象是四类假象中最麻烦的一个。在历史研究中，培根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抨击是对“市场假象”抨击的典型表现。他认为，中世纪的史学笼罩在经院哲学的阴霾之下，经院哲学的空谈和故弄玄虚严重阻碍了人们对于历史学的研究和探索，甚至使人们沉溺于文字、概念之中而忘却了对历史的认识。

“剧场假象(idols of the theatre)”，是指人们在探寻事物的真相时，或不加批判盲目顺从传统的或当时流行的各种科学和哲学体系、公理和权威而形成的错误认识。培根认为，在历史认识过程中，人们既缺乏选择和判断的意识和精神，也缺乏选择和判断的方法。他以宗教史和自然史为例，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在教会史中，教会常常会不加考察，轻易的承认和宣布殉教者、隐居者、荒漠中的僧侣及其遗物、神祠、礼拜堂、肖像和其它圣人奇事，虽随着时间的推移，笼罩在这些事物上的迷雾散去，露出其本来面目，但也给宗教带来了耻辱和伤害。在自然史方面，同样可以看到缺乏应有的选择和判断。普林诺、卡达诺、艾伯特和许多阿拉伯学者的著作中充满了荒诞不经的内容，大部分没有检验过，显然是不真实的。培根认为，“学习时要忠实”，但“学习后要学会判断”。[3]26

总而言之，培根认为，只要决然扫荡一切旧学说和概念，以纯净的心灵投身于历史(经验)，再依据正确的认识方法，人们便会获得真理性认识。

四、历史认识的获得:以经验为逻辑起点，借助科学归纳法

培根认为，扫除认识的障碍以后，以历史(经验)作为逻辑认识的起点，再借助科学归纳法的运用即可以得到对于历史的真理性认识。

培根非常重视认识方法在人类理性事业 (包括历史学)追求中的作用。他坚持不渝地认为，方法是人类一切理性事业的出发点。基于此，培根写成主要陈述认识方法——科学归纳法的《新工具》，他明确指出，“人类知识的全部领域都是他的方法适用的场所。”[9]28他说，“人们问，我提倡的这种方法，是只用于自然哲学呢，还是其它各种科学如逻辑学、伦理学、政治学等亦都应当照此进行呢?我回答说，我前面所讲当然是指着所有这些而言的。就像三段论式统治的普通逻辑，不仅被及自然科学而且被及一切科学，我这种逻辑也是一样，它依归纳法来进行，通贯一切”。[9]112

在培根看来，人类行为的知识只是自然界中自然哲学的一部分，自然史和社会史有着同样的形式，科学归纳法是一切知识领域皆可运用的方法。

培根科学归纳法的基本程序为:第一步，广泛收集材料。培根认为，这是归纳法开始工作的先决条件。第二步，对收集的材料进行加工整理，即将一切与研究问题相关的材料，依照不同的类型，进行整理排列，形成例证列表。第三步，利用排斥法，通过概括、排除和比较分析，淘汰非本质的规定，得出初步的结论。

培根的科学归纳法运用在历史研究中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强调史料和史实。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从纷繁芜杂、千头万绪的史料和史实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史料和史实是进行历史研究的基础，若将史料和史实摒弃于历史研究之外，靠臆想虚构，或不将史料和史实放在主要地位，而求助于传统、习惯、哲学体系的解释，得出的结论势必是荒诞不经、偏颇离奇的。培根在面对别人对归纳法的质疑时指出古人在处理史料史实问题上的不足。他说，“古人在开始思考时，也备有大堆丰富的事例和特殊的东西……但他们又认为要把全部札记、注解、细目和资料长编一齐刊出，是肤浅和不方便的……他们从少数例子和特殊的东西(加上一些普通概念，或许还加上一些最流行的公认的意见)一下就飞到最一般的结论或科学的第一性原则……如果又有与他们的教条想违背的新的特殊东西和例子被提出和讨论，他们或者对自己的规律做一些区划或解释而把它们巧妙的融入自己的体系之中，或者把它们作为例外粗暴的加以排除”。[9]111培根认为，进行历史研究，不能不加考察的接受各种概念，结论必须产生自与研究问题相关的历史材料的性质，也就是要从史料和史实着手。

其次，强调比较分析。历史资料纷繁错杂、浩若烟海，足以使人的理解力迷惑混乱。因此，在史料和史实搜集的工作完成后，历史学家就要运用分析方法以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科学归纳法中的三表法和排斥法虽不能完全套用到历史研究中去，但对历史研究却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在历史研究中，尤其在做一些重大历史课题的研究时，要依照材料的性质进行分门别类，并要对分门别类后的例证作综合的观察、分析、比较，既包括正面例证的比较，也包括反面例证比较，由此，人们才能得到关于历史问题的正确认识。

培根从认识论角度论证了历史学在科学领域的合法地位，他的理论建立在把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等量齐观的基础上，培根时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赋予他历史认识的乐观精神，使他相信人类是宇宙的一部分，个人及人类社会的活动都受到普遍的自然规律的制约，自然科学的方法不仅适用于自然界，也适用于人类社会，人们可以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剖析人类社会的诸种问题，“从此以后，在对自然界的事件、‘现象’和人类‘活动’(即历史事件)的研究之间已不存在原则区别。作为出发点的原则成为共同的原则:首先是观察，然后是推论。……结果，人文史从‘随意的’艺术变成了科学的学科，它基于新的逻辑学，即归纳法”。[10]121

总之，在西方史学史上，培根是把历史学纳入科学领域并从逻辑上论证的第一人，正如有学者所言:“培根对史学的贡献首先在于开创了近代哲学与史学主动渗透、结合的过程，把历史研究过程纳入经验归纳的过程，从而使史学进入了一般科学认识的领域，开始了史学科学化的进程”。[11]201这一判断是非常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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