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凌燕

(淮北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史学史的探讨和编撰，看似枯燥零散，却最能体现学术见解和旨趣。能够吸引读者体会学术旨趣的著作，必然贯穿着作者的独特视角与理念。李勇教授《西方史学通史·第四卷·近代时期(上)》①张广智主编的《西方史学通史》六卷本于2011年12月出版。此套书开中国多卷本西方史学史编纂之先河，其中第四卷为李勇所作。正是如此。他对近代早期西方史学史的探讨与表达，自有心得。其善于将多元宽阔的视域融入著作之中，如浓厚的学术渊源及学派意识、对史学史诸多因素中两重性的精妙阐释、关注不常被关注的学者与史学现象、呈现近代早期西方史学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一、强烈的学术渊源和学派意识

李勇的近代早期西方史学史的写作，具有强烈的学术渊源和学派意识，分述如下。

(一)源头深处细追寻

要了解史家的学术全貌，必先究其学术渊源。纵览全书，李勇对学术渊源的梳理，非简单介绍，而是将此理念纳入西方史学家治学的方法与必要条件之中。

第一，从历时性上呈现史家思想师承流变、承前启后的脉络。例如，关于布鲁尼，他指出:布鲁尼是开一代风气的史学家，“其导师是那个时代伟大的人文主义者萨鲁塔提，希腊学者厄曼纽厄尔·克立索罗拉斯教会教他学习希腊文使其养成了对古典文学和历史学的爱好”。[1]49崇尚古典史学，并对人文主义史学具开创性贡献。尤其是关注公民事物这一思想，为学界输入新的活力，其著作《佛罗伦萨人民史》，意在重申历史学对公民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