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宁

(江苏省行政学院，南京 210013）

人道主义干涉的现实可选择性探究

马 宁

(江苏省行政学院，南京 210013）

人道主义干涉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其在现实行动中的非统一性和非连贯性，不论是从物质现实主义还是从理念建构主义的观点出发，都不能很好地解释人道主义干涉现实行动的可选择性的来源。那么，从两种相对立的理念的中间地带出发，探究影响可选择性发生的因素，阐释选择性的产生对于现有集体安全体系可能带来的影响，就很有必要。

人道主义干涉;选择性;正统性

正如卡尔在《二十年危机》中所阐述的那样，一种抽象的理想和理念在转化为现实行动的过程中，必然要受到现实客观环境的深刻影响，从而反映出现实世界力量对比和情势变迁。因此，以一种抽象的概念来论述其合理性和有效性是不够充分的，需要进一步考察的是其可实现性和行动的一致性。冷战后西方国家所倡导的人道主义干涉原则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一方面是理论上的普遍性和一致性，另一方面在行动的过程中又无时无刻不体现出大国政治和国家利益的深刻影响，两者之间的钟摆效应孕育了人道主义干涉的现实可选择性。

一、框架的选定

对于确定在何种情况下应该采取人道主义干涉行动，并没有完全一致的意见，本文参照《保护的责任》报告中所提出的基本标准，即大规模的丧生和大规模的种族清洗等那些使人类良知受到冲击的情况［1］。由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国际人道主义行动严重受制于两极格局的影响，深刻地反映了美苏两国在全球争霸的现实，因此对于现实的人道主义行动的考察主要是8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苏联实力的急剧衰落，从而使得在两极格局严重对立下难以发现的某些现象可以得到更全面的反映和体现。人道主义干涉的现实形式可以分为语言和文本形式的抗议、经济制裁、政治性施压以及最极端的武力干涉。由于后两项是引起最多争议的干涉形式，因此对于干涉行为的现实选择性的关注点主要落在对后两种形式的考察上。

从国际政治的基本理论入手，干涉行为的指导原则主要基于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论:一种是物质现实主义，即强调干涉行为的发生与否和干涉手段的不同选择主要是基于国际利益和地缘政治战略的考量。因此，国家干涉行为的发生和干涉手段的变化，并不以被干涉行为体为转移，而是考察干涉主体能否从干涉行动中获得利益，或者所获得的利益是否能超出所付出的代价。另一种则是以温特为代表的理念建构主义理论，强调共同的价值、准则、标准和取向，国家对外干涉行为的发生不以国家利益为依托，而是遵从国际社会统一的认知行事，因此也就强调干涉的一致性和道德性，在相同情况下应该采取一致的、统一的手段进行处理。如果将这两种理论看成是一个连续光谱的两个极端，那么现实中干涉行为所体现出的可选择性就是两极之间的中间地带的一种反映。将国家看做是单一的理性行为体，并基于国家利益行事的物质现实主义的确是国家采取选择性行为的基础，但是并不是唯一原因，它要受到行为体互动、国际组织、国际声誉和社会认知等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会产生矫正性效应，有时会背离国家利益的主线，有些学者已经对基于国家利益的选择性行为进行了分析［1］，而这里要分析的是相对剥离于国家利益之外的因素对于选择性的影响。如果某些因素刺激了干涉行为朝着普遍道德和一致行为的方向变化，即在现有国际准则的指导性，在相同的情况下应该采取相同的行为和使用相同的手段，那么可以被称为正向选择性因素;如果某些因素刺激了干涉行为朝着特殊利益的方向变化，即在相同的情况下采取了不同的行动或者应该采取政治军事性手段的时候却采取了非政治经济性手段，那么就可以被称为负向选择性因素。

针对所界定的框架进行分析，既可以得到影响现实干涉行为的正向选择性因素，也可以得到负向选择性因素，行为的整体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呈现一种反复的演进性的趋势。

二、行为体的互动

通常情况下，我们针对的行为体的互动主要是指干涉主体和反干涉主体以及被干涉国政府之间的双方或者三方互动，这在80年代中期之前的干涉活动中尤为常见，主要也是美苏两极格局的结构性反映，体现的是现实主义的权力均势。针对界定的框架，这里主要关注的是干涉主体和国内反对势力之间的互动。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初期国家分离浪潮高涨和近期的中东北非局势动荡中，国内的反对派势力和原有政府之间的冲突是爆发人道主义危机的主要原因。在这种类型的人道主义危机干预中，我们都假定国内的反对派势力或者人道主义危机的受害者是同外部干涉力量形成合作关系，具有统一的立场的。这也是外部力量进行干涉的根本立足点。但是针对索马里危机和当前中东局势的考察，可以发现与此假设略有不同的行为。即使有意进行干涉，如果得不到国内力量的支持或者对国内力量的预期不够准确的话，也会导致应该发生的干涉不会发生，或者手段和结局发生变化。从这个角度理解干涉行动的选择性，体现了系统论的特征，强调接触、关注和对情势变化的灵活反应。

根据保险理论中的“逆向选择”理论，由于受到外部支持的国内反对派或者收到援助的受害者具有信息不对称的优势，或者外部的干涉主体没有时时获得相对于被干涉者同等的信息而贸然采取干涉行动，而自我造成信息不对称，相较于曾经发生的相类似情况，干涉主体就有可能采取选择性的干涉方式和手段，可能是在采取行动的时间上的拖延，也可能是任务的中断，甚至是作出不干涉的决定［2］。

以索马里为例，按照联合国和美国的事先估计，由于索马里内战所造成的大量的难民急需人道主义救助，这应该是联合国和美国所领导的干涉力量采取干涉行动和军事干涉手段的基础。但是真实的状况并非如此。由于预期不足和了解信息的不充分，没有与索国内的力量进行充分的互动，导致了干涉的执行者不仅要面对索马里国内的军阀混战，同样也受到索马里平民的打击，最终在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匆忙撤出索马里。按照人道主义干涉的标准，在人道主义危机正处于顶峰的阶段，这种行为明显是不负责任的。对于在中东所采取的干涉行动，或者更能体现互动的重要性。对于中东的很多反政府团体而言，一方面是对现任政权的反对为其赢得合法性，另一方面是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反对为其赢得合法性，因此他们中的一些并不愿意受到外部势力的干涉，哪怕这种力量能够帮助其对现政权施于打击，因为这样会削弱其在国内存在的合法性，由此，其可能拒绝外部势力的干涉，或者对外部力量态度的不确定性增强，使得外部干涉力量没有干涉的落脚点，也可能对外部干涉势力的态度模糊，或者对外部援助施加某种限制，等等。由于外部势力为了赢得国际社会对干涉行为合法性的认可，他会在初期竭力使意见两极分化，分清敌我，以增强己方的凝聚力。因此，其在后面的指导方针的可更改性也就会比较脆弱，这可能会导致想要干涉的力量偏离原有的主线，选择不对危机施加干涉，或者变换方式，或者观望情绪增强。针对刚刚结束的北约对利比亚的干涉，开始利比亚各派反对力量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利比亚各部落的立场也并不明确，因此外部需要时间进行评估，但是有些信息仍然难以获得，“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的发言人在初期也明确表示反对任何国家对利比亚事务进行干涉或武力干涉。

三、声誉和责任

通常，西方发达国家发动人道主义干预行动，尤其是军事行动，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为了向国际社会展示自己的国际道义，赢得良好的国际形象。这是在与国家利益不发生冲突的情况之下，或者是由干涉所获得的国家利益和地缘战略利益远远大于干涉所付出的代价的情况下的普遍政策选择。但是国家声誉和国际责任也可能会对一个国家在干涉政策的选择上产生影响，推动国家牺牲部分的国家利益，甚至改变其传统的政策取向，对紧急的人道主义危机进行干涉，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1999年东帝汶举行全民投票，宣布脱离印尼统治而独立。东帝汶亲印尼派和独立派发生冲突，东帝汶亲印尼派武装分子在印尼军队的支持下，对支持独立的东帝汶人进行攻击，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针对东帝汶的人道主义危机，在当时的东盟内部，没有有足够实力能够领导干预的国家，泰国等实力较强的国家都不愿意带头领导干涉行动。单纯就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战略的角度而言，澳大利亚对这场人道主义危机应该持冷漠的观望的态度，原因不仅在于印尼国家的巨大实力，一方面进行干预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另一方面印尼也有实力在短期内以强力掩盖危机，而且印尼作为在冷战时期极度反共的亲西方国家，同澳大利亚在长时期内保持着良好的双边关系，堪培拉一直奉行“雅加达优先”的原则。但是，对澳大利亚政府外交和对外贸易部在2001年发行的关于1998年至2000年对东帝汶政策的书籍的分析看出，当时在维护“雅加达优先”政策的基础上，政府也在关注国内支持东帝汶的自决和支持东帝汶人的人权的实现的倾向的增长。美国也向安南表达了对于东帝汶局势的关注。正是在国内和国际上对于东帝汶局势的关注，促使澳大利亚政府对于声誉和责任的认识在当时超过了对于国家利益的考量，最终以澳大利亚军队为主体组成了联合国维和部队，逐渐平息了东帝汶局势，澳政府和西方国家也对印尼的军队司令和哈比比政府施加了压力，迫使其同意国际维和部队进驻东帝汶。维和部队以澳大利亚军队为主体，受到了印尼政府和国内的反对，可见其对于两国长期的友好关系已经造成一定的破坏，这种非基于国家现实利益的考量而采取的行动已经同现实主义的观点相抵触，显示了对声誉和责任的关注对于干涉选择性的影响。

四、突发事件和非传统安全

“九一一”事件震惊了美国，也震撼了世界。突发的恐怖主义事件可以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范畴对其考察:非传统安全对于人道主义干涉的影响。

非传统安全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传统安全观念的认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无法再像传统安全那样，通过一劳永逸的军事打击彻底消灭潜在的危险，也无法通过单方面的打击解决具有全球联系性的问题，非传统安全引导人们去关注系统性的、社会性的背景因素。

突发事件和非传统安全对于干涉行动的选择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突发事件会刺激某些国家在短时间内采取极具进攻性的对外政策，导致武装军事干涉发生的可能性增大。并且，会刺激某些国家假借反对恐怖主义，推广民主之名，利用军事干涉来实现国家利益，夺取地缘政治优势。另一方面，非传统安全的特征使得国际社会的干涉行动更加关注事前预防和事后重建的重要性，希望通过事前预防维护相关地区的稳定，维护温和的政治力量的主导地位，而避免由于可能爆发的内部冲突而导致极端主义势力的兴起和壮大，而事后重建的重要性则体现在通过对国家内部经济、政治和社会体系的系统性重塑，借以改变被干预国由于长期内战和国内冲突所导致的经济凋敝和社会分裂，铲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通过增强国际社会对其的关注和尊重，逐渐使其摆脱边缘化的地位，消除社会民众心中的焦虑感和对国际社会的仇视和敌对心理。

以上的这两点都会对干涉行动的可选择性产生影响，只不过前者更倾向于产生负选择性，而后者更倾向于产生正选择性。美国在以反对恐怖主义的名义发动阿富汗战争后，紧接着又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萨达姆独裁政权侵犯人权为由发动了伊拉克战争，美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连续发动两场战争，对其他国家采取军事干涉手段，颠覆别国政权，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九一一”事件的突然发生，它刺激了美国在短时期内采取极端方式对外进行干涉，不仅不顾国际社会的一片反对之声，甚至不惜抛开联合国安理会。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和战后重建过程中耗费了十年的时间，而在阿富汗的行动至今还没有结束，甚至奥巴马政府在国内经济情势低迷的情况下却增加了在阿富汗的驻军，以支持卡尔扎伊政府，防止塔利班势力的卷土重来，虽然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和其后重建的过程中，伤亡人数已经远远超过在索马里的伤亡人数，但是却没有像在索马里行动中匆忙撤出。国际社会也不希望伊拉克和阿富汗成为下一个索马里，现今令全世界都头疼的索马里海盗，很大程度上即来源于1992年所进行的索马里干预的失败和不负责任的退出，两者的比较为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可选择性的影响做了最为生动的注释。

五、认知与媒体

西方媒体的报道中暗含一种历史文化框架，这种历史文化框架强化了精英主导的新闻框架模式，强化了“他们的危机，而不是我们的”这样一种认知，从而导致了西方国家在干涉与否、干涉时间的选择以及干涉重点的确定等方面存在严重的选择性倾向。

对于新闻报道而言，形成一种框架即意味着选择可被感知的现实的某些方面，并使它们在交流的文本中的地位变得突出，从而推动某些问题的定义、因果关系的解释、道德的评价以及建议措施的形成。而历史框架通常会导致一个新闻记者透过历史的角度来观察某个特定的战争，或者战争的某个方面。西方对于非洲的认知深深地打上了16、17世纪奴隶贸易的烙印，西方媒体仍然将非洲看做是“黑暗的大陆”，西方对非洲大陆和非洲人民的这样一种认知强化了非洲源自于奴隶时代的绝望和无助的形象，这成为种族偏见的基础，持续影响着普遍人权的实现。

“他们”和“我们”的二元分析深刻地体现了西方同非洲大陆在文化和身份认同上的巨大差异。框架的逻辑源自于普遍的、不受质疑的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主流的新闻媒体更倾向于使用这样的框架进行报道，结合西方新闻报道框架中的“历史性”，西方对于非洲大陆战争和冲突的新闻报道主要是在“奴隶贸易的历史包袱”、“种族仇恨”以及“黑暗、野蛮和绝望”这三个框架下进行的。

有关人道主义的新闻报道，是同呼唤感召式的报道模式联系最为紧密的，它需要激起西方公众对战争或其他人道主义灾难受害者的同情，推动西方发达国家采取行动缓解人道主义灾难。但是西方媒体基于历史和文化自我认知基础下的报道，过分强调文化的亲缘性、联系的紧密性以及历史经验的延续性，使得呼唤感召的作用被不适当地放大和扭曲，或掩盖了对人道主义危机背后政治性原因的探究，或者增强了西方民众和政治家对干预前景和未来发展的悲观预期。前者导致干预手段发生变化，而后者则疏远了外界和受害者之间的距离，使得支持政府采取不干涉政策的民众人数增加。而在引起民众共鸣的基础上对报道事件进行批判性的思考，进行关键性的考量，才是新闻记者的规范性实践活动，然而在非洲的人道主义灾难中，由感召而带来疏远的模式明显地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1984年的埃塞俄比亚饥荒中，BBC和其他主流媒体在“人间地狱”这样历史框架下所进行的报道固然激起了民众的共鸣，提升了干涉的紧迫性，但是也强化了人们对于非洲绝望的认知:只有神的干预，而不是人道主义的干预才能改变现状。“他们的危机，不是我们的危机”这种意识再次强烈凸显。此外，对于大饥荒的情感感召式的报道使得人道主义干预流于表面，而不去探究人道主义灾难发生的背景和政治性原因，不仅限制了人道主义危机的缓解，甚至无法保证相关的供应能到达受众手中。当时的门格斯图政府的官员在同美国官员就相关问题交换意见时，曾经说:在我们的战略中，实物是打击分离主义者的基本手段。1985年，当国际社会的援助物资正努力运抵提格雷饥民手中的时候，门格斯图政府所发动的第八次驱逐分离主义者的行动，却使他们遭受了更大的打击。相较于科索沃，那种在历史和文化上产生的亲缘性明显使得新闻报道的共鸣/批判模式的影响远远大于共鸣/疏远模式，这也成为北约强力介入科索沃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索马里危机而言，西方媒体则不适当地提升部族主义的高度，认为这是导致索马里出现军阀混战，进而产生人道主义危机的原因，部族主义代表着一种现代化的危机，代表着部族对破坏僵化传统和非理性信仰的影响的抵制，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无疑是困难的。正是在这种认知框架下，“恢复希望”行动必然是短命的，即使初期媒体对在索马里的干涉行动起了重大的支持作用，但毫无疑问对这种持久的、耗费巨大的行动的持续支持是不可能，尤其在媒体的镜头下，索马里武装分子拖着美国大兵的尸体游街，这种巨大的震撼对于美国的撤军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对于此，这样一种解释有着深刻的洞见:索马里年轻人在美国士兵死亡上所表现出的极度亢奋，是一种弱者战胜强者的欢愉，他们的欣喜在于将美国的权势踩在脚下，而不是杀死她的任何一个孩子。两种认识深刻地体现了认知的不对称性和根植于此的媒体报道的文化偏见。如果在后冷战时代，西方对于非洲转变的关注能如同对于欧洲的关注一样，那么也许战争就不会发生，在巨大的转变面前，非洲人的焦虑感也许会少很多，仇恨感也会因此而变得不那么强烈，对外部力量的介入的敌意也会因此消减，那么似乎在索马里的干预行动的时限、方式和结局都会发生重大的根本性改变，其同科索沃战争进程的差异也许就不会巨大。

六、联合国与安理会

联合国宪章赋予了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大使命，而这方面的权利又主要集中在联合国安理会。安理会具有对重大的国际事件进行评估，以确定其是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威胁，并确定应采取的相关行动。在冷战后时代，国际社会在“人道主义”原则下所进行的人道主义干预也主要是从人道主义危机对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造成威胁的角度进行的，而不是全面以西方国家的人道主义理论为依托的。人道主义危机所造成的难民潮对危机国的邻国会造成强烈的冲击，由于彼此在历史和地缘上的紧密联系，危机国内部的动荡很可能会产生溢出效应，对地区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联合国安理会对干涉的授权，也被普遍认为是确定对一国进行外部干涉是否合法的关键因素。

这里所讨论的联合国和安理会对干涉选择性的影响，并不是指源自于安理会结构中的美英法对中俄二元结构或者美英法、中和俄三元结构，而是讨论安理会在对外干涉手段、方式、时效和评估等方面的不完善和不全面刺激了对外干涉选择性和干涉主体自由裁量权的增强。

安理会决议中，“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恢复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表达方式，“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的原意更多的是体现联合国和安理会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缓解人道主义灾难的坚定决心和意志，但是这其中也包含着使用武力的含义，并且越来越多地被西方国家认为是一种可以对被干涉国使用武力的肯定表示。“一切必要手段”中体现了干涉手段的使用应该是多元化的，每种手段的使用应该同危机发展的阶段相适应，应该体现出一种“适时性”;但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使用什么样的手段、不同的干涉手段如何随着事态的发展而进行转换，都没有做出明确的、一以贯之的规定。既然缺乏固定的可以参考的标准，那么即使在两个相类似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干涉手段运用的差异。

联合国和安理会虽然作为对外干涉的主要发起者和授权者，但是它并不具有执行相关干涉所必须的基本实力，其对外行动仍然要依靠各会员国以国家手段来完成，因此干涉行动主要是联合国对外授权，并在某个国家、某些国家或者某个区域性国际组织的行动下完成的。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决议只能作为一个框架性的工具，其具有过于广阔的外延，难以紧密地对干涉的实施者进行有效的约束，随着干涉主体的变化，虽然基本框架没有变化，但是行动的实施却必然会打上不同行动主体的各自独特的烙印，行动主体基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国家习惯，在军事干涉中的指挥、部队编制、行动的模式、危机后的对被干预国在政治体制、经济模式和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塑造上，会凸显其不同其他的特性。

安理会的决议对于干涉措施的时效性通常是保持沉默的，特定行动的有效性到何时为止，是在某个确定的时间，还是在某个任务完成之后，通常是没有明确的规定的，并且随着干涉后重建的重要性日益加强，干涉活动也就变成了一项旷日持久的任务。美国从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直到近年来逐渐撤出伊拉克，前后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而在阿富汗的时间比这个更长，而且阿富汗的形势使得外部势力撤出阿富汗的前景变得极不明朗，这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某些干涉国家追求自我目标的欲望，从而为其采取有选择性的政策和行动提供条件。海湾战争期间，即使在对伊拉克的打击已经迫使其撤出科威特的情况下，美国和英国仍然反复强调，他们有权继续联合国的制裁，继续使用安理会的授权，使用武力打击萨达姆政权，直至其下台。原因就在于他们强调联合国决议的改变必须以新的决议来实现，而他们会对新的决议动用否决权。如果存在相关的时效性的规定，在所有的干涉行动中，干涉主体就会受到约束，很可能在干涉活动中按照固有标准所确定的时效行事。英美的政策主张固然体现了英美国家的对外干涉是基于自我国家利益进行的，但是不可否认，时效性的缺乏刺激了某些国家潜在的自我意志，从而有可能促使其在干涉活动中采取有差异的行动。

统一标准的缺失是干涉主体采取选择性手段的重要诱因，但是在没有固定标准的情况下，如果能够在现有的联合国框架内建立由有多国组成的、独立的和常设的机构对干涉活动的各方面进行适时的、审慎的评估，以形成对国家个体或区域性国际组织的约束，尤其是在利用安理会现有的二元结构对主要大国的行为构成一定的制约，那么也许可以减少选择性干涉出现的情况。即使在有统一标准的情况下，也需要对干涉活动进行评估，以使得抽象的标准适用于具体的现实情况。遗憾的是，就目前情况而言，虽然《保护的责任》推动了人道主义干预的具体实施，但根据相当一部分学者的分析，《保护的责任》中提出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标准还是存在一定的缺陷，并且其中在意图、手段和成功的机会等方面都需要具体的评估，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指导原则的统一标准的缺失导致干涉活动选择性的出现，而是评估手段和评估标准的统一性的缺失诱导了国家采取不同政策的意愿。

以上的种种不完善导致了联合国和安理会虽然在人道主义干涉的认定和授权方面具有决定性权力，但是对于人道主义干预的实施进程的影响能力却是有限的。目的的正义不能代表手段的正义，进程会导致结果出现实质性的变化，人道主义干预不一定会缓解人道主义危机，这一干涉悖论的探讨已经广泛见诸于西方学者的研究之中。正是没有受到严格监督和限制的自我裁量权成为滋生选择性行动的土壤。随着近些年来区域性组织的不断出现和发展，区域性组织对其成员国和周边国家实施基于人道主义理由的军事干预时有出现，北约对科索沃的武装干涉和西非经济共同体对利比里亚的干预，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两者的共同点非常明显:人道主义之理由、使用武力和无安理会授权，但前者受到各国谴责，而后者却在事后受到安理会的赞扬。他们的目的和结果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不是这里我们想讨论的问题，而事前行动、事后得到肯定的模式才是应该引起我们更为关注的问题。如果这种模式得到肯定，无疑也就肯定了干涉主体对于干涉进程自主裁量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这种没有制约的权力，没有统一的标准，赋予了干涉主体在干涉过程中极大的自由，他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会自我肯定，那么在以后出现相类似情况的时候，即使他所采用的手段与此前的不同，那么也会被其认定为是合理合法的。这种趋势可能会导致手段的滥用，也会削弱联合国的现有权威，更会危及联合国继续完善相关法规的努力。

七、选择性(selectivity)、合法性(legality)和正统性(Legitimacy)

以上讨论的因素，基本上都是在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或者事后肯定的情况下，会引发现实的干涉行为出现可选择性的因素。在现有的国际规范下，安理会的肯定就意味着合法性行为，但却只能部分代表行为的正统性。正统性意味着全部或者绝大多数国际社会成员对干涉行动从目的到手段再到结果的认可，但是由于现实条件的易变性和体系建构的缺失，即使得到认可的目的和结果，都有可能会因为干涉手段的缺乏监督而导致权力的滥用，就更不用说在正当目的下却造成不正当结果的干涉行为了。在联合国框架下的不作为和权力的滥用，也许不是违法的，但却是有损于其正统性的:一方面会给西方大国机会，以有效性和时效性为由，采取单边主义干涉;另一方面会导致中小国家离心性加强。如果联合国失去了可信性，虽然安理会能够继续命令各国政府，但其指令将失去光辉，看起来将更像是强国的以大欺小。

无论现在的有关于人道主义干预的争论是多么激烈，也难以摆脱其行为和部分准则已经存在的事实。人权与主权的争论更多的是造成国际社会结构性的对立，在不能消除国家利益和强权政治倾向的条件下，对于推动人道主义干涉的法制化和实施细则的规范化更有助于增强联合国的行动能力，更有助于抑制大国基于自我利益的军事干涉，也更有助于推动人道主义危机公正合理地解决，进而推动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

［1］刘锋贤．论冷战后美国军事干涉的选择性［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2)．

［2］李琳，游桂云．论保险业中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J］．保险研究，2003，(9)．

B82－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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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8520(2012)04－0086－06

2012－04－28

马宁(1986－)，男，黑龙江哈尔滨人，世界经济和政治教研部研究生。

［责任编辑:孙 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