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红，战 艳，杨叶平，白艳秋

(黑龙江科技学院，哈尔滨 150027）

二战后的东北亚安全动力与东北亚安全体系建构

孙 红，战 艳，杨叶平，白艳秋

(黑龙江科技学院，哈尔滨 150027）

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东北亚在安全动力上有全球层面的体系动力和区域固有的区域安全动力，二者相互独立又相互加强，二者均形成于冷战期间。冷战结束后，东北亚的体系安全动力和区域安全动力均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建构基于东北亚安全动力的超区域性和自在性这一现状，既要考虑到区域内国家的安全利益，也要考虑到域外干预力量的现实存在。

安全动力;超区域性;自在性;共同利益

如果区域中当地的国家的独立性越强，那么，区域安全动力就越不容易被域外安全动力覆盖。二战后初期，超级大国间的安全动力对东北亚区域的渗透几乎达到了覆盖的程度。韩国和日本两个弱权力的弱政权对美国存在着强烈的依赖性。1951年《美日安全条约》为美国在日本大量驻军提供了合法性，朝鲜战争使美国有机会在韩国保持大量的军事存在，美日韩间构成了美国主导的“南三角”。然而，在东北亚，随着中国内战的结束，中国虽然仍是一个弱权力国家，但已由弱政权转向强政权，外交上的独立性彰显;随着朝鲜停战协定的签署，朝鲜国家安全问题的独特性和外交上的独立性形成。中国和朝鲜虽然与苏联共同构成对抗“南三角”的“北三角”，但两国却都表现出较强的独立性，比如，饱受殖民主义之苦的两国即便在作为苏联坚定盟友的历史时期也未曾允许苏联在它们的领土上驻军。这样，正是因为中朝两国的独立性才使得东北亚区域安全动力在两极安全动力的严重渗透下得以继续发

一、冷战期间，东北亚安全动力的超区域性与自在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结构由多极结构演变为美苏两极结构，取代列强间多极安全动力的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间的两极安全动力，美苏间的安全动力渗透到包括东北亚在内的亚欧大陆的各地区。然而，较之19世纪中后叶东北亚安全动力被覆盖的一百年，两极结构下的东北亚安全动力呈现出的是超区域性和自在性并行的特点。

一百多年的殖民或半殖民统治、反殖民压迫过程中的西学努力，以及美苏对战后东北亚政治的安排和介入等多方面因素使东北亚地区的国家构成演变成中国、日本、朝鲜、韩国、蒙古等五个“主权国家”，无政府性的东北亚区域次体系形成的必要条件具备。然而，二战后初期，东北亚诸国尚未构成安全次体系即安全复合体，“因为区域安全复合体形成的先决条件是相关的单元是国际体系中的‘正常’成员，所谓‘正常’指的是他们拥有主权来制定自己的政策，并在权力上有能力与体系中的其他单元互动”［1］61。这涉及区域中的国家政权和国家权力的强弱，国家政权的强弱是指国家观念与国家制度的强弱以及由此导致其社会—政治凝聚力的强育，免受两极间安全动力的覆盖。

“从安全意义上讲，所谓‘区域’是指存在于一组国家间的一个清晰而重要的安全关系次体系，这个次体系中的诸国的命运因地理上的邻近而深嵌于彼此之间。”［2］188东北亚作为国际安全研究中的“区域”即区域安全复合体，其安全相互依存关系由一组安全动力构成。首先是日本侵略史后遗症。“在东北亚，在‘两超’全球层面的行动和强加于东北亚的安全动力背后，是一组活跃的区域安全动力，这组安全动力的一个子集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更早些时候悬而未决的后遗症，最显著的就是中朝韩三国存在着相当公开的对日本的恐惧和厌恶。”［1］131日本未对其军国主义进行彻底的清算和反思让地理上与日本邻近的三国对与日本间的历史恩怨无法释怀，加之，日本与中国、韩国等东北亚国家还存在领海、岛屿上的争端，使得现实争端与历史恩怨相互加强。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前，中国和朝鲜对日本的安全化常常被看做是冷战对抗的一部分，但是，这其中包含着一条强有力的、独立于美苏冷战的区域线索。韩国与日本在冷战中同站在美国的麾下，但是，韩国对日本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安全化，这种安全化也是阻碍由两个同盟构成的“南三角”发展成为三边同盟的重要因素。

在东北亚区域安全动力发育成熟的过程中，东北亚作为美国遏制苏联的第二战场或曰远东战场，美苏间的安全动力也在东北亚活跃着，并对东北亚的区域安全动力的另外一个子集的发育成熟产生影响，使其具有超区域性，这就是涉及朝韩两国的朝鲜半岛分裂问题和涉及中国的台海问题。这两个安全问题都涉及“不完全民族—政权”问题，即“一个民族被分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权，而且在每一个政权中，这个民族都是主体民族”［2］74。归属于同一民族的敌对的“不完全民族—政权”间几乎都自然而然地否定对方政权的合法性，民族重新统一被看成一项必须完成的伟业［2］75。在东北亚，两组“不完全民族—政权”统一问题的产生虽然与两极对抗密切相关，具有超区域性，但是，这两个问题一经形成便具有了相对独立性，无论是对三八线两侧的韩朝双方，还是对海峡两岸，统一问题是核心国家安全问题，不会因外部力量的介入而变得“可商量”，这使东北亚区域安全动力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凸显。

总之，二战结束后东北亚形成了区域固有的、自在的、清晰的区域安全动力，其不为域外安全动力所覆盖，但与此同时，美苏间的安全动力也十分活跃，全球安全动力和区域安全动力是理解冷战时期东北亚安全关系的两条主线。在冷战时期，两条线索汇合时，相互加强，这主要体现在两个联盟体系的形成上。“按照西方联盟理论的观点，联盟的存在和发展需要几个条件:相近或一致的意识形态，对威胁的共同认识，互补的安全利益等。”［3］在东北亚，“南三角”和“北三角”两个对抗性的联盟体系的形成验证了这一点。然而，在联盟体系存续期间一旦联盟存在的条件丧失，那么，联盟体系便面临瓦解的风险，这在东北亚体现在中苏关系的破裂上，20世纪60年代后期中苏在意识形态上、对威胁的感知上以及安全利益上发生重大分歧，导致中苏关系全面破裂，东北亚区域安全动力与两极安全动力发生分化。简言之，冷战期间东北亚安全动力总体上呈现出超区域性和自在性并存的特征。

二、冷战结束后的东北亚安全动力

“地区是由政治因素造就的。”［4］41冷战的结束，不仅意味着以两超为基础的物质权力结构崩溃，也意味着，两极安全动力和政治实践的消散。在东北亚，美国基于其新战略的政治实践在东北亚塑造着新的域外安全动力。此外，东北亚固有的区域安全动力因不同的政治实践而沿着不同的政治路线存在和发展着。

1．后冷战时代东北亚的全球性安全动力。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东北亚的战略安排转向防止地区霸权国的崛起。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将有望在地区挑战美国全球性霸权的国家称为“地缘战略棋手”，即有能力、有民族意志在其国境之外运用力量或影响去改变现有地缘政治状况以致影响美国的利益的国家，并将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地缘战略棋手［5］。美国学界和政界普遍认为中国会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中国”古意为“中央之国”，这个解释被包括布热津斯基在内的诸多美国学者作为中国有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意愿的论据之一。在政治实践上，美国充分利用冷战在东北亚留给美国的两大联盟遗产特别是美日联盟来遏制中国。遏制中国，防止其崛起为能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国家，成为冷战后东北亚的域外安全动力，为达到这一目的，美国不断强化其在东北亚的前沿军事存在。同时，美国在东北亚的战略部署也可以有效地配合美国在欧洲对俄罗斯战略空间的打压，远东如同冷战期间是遏制苏联的第二战场一样成为打压俄罗斯崛起的第二阵地。

2．后冷战时代的东北亚区域安全动力。东北亚的区域安全动力包括对日关系和国家统一问题两组。

中日间因恐惧、厌恶以及悬而未决的领海、岛屿争端而形成消极相互依存关系。中日间的敌对身份关系与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汇合，“日本是美国作为一个外来力量在东亚具有强大地位的关键”［6］。“冷战结束后，由于失去苏联的威胁，一段时期以来，日美同盟曾一度处于同盟漂流状态。但日美两国视中国为潜在对手，遏制中国成为地区强国是它们的共同战略利益。”［7］在经历了冷战结束初期的迷茫后，美日同盟因此得到重新确立和强化。然而，长期以来由于中日互为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形成了中日间经济上的积极相互依存。所以，两国大体上能妥善地管理热点问题，使之免于升级为冲突，使中日间的敌对身份结构成为一座活跃度不那么高的政治火山。随着美国在东北亚战略部署的强化，韩日关系处于美韩关系和美日关系的从属地位，但两国间的历史问题和独岛争端仍悬而未决，使韩日关系充满变数。朝日关系因朝鲜与“南三角”对峙的强化而使敌对性加强。

东北亚的另一组区域安全动力即“部分民族—政权”统一问题，因不同的政治路线和政治实践而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就台海问题而言，中国早在冷战中后期便调整了对台海问题的政治路线:1979年1月1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两岸结束军事对峙状态，提出两岸三通，扩大两岸交流;1981年10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提出“有关和平统一台湾的九条方针政策”;1982年1月10日，邓小平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来实现两岸统一;1983年6月25日，邓小平又进一步阐述了实现台湾和祖国大陆和平统一的六条具体构想。和平统一台湾成为中国的优先选择。冷战结束后，“台独”成为台海问题新的动向，为此，在强调两岸和平统一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对“台独”分子的猖獗气焰予以有力的回应，1995年1月30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表题为《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2005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反分裂国家法》。虽然冷战结束后，台海问题因李登辉访美、民进党执政时期大搞“台独”而几度升温，但是，2008年以来，两岸本着“先易后难、求同化异、循序渐进、积极稳妥和先经济后政治”的原则积极推动两岸交流的扩大，两岸的互动呈现出良性发展的态势，2008年12月15日，两岸大三通全面启动，2010年9月12日，《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实施。台海问题虽尚未得到彻底的解决，但是，随着两岸良性互动的发展，台海问题这组因域外力量介入而产生的安全动力的活跃度大大降低。

朝鲜半岛问题则沿着另外一条政治路线发展着。冷战已经结束21年。然而，对于平壤来说，冷战并没有结束，朝鲜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国家的发展道路选择都没能真正融入到冷战后的全球一体化发展进程，因而在变化了的地区安全环境中朝鲜的“不安全感”从来没有真正改善过［8］。冷战期间，中朝苏“北三角”共同对抗美韩日“南三角”，冷战结束后，中朝、俄朝发生政策的重大分歧，“这是导致联盟分离的重要动因之一”［3］52，中国和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分别与韩国建立外交关系，“北三角”不复存在，朝鲜独自面对权力不断加强的“南三角”。

对于朝鲜来说，其所面临的国家安全威胁是多维的:军事上，美韩同盟和美日同盟的前沿军事存在以及频繁军演;政治上，朝鲜与“南三角”的支撑性意识形态彼此冲突;经济上，美国不断发起对朝鲜经济制裁，朝鲜面临的经济威胁不是国际经济竞争中的风险和剥削，朝鲜被隔离在国际经济体系之外，承受着比剥削和风险更沉重的痛苦，即没有机会被剥削，没有机会冒险。“国民经济是国家物质基础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同时它也与国家支撑性意识形态以及国家的制度要素有很强的联系”［9］127，如果朝鲜长期无法解决其面临的经济威胁，那么，其支撑性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存在基础都会受到侵蚀。冷战后，朝鲜陷入了一个威胁密布的安全问题网中。“这些威胁和国家的脆弱性激荡并形塑着国家的不安全性。”［9］143应对威胁的手段有很多种，安全化是最后的手段，然而，对于朝鲜来说，除了将军事威胁、政治威胁、经济威胁安全化，朝鲜没有其他的权力资源可以利用。核选择被朝鲜认为是性价比最划算的安全化方式，然而，通过追求核武器来进行“自助”的方式不仅加剧了与“南三角”的战略性对抗，而且遭受了来自美国更严厉的制裁和孤立打击，朝鲜与“南三角”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遏制—反遏制”的循环。朝鲜半岛问题这组东北亚区域安全动力不断加强，成为东北亚最活跃的区域安全动力。

三、东北亚区域安全体系建构模式

迄今为止，东北亚还没有形成常设的官方安全机制，不能对地区安全问题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协调。但第二次朝核危机的爆发以及中国为解决朝核问题而倡导的六方会谈，使人们看到东北亚安全机制形成的希望，可以说朝核问题是“在东北亚建立多边安全机制的催化剂”［10］，它以危机的形式从负面促使人们关注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建立。

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以后，针对朝核问题东北亚出现了多个多边安全对话机制，比如由中、美、朝参加的三方会谈以及由中、美、朝、韩、日、俄参加的六方会谈，其中最重要的是六方会谈。自2003年8月第一轮六方会谈至今六方会谈已经举行了六轮，这将朝核问题的解决纳入外交轨道，使朝美双方能够坐到同一个谈判桌上，并能在双方陷入僵局的时候，各方特别是中国积极斡旋，几度挽救了险些失控的局面，使各方最终回到谈判桌上，并且各自做出不同程度的让步，最终推动六方会谈朝着实质性解决朝核问题的方向发展。

六方会谈虽未能彻底解决朝核问题，并因朝核问题的升温而几度搁浅，但六方会谈为陷入困境难以突破的朝核问题提供了一个由东北亚多方展开安全合作与对话的平台，将与朝核问题安全利益相关各方集中到一个谈判平台，就各方共同关心的地区安全问题的解决进行磋商、协调，这为东北亚建立制度化的地区安全机制以解决地区安全问题提供了一定的经验，是东北亚安全合作的一次尝试。在六方会谈的框架下，朝核问题和平解决的进展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以此推动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问题，特别是“二一三”共同文件规定建立东北亚和平与安全机制工作组，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建立问题已经正式提上了政治议程，为解决东北亚地区安全关切问题提供一个制度化的平台成为学界和政界的共同关注。

全球体系层面的安全动力和区域安全动力交织，相互独立且又相互交织的现状，使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建立应该更多的建立在利益的协调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认同的基础上，各方一贯强调六方会谈在解决朝核问题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因为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符合各方的安全利益。“形成多边主义合作的本质力量并非是单纯的‘制度设计’，而是利益的推动。多边主义合作的制度形式是由需要推动的利益的复杂性和能够产生的通过多边方式协调利益的重要性所决定的。”［11］利益重合度是建构东北亚安全机制的重要基础，各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是既有利益重合也有利益分歧。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防止地区热点问题升级，符合各方的安全利益，这应该成为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出发点。

“东北亚安全问题有两类:冷战遗产问题和未来秩序竞争问题。”［12］在防止地区热点问题即冷战遗产中的台湾问题和朝鲜半岛问题升级上，各方是有着共同利益的，但对于这些问题的根本解决各方又存在根本的利益分歧。东北亚的冷战遗产还包括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对于这些同盟的发展方向，中国与各方特别是与美日存在着较大的战略利益分歧，这些问题的解决直接牵扯到东北亚的安全秩序的转变，各国都希望在地区安全机制的建立过程中掌握主动，以提升自己在东北亚安全秩序中的位置，这些都是东北亚各国在地区安全上的战略利益差异，这些差异决定了未来的东北亚安全机制不会具有较强决策力和执行力，而是一种类似东盟地区论坛那样的松散的官方论坛，一方面能够为地区安全问题的磋商提供一个平台，使各方在磋商过程中进行利益协调，找到利益的平衡点，增加互信，开展预防性外交，为孕育更成熟的地区安全机制奠定基础。

［1］Barry Buzan，Ole Waver，Regions and Powers: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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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帆．美国的亚太联盟［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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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游博．崛起中的中日关系［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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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金熙德．“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评估与展望”笔谈之“东北亚安全结构与中国的应对”［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9)．

D815.5

A

1008－8520(2012)04－0082－04弱，国家权力的强弱是指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能力，特别是军事能力。在二战后初期东北亚五国非战败国即刚摆脱被压迫地位的新生国家，不是百废待兴的弱权力国家，就是国家观念和国家制度尚不成熟的弱政权，诸国的外交选择和外交战略深受两极的影响。“二战结束后，东北亚的区域安全动力并没有即刻显现，而是迟缓地发育着，东北亚主要的安全动力为国内层面和全球层面，比如中国的内战、美国的对日单独占领以及美苏对朝鲜的共同占领”［2］131。

2012－05－0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09YJCGJW005)

孙红(1976－)，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副教授。

［责任编辑:梁桂芝］